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 學术文论
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下）
三大基本目标
中国独立边缘各各分散的自由写作，因了袁红冰等自由作家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而有了巨大的向心力，同时又无可遏止地向着更为宽阔的文学/文化创造空间幅射。在本文看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以三项根本任务形成三大基本目标：一、重造现代士人；二、辩识精神资源；三、着重人格构建。有“人”才会有其他，有一切！重造中国现代士人，应成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核心的追求！这也应当是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不断展开的总主题。笔者欣喜地感到，这个问题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虽然提法不一，却正在成为诸同仁的共识。
重造现代士人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经过一番又一番挖根移植，传统文化千年以降的优性特质已荡然无存！——由此须对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加审理；特别是极权系统对中国知识界推行的一波又一波“洗脑运动”与无孔不入的“灌肠教育”， 使今日中国“文盲”无多“心盲”特盛；不作公民甘为顺民，不是工具，就是祭品！岂有“君子不器”之品格！躲避崇高，趋奉流俗，良知遮蔽、操守缺失，贪金拜物，为所欲为，竟成文化人的时髦——整个华夏中国知识界已在事实上整体崩溃。
“中国现代士人”是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有意从含混不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剥离出来的一类人。这是一些具有新型民主自由与人权意识的知识者，本文一律将其称之为“中国现代士人”，以取代“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令人羞于提起的称谓。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写作，自由的表达是他们的根本标识。这样的人是自由思想之士，自由写作之士，自由表达之士——决非虽有某些知识却只会协从专制依附极权的奴才顺民！同时，中国现代士人又始终以真理追求区别于传统士人的尊皇忠君，构成现代士人的基本要素有四：独立品格—人权尊严—公义责任—自由精神。
独立品格：在此，不妨援引笔者论述中国“个体先锋”时提到的“五独立”：
个体先锋的独立，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特立独行：
一、向官方的权势话语、主流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不胁从于极权政治；
二、向社会的商品话语、市场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钱币腐蚀的警惕；
三、向民间的盲从话语、庸众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民粹主义的舍弃；
四、向媒体的媚俗话语、炒作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流俗导向的审视；
五、向文人的自恋话语、苟且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良知道义的担当。
个体先锋的独立，便是在这五个方面的抗争、审察与批判。
有别于独断主义，独立品格同时也指向相互竟争多元共生的平等。[①]在自由文化运动中，领军人物与跟进群体中的各个体在人格上完全平等，不存在人格上的等级性。“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谁也无须对谁顶礼膜拜！谁也无须面对手持权杖的主宰者的骄横，而是面对经由自己选出的公仆伟大的谦恭！”[②]
人权尊严：这里的人权，更多地指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这里的尊严，是意识到作为人的尊贵价值。因此，人权尊严是人能自重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意识到捍卫自身价值的严肃意义而能将这种严肃意义推及他人，从而将自利与利他融为一体。
公义责任：是意识到自身与社会大众的血肉关联。现代士人在复活传统优性价值重新确认中国传统优性文化人格之时，胸中会响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音之声。
自由精神：自由精神轻视将自由狭隘化的私我意气或任性胡为，使自由成为自私自利自得其乐的玩品；自由精神推崇既能内守诗性生命的不受约束，又外求与天地人之气息全幅相通的精神旨趣。显然，盲从外在的非理与不义，内心的自由就随之减损；若甘心被时尚物欲污染，自由之心镜就蒙受污垢。这种自由既是自我的，又是非私我的；它是对私欲的超越而趋向“无我”状态的澄明。
独立品格如同骨架，人权尊严如同血液神经，公义责任有如皮肉，而自由精神，则是现代士人活泼泼的精气与灵魂。这四者相互交织，互相渗透为骨肉调匀，气血饱满的生命体。我们设想，独立品格—自由精神—人权尊严—公义责任这四大要素的具备，会造就未来中国现代士人生龙活虎的文化人格，这也应当是未来中国公民形象与国人整体形象的重新书写。
中国“知道分子”整体堕落，已不能指望集群式的崛起[③]——中国知识人只能一个一个的清醒，一个一个的觉悟，一个一个的站立起来，一个一个地成为中国现代士人！
辩识精神资源
笔者认同的“精神资源”，是既能“修身”也能“应世”， 既能“自救”亦能“救人”，既“利已”也“利他”——能真实的给社会带来远离苦难，趋赴安乐的方向和道路——精神资源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精神资源就是真理！如果要说得更简明，一言以蔽之，精神资源就是“道”！
今人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亦未必深究。古之圣贤对“道”的看重，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即可见“道”的重要！意味着“君子”（今为现代士人）在“辩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道”以后，即可随时准备为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可见其将宝贵人生对真理的寻求放在了何等的位置。古今中外，像裴多菲似的“为了爱情可以牺牲生命，为了自由又将爱情牺牲”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道”加以清明的比较辩识，是现代士人抉择未来的起码原则。本文之所以提出“辩识”精神资源的问题，是基于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不断重蹈覆辙的惨痛！例如，中外共产党人也曾以“解放全人类同时也解放自己”的马教毛想作为真理，为此“道”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殉之”者何止千万！可如此惨重的“殉道”，即便白骨如山又如何？！
那么，对于人类迄今为止所寻求所确认的种种“真理”，首先以清明的理性加以辩识，而决不盲信盲从，绝非多此一举。如果我们今天的努力不过是对前人“误道”的“复制”，造成又一轮恶性循环！我们不如干脆不作为，“坐等戈多”的好！比如，不断增长的现代经济剌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否为人类走向自由的“正道”？ 又如，当今士人都十分热衷于“民主化”的救国之“道”，但丘吉尔“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这一名言，却大可咀嚼[④]。对于各种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表现的文化资源，真正的现代士子都不妨投以“辩识”的眼光去质疑、在了解的基础上作出取舍。比如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一般来说是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本可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元素，却被专制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弹压，那是病急自作孽了！
古之圣贤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资源，是否为现代人真正领会，正确实施与践行，其实是很大的疑问！比如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仇恨的化解；儒家“君子忧道不忧贫”地积极入世，以修、齐、治、平一整套文化方略“构建和谐社会”；道家追求的遗世独立，“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极境；至于佛教那一种追求澄明无我的终究大觉悟：在人生观上既能积极入世地践行完全利他式的大乘事业——“我不入地狱（受难），谁入地狱！”——以“善巧方便”的万千“法门”忘我地救度众生（即所有的生命形态，包括怨恨敌仇在内）——“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苦难）不空，誓不成佛”；又能以“自证”与“自悟”，努力让自身超然于“世间八法”之外[⑤]，通达时时无碍，处处无碍的事事无碍，最后以“明心见性”证悟生命本来面目，抵达最终的成佛（“佛”即终极大觉悟、终极大自由）境界。更值得现代士人以清明的理性辩识，重新去深入这一精神资源！
“文化复兴不可能从零开始……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资源还是西方的传统资源，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而不是盲目排斥。”笔者完全认同白光先生这一看法：“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释、道，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考验，广为普通民众接受，说明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真正解决各种人生问题。”的确，“古代的物质文明远远比不上现代，但并不能说明古人的智慧不如今人。”[⑥]真能辩识传统文化优性精神的现代士人，比如余樟法（东海一枭），因其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其人格与诗文自能积极应世，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冲浪自如，成为引人激赏的特出人物。又如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对孔子《春秋》所蕴含的“公羊学”阐释，笔者读罢，方知儒家在“心性儒学“之外，还有一整套“政治儒学”，其应世、救国、改制、立法的理念体现的文化方略，亦并不逊于民主宪政思想！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构建，儒学之公羊思想不无可操作性，甚至更富启示性！[⑦]
重在人格构建
对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其中的特出者、领军人还是现代士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人格构建的难题。
之所以说难题，既有近百年的历史教训，也有对当今自由民主阵线不断出现纷争的担忧。从人格构建上说，中国现代士人的“自省”、“自察”、“自剖”与“自审”，更应甚于外揭、外斗、外批与外责。
自私、自恋；懦弱、苟且；短视、小气；冷漠、颓懈；霸道、蛮横；骄矜、傲慢；偏狭、极端；仇恨、猜忌；嗜权、贪婪；放任、自执；固执已见、刚愎自用；以及犬儒主义，独断主义等等，这20多种负面人格因子或恶劣人性质素，都是中国现代士人所应警惕，所应自省自审的。
比如对“独立”的理解，若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就不会仅仅是一种不为物役，不为形役、不为事役等外在力量所役的外向姿态，同时更意味着内在的操守。即不为贪役、不为名役、不为誉役、不为利役、不为仇役、不为嫉役、不为傲役……等等，一名话，不为心役！这种种内在的守志性独立，比外在的抗争式独立，当然更加艰难，层次也更高！所谓“千千为敌，一人胜之；未若自胜，为战中上。”（《法句经/述千品》）
人格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源丰富，现代士人的人格构建应该是传统文化人格的优性承传，儒家善于融通不同文化的宽容襟抱，其所信守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念；佛家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等等品格操守，亦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士子！多少中国志士仁人，几多中华巾帼斗士的成长与彰显，正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优性品格元素所滋养与造就。
对于中国现代士人的人格构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罗姆对于未来新人结构21种内涵的设想，亦颇有启示性：
1．随时准备为了彻底的存在而放弃形形色色的占有。
2．沉着、稳重、自信。这一切基于我即是我的信念；基于与他人休戚相关的需要；基于兴趣、爱以及与周围世界的一致。而不是基于去占有、去私囤和去控制世界、以及因此而变做个人占有的奴隶的愿望。
3．承认这一事实，即除了我们自已以外，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能赋予生活的意义；如此，这种彻底的独立自主和一无所有才可以成为一种全面富于责任心的、献身于给予和分享的存在的先决条件。
4．具有随时随地绝对注重现实的能力。
5．以给予和分享为乐，而不以财富和全力剥削他人为乐。
6．在生命的各种表现中去感受对生活的热爱和敬重。并明白神圣的不是物，不是权力和死亡，而是生命及一切促进生命成长的事物。
7．竭诚努力去减少一个人可能会有的一切贪欲，憎恨和想入非非。
8．有能力不崇拜偶象、脱离幻想而生活。因为如此才算达到了一个人再无须幻想的人生境界。
9．努力发展自已爱的能力和批判地、理智地思考的能力。
10．有能力克服自悲情绪，并接受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局限。
11．懂得自己及他人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
12．明白的遵守纪律和承认现实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
13．知道唯有在一种结构内部进行的成长才是健康的。并善于区别作为生命标志的“结构”与作为呆滞、死亡标志的“制度”。
14．发展自我的想象力，但不仅仅是为了逃避种种不可忍受的条件，而是作为对各种现实可能性的预见。
15．不欺骗人，也不受人欺骗。人可以正派，但不可以幼稚。
16．认识自我。不仅仅认识显意识中的自我。而且要了解潜意识中的自我。对后者，每个人心底都是有一种潜在的了解的。
17．与一切有生命之物息息相通，因而能放弃侵占自然、征服自然、盘剥自然、强奸自然及破坏自然的目的。相反，要力争理解自然，与自然合作。
18．不是将自由理解为任意，而是理解为人的自在之可能。不是作为一个放荡，为所欲为的人，而是作一个能随时准确、平衡地做出生长或衰亡、活着或死亡的选择的人。
19．知道恶和毁灭是生长受阻时的必然结果。
20．懂得只有少数人能在所有这些修养方面达到完美境界，因而没有“达此目的”之虚荣。时刻牢记着，这样一种虚荣心只不过是变相的贪婪与占有。
21．不论命运允许我们达到的遥远未来是什么，在这不断生长的生命过程中，都要轻松快乐。因为依照人之所能去清醒而本能地生活，这本身已如此地令人快乐，使人不会再去顾虑能实现什么或不能实现什么。[⑧]
以上述种种为做人准则，这个奴性化的顺民社会，方可望向世界公民社会作根本性的转型。
结语
只要中国极权主义机制不变，权钱合谋的格局存在，真正自由的国人写作仍然远在他乡；自由表达独立不倚的文学理想与艺术精神所向往的那片无限自由的话语场，绝然还是幻景！于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信念重新为中国现代士人凸现出来，这必然体现为对于良知、道义、公利的责任；不为权势迫压与私欲名利动摇的意志；毫不妥协地对自由信仰与文化理想的坚守等等，这些水晶品质，是真正的自由士子不可摇撼的根基。
让真正的自由文学/文化运动成为人类自身救度的方舟！在健全的自由思想面前，一切独断的、各行其事的、怒气冲冲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终究可以消解！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和谐的追求，对于生命尊严和自由神圣的捍卫；意谓着千百年来横亘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类社会的种群与种群、族群与族群、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国家与国家等等人与人之间的猜疑、憎恨和冲突，不断得到化解。让我们以最高的自由为目标去寻求自身的完美，让“使人生活得更好”或“让人类更好地生活”的理想境界不断实现。
2006年11月8日初稿；
2006年11月13日三稿；
2006年11月18日四稿。
[①] 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中有一句诗意盎然的话，最好不过地描述了这种情形，“当姿态万千的野花在原野开放时，我看见形状在形状和形状之间呢。”
[②]黄翔《内外风景•绿色民主》，电子文本；
[③] 请参见笔者《论“个体先锋”》一文中“中国诗人的群体阳萎”一节；
[④] 制度决定论的局限，可参见白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盲区——制度决定论评析》一文，“民主制度的建立、维系还需要有一套道德准范来对人形成内部约束。……内在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外在制度的约束一样都不能少，否则就不能建立和维系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没有秩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此文首发《自由圣火》；
[⑤] “得失、苦乐、称讥、毁誉”，佛家称之为“世间八法”。龙树菩萨说：“得与失、苦与乐，称扬与讥讽，毁谤与赞誉，这些世间八法不是我心所求。它们对我而言，都是一样。”
[⑥] 白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盲区——制度决定论评析》：
[⑦]见蒋庆《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
[⑧] 弗罗姆《占有或存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P155－157；
（全文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下）
三大基本目标
中国独立边缘各各分散的自由写作，因了袁红冰等自由作家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而有了巨大的向心力，同时又无可遏止地向着更为宽阔的文学/文化创造空间幅射。在本文看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以三项根本任务形成三大基本目标：一、重造现代士人；二、辩识精神资源；三、着重人格构建。有“人”才会有其他，有一切！重造中国现代士人，应成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核心的追求！这也应当是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不断展开的总主题。笔者欣喜地感到，这个问题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虽然提法不一，却正在成为诸同仁的共识。
重造现代士人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经过一番又一番挖根移植，传统文化千年以降的优性特质已荡然无存！——由此须对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加审理；特别是极权系统对中国知识界推行的一波又一波“洗脑运动”与无孔不入的“灌肠教育”， 使今日中国“文盲”无多“心盲”特盛；不作公民甘为顺民，不是工具，就是祭品！岂有“君子不器”之品格！躲避崇高，趋奉流俗，良知遮蔽、操守缺失，贪金拜物，为所欲为，竟成文化人的时髦——整个华夏中国知识界已在事实上整体崩溃。
“中国现代士人”是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有意从含混不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剥离出来的一类人。这是一些具有新型民主自由与人权意识的知识者，本文一律将其称之为“中国现代士人”，以取代“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令人羞于提起的称谓。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写作，自由的表达是他们的根本标识。这样的人是自由思想之士，自由写作之士，自由表达之士——决非虽有某些知识却只会协从专制依附极权的奴才顺民！同时，中国现代士人又始终以真理追求区别于传统士人的尊皇忠君，构成现代士人的基本要素有四：独立品格—人权尊严—公义责任—自由精神。
独立品格：在此，不妨援引笔者论述中国“个体先锋”时提到的“五独立”：
个体先锋的独立，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特立独行：
一、向官方的权势话语、主流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不胁从于极权政治；
二、向社会的商品话语、市场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钱币腐蚀的警惕；
三、向民间的盲从话语、庸众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民粹主义的舍弃；
四、向媒体的媚俗话语、炒作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流俗导向的审视；
五、向文人的自恋话语、苟且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良知道义的担当。
个体先锋的独立，便是在这五个方面的抗争、审察与批判。
有别于独断主义，独立品格同时也指向相互竟争多元共生的平等。[①]在自由文化运动中，领军人物与跟进群体中的各个体在人格上完全平等，不存在人格上的等级性。“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谁也无须对谁顶礼膜拜！谁也无须面对手持权杖的主宰者的骄横，而是面对经由自己选出的公仆伟大的谦恭！”[②]
人权尊严：这里的人权，更多地指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这里的尊严，是意识到作为人的尊贵价值。因此，人权尊严是人能自重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意识到捍卫自身价值的严肃意义而能将这种严肃意义推及他人，从而将自利与利他融为一体。
公义责任：是意识到自身与社会大众的血肉关联。现代士人在复活传统优性价值重新确认中国传统优性文化人格之时，胸中会响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音之声。
自由精神：自由精神轻视将自由狭隘化的私我意气或任性胡为，使自由成为自私自利自得其乐的玩品；自由精神推崇既能内守诗性生命的不受约束，又外求与天地人之气息全幅相通的精神旨趣。显然，盲从外在的非理与不义，内心的自由就随之减损；若甘心被时尚物欲污染，自由之心镜就蒙受污垢。这种自由既是自我的，又是非私我的；它是对私欲的超越而趋向“无我”状态的澄明。
独立品格如同骨架，人权尊严如同血液神经，公义责任有如皮肉，而自由精神，则是现代士人活泼泼的精气与灵魂。这四者相互交织，互相渗透为骨肉调匀，气血饱满的生命体。我们设想，独立品格—自由精神—人权尊严—公义责任这四大要素的具备，会造就未来中国现代士人生龙活虎的文化人格，这也应当是未来中国公民形象与国人整体形象的重新书写。
中国“知道分子”整体堕落，已不能指望集群式的崛起[③]——中国知识人只能一个一个的清醒，一个一个的觉悟，一个一个的站立起来，一个一个地成为中国现代士人！
辩识精神资源
笔者认同的“精神资源”，是既能“修身”也能“应世”， 既能“自救”亦能“救人”，既“利已”也“利他”——能真实的给社会带来远离苦难，趋赴安乐的方向和道路——精神资源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精神资源就是真理！如果要说得更简明，一言以蔽之，精神资源就是“道”！
今人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亦未必深究。古之圣贤对“道”的看重，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即可见“道”的重要！意味着“君子”（今为现代士人）在“辩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道”以后，即可随时准备为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可见其将宝贵人生对真理的寻求放在了何等的位置。古今中外，像裴多菲似的“为了爱情可以牺牲生命，为了自由又将爱情牺牲”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道”加以清明的比较辩识，是现代士人抉择未来的起码原则。本文之所以提出“辩识”精神资源的问题，是基于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不断重蹈覆辙的惨痛！例如，中外共产党人也曾以“解放全人类同时也解放自己”的马教毛想作为真理，为此“道”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殉之”者何止千万！可如此惨重的“殉道”，即便白骨如山又如何？！
那么，对于人类迄今为止所寻求所确认的种种“真理”，首先以清明的理性加以辩识，而决不盲信盲从，绝非多此一举。如果我们今天的努力不过是对前人“误道”的“复制”，造成又一轮恶性循环！我们不如干脆不作为，“坐等戈多”的好！比如，不断增长的现代经济剌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否为人类走向自由的“正道”？ 又如，当今士人都十分热衷于“民主化”的救国之“道”，但丘吉尔“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这一名言，却大可咀嚼[④]。对于各种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表现的文化资源，真正的现代士子都不妨投以“辩识”的眼光去质疑、在了解的基础上作出取舍。比如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一般来说是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本可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元素，却被专制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弹压，那是病急自作孽了！
古之圣贤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资源，是否为现代人真正领会，正确实施与践行，其实是很大的疑问！比如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仇恨的化解；儒家“君子忧道不忧贫”地积极入世，以修、齐、治、平一整套文化方略“构建和谐社会”；道家追求的遗世独立，“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极境；至于佛教那一种追求澄明无我的终究大觉悟：在人生观上既能积极入世地践行完全利他式的大乘事业——“我不入地狱（受难），谁入地狱！”——以“善巧方便”的万千“法门”忘我地救度众生（即所有的生命形态，包括怨恨敌仇在内）——“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苦难）不空，誓不成佛”；又能以“自证”与“自悟”，努力让自身超然于“世间八法”之外[⑤]，通达时时无碍，处处无碍的事事无碍，最后以“明心见性”证悟生命本来面目，抵达最终的成佛（“佛”即终极大觉悟、终极大自由）境界。更值得现代士人以清明的理性辩识，重新去深入这一精神资源！
“文化复兴不可能从零开始……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资源还是西方的传统资源，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而不是盲目排斥。”笔者完全认同白光先生这一看法：“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释、道，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考验，广为普通民众接受，说明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真正解决各种人生问题。”的确，“古代的物质文明远远比不上现代，但并不能说明古人的智慧不如今人。”[⑥]真能辩识传统文化优性精神的现代士人，比如余樟法（东海一枭），因其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其人格与诗文自能积极应世，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冲浪自如，成为引人激赏的特出人物。又如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对孔子《春秋》所蕴含的“公羊学”阐释，笔者读罢，方知儒家在“心性儒学“之外，还有一整套“政治儒学”，其应世、救国、改制、立法的理念体现的文化方略，亦并不逊于民主宪政思想！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构建，儒学之公羊思想不无可操作性，甚至更富启示性！[⑦]
重在人格构建
对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其中的特出者、领军人还是现代士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人格构建的难题。
之所以说难题，既有近百年的历史教训，也有对当今自由民主阵线不断出现纷争的担忧。从人格构建上说，中国现代士人的“自省”、“自察”、“自剖”与“自审”，更应甚于外揭、外斗、外批与外责。
自私、自恋；懦弱、苟且；短视、小气；冷漠、颓懈；霸道、蛮横；骄矜、傲慢；偏狭、极端；仇恨、猜忌；嗜权、贪婪；放任、自执；固执已见、刚愎自用；以及犬儒主义，独断主义等等，这20多种负面人格因子或恶劣人性质素，都是中国现代士人所应警惕，所应自省自审的。
比如对“独立”的理解，若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就不会仅仅是一种不为物役，不为形役、不为事役等外在力量所役的外向姿态，同时更意味着内在的操守。即不为贪役、不为名役、不为誉役、不为利役、不为仇役、不为嫉役、不为傲役……等等，一名话，不为心役！这种种内在的守志性独立，比外在的抗争式独立，当然更加艰难，层次也更高！所谓“千千为敌，一人胜之；未若自胜，为战中上。”（《法句经/述千品》）
人格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源丰富，现代士人的人格构建应该是传统文化人格的优性承传，儒家善于融通不同文化的宽容襟抱，其所信守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念；佛家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等等品格操守，亦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士子！多少中国志士仁人，几多中华巾帼斗士的成长与彰显，正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优性品格元素所滋养与造就。
对于中国现代士人的人格构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罗姆对于未来新人结构21种内涵的设想，亦颇有启示性：
1．随时准备为了彻底的存在而放弃形形色色的占有。
2．沉着、稳重、自信。这一切基于我即是我的信念；基于与他人休戚相关的需要；基于兴趣、爱以及与周围世界的一致。而不是基于去占有、去私囤和去控制世界、以及因此而变做个人占有的奴隶的愿望。
3．承认这一事实，即除了我们自已以外，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能赋予生活的意义；如此，这种彻底的独立自主和一无所有才可以成为一种全面富于责任心的、献身于给予和分享的存在的先决条件。
4．具有随时随地绝对注重现实的能力。
5．以给予和分享为乐，而不以财富和全力剥削他人为乐。
6．在生命的各种表现中去感受对生活的热爱和敬重。并明白神圣的不是物，不是权力和死亡，而是生命及一切促进生命成长的事物。
7．竭诚努力去减少一个人可能会有的一切贪欲，憎恨和想入非非。
8．有能力不崇拜偶象、脱离幻想而生活。因为如此才算达到了一个人再无须幻想的人生境界。
9．努力发展自已爱的能力和批判地、理智地思考的能力。
10．有能力克服自悲情绪，并接受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局限。
11．懂得自己及他人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
12．明白的遵守纪律和承认现实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
13．知道唯有在一种结构内部进行的成长才是健康的。并善于区别作为生命标志的“结构”与作为呆滞、死亡标志的“制度”。
14．发展自我的想象力，但不仅仅是为了逃避种种不可忍受的条件，而是作为对各种现实可能性的预见。
15．不欺骗人，也不受人欺骗。人可以正派，但不可以幼稚。
16．认识自我。不仅仅认识显意识中的自我。而且要了解潜意识中的自我。对后者，每个人心底都是有一种潜在的了解的。
17．与一切有生命之物息息相通，因而能放弃侵占自然、征服自然、盘剥自然、强奸自然及破坏自然的目的。相反，要力争理解自然，与自然合作。
18．不是将自由理解为任意，而是理解为人的自在之可能。不是作为一个放荡，为所欲为的人，而是作一个能随时准确、平衡地做出生长或衰亡、活着或死亡的选择的人。
19．知道恶和毁灭是生长受阻时的必然结果。
20．懂得只有少数人能在所有这些修养方面达到完美境界，因而没有“达此目的”之虚荣。时刻牢记着，这样一种虚荣心只不过是变相的贪婪与占有。
21．不论命运允许我们达到的遥远未来是什么，在这不断生长的生命过程中，都要轻松快乐。因为依照人之所能去清醒而本能地生活，这本身已如此地令人快乐，使人不会再去顾虑能实现什么或不能实现什么。[⑧]
以上述种种为做人准则，这个奴性化的顺民社会，方可望向世界公民社会作根本性的转型。
结语
只要中国极权主义机制不变，权钱合谋的格局存在，真正自由的国人写作仍然远在他乡；自由表达独立不倚的文学理想与艺术精神所向往的那片无限自由的话语场，绝然还是幻景！于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信念重新为中国现代士人凸现出来，这必然体现为对于良知、道义、公利的责任；不为权势迫压与私欲名利动摇的意志；毫不妥协地对自由信仰与文化理想的坚守等等，这些水晶品质，是真正的自由士子不可摇撼的根基。
让真正的自由文学/文化运动成为人类自身救度的方舟！在健全的自由思想面前，一切独断的、各行其事的、怒气冲冲势不两立的意识形态，终究可以消解！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和谐的追求，对于生命尊严和自由神圣的捍卫；意谓着千百年来横亘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类社会的种群与种群、族群与族群、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国家与国家等等人与人之间的猜疑、憎恨和冲突，不断得到化解。让我们以最高的自由为目标去寻求自身的完美，让“使人生活得更好”或“让人类更好地生活”的理想境界不断实现。
2006年11月8日初稿；
2006年11月13日三稿；
2006年11月18日四稿。
[①] 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中有一句诗意盎然的话，最好不过地描述了这种情形，“当姿态万千的野花在原野开放时，我看见形状在形状和形状之间呢。”
[②]黄翔《内外风景•绿色民主》，电子文本；
[③] 请参见笔者《论“个体先锋”》一文中“中国诗人的群体阳萎”一节；
[④] 制度决定论的局限，可参见白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盲区——制度决定论评析》一文，“民主制度的建立、维系还需要有一套道德准范来对人形成内部约束。……内在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外在制度的约束一样都不能少，否则就不能建立和维系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没有秩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此文首发《自由圣火》；
[⑤] “得失、苦乐、称讥、毁誉”，佛家称之为“世间八法”。龙树菩萨说：“得与失、苦与乐，称扬与讥讽，毁谤与赞誉，这些世间八法不是我心所求。它们对我而言，都是一样。”
[⑥] 白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盲区——制度决定论评析》：
[⑦]见蒋庆《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
[⑧] 弗罗姆《占有或存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P155－157；
（全文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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