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据说具有战略“破题”意义。最近《光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透露，中共高层经过两年缜密研究的决策过程，纠正20年来只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正义的政策取向。该文章透露了有关这一战略转变决策出台的时代背景、政策基础、理论依据、以及酝酿过程和有关可行性研究等等，颇耐人寻味。这是在为中共决策告别单纯的GDP主义，开始了以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建设阶段作政策解读。这也许就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要向社会刻意传达的最新、最重要和最完整的一个政治信息。
另据大陆官方人民网转载《第一财经日报》一侧消息称：“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规划蓝图，表明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经步入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手段稳定、发展方法现实的新阶段。”并认为，中共决策层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总结为民生“三难”，即各界舆论关注的“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老百姓又称之为新“三座大山”。因此，解决就业、分配、社会保障“三难”，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决策层切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突破口。
又据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发文称，中国社会建设和稳定问题实际上早就引起中共前高层领导人的注意，他们担心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考虑，社会矛盾将激化，最终会威胁中共政权的稳定。据说提出这个战略转变决定的原因在于两个基本的判断：国内的“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国际社会的“深度依存期”与“摩擦高发期”并存，这也就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概括出的“两个前所未有”。该《决定》认为：国内方面，正面临着“五个新变化”的社会压力，即社会领域出现新矛盾；经济增长面临新制约；社会心理出现新变化；改革攻坚出现新特点；和平发展面临新环境。这五个方面压力的重中之重，则是“社会领域出现的新矛盾和社会心理出现的新变化”。因而中共决策层为当今中国社会病体号脉得出这样的基本情势判断：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问题尤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各种矛盾累积。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等普遍增强，和对民主变革的要求十分迫切，以及对社会腐败的一致公愤，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此中共决策层开出医治这些社会病症的药方，就是从解决民生“三难”开始。
然而，中共将今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力集中在解决这民生“三难”，不过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隔靴挠痒的老思路。其实这“三难”的本质在于制度缺失公平，说穿了在于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一难”上，即改变“大政府、小公民”的社会格局难，改变“大政权、小人权的”统治意识难。只有解决了政治改革滞后的这“一难”，才能理顺民怨民气，使社会和谐；才是对症下药，打通经络，解除病灶的回春之道。因为只有政府在公民的强有力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胡锦涛曾在西柏坡讲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被称之为“新三民主义”。然而，如今的中国百姓不再迷信大救星；不在期盼“皇恩浩荡”。想想看，如果人们有了“一人一票”的权利，社会有了新闻自由，公民有了言论的权利、监督的权利，请愿、示威的权利，社会就会产生评价与取舍权力的选择机制、对等制约的民主监督机制、社会舆论的曝光机制等公民运用集合意志动员制度解决问题的系统机制，而不是仅靠政府的政策赏赐与恩惠。
所谓政治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宪政民主化的改革，即以制度建设来推进对公民权利的落实和政府权力的限制。民主的制度虽不是万能的，但可以创造在效率与公正两者之间实现平衡的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导致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有产者与无产者利益产生冲突时，借助于规则，通过平等谈判，寻求利益两端的妥协与双赢，借以实现社会基本和谐。这才是解决民生“三难”的治本之道。例如在民主制度下，劳资冲突完全可以借助于谈判机制，来维护劳资双方的利益。政治改革不仅只是选举层次的提高，而更急迫的是一系列旨在使政府增加透明度、使行政行为更能向民众负责，更有利于民众监督的制度设计，这比解决民生“三难”更切中时弊，更事半功倍。前些年为什么国家“医改”失败？因为是在没有监督下的“解决看病难”，结果只能让老百姓反受其害。在没有舆论评判与民众监督下解决民生“三难”，肯定又会被腐败变态。我曾在一篇评论中国“医改”文章中指出：官场腐败也好，医疗黑幕也罢，都是社会不公这个大背景下的争权夺利。分赃最大最多的，权力也越高越大。伊索在其寓言中告诉我们一个兽界的法则：最大最好的一部分永远是属于狮子的。在这种法则不变的前提下，别想会通过解决所谓民生“三难”，让兔子收益。当一种社会丧失了“公平”的价值准据，一切职业的道德都会随之而滑坡！这就是中国医疗改革不仅没有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福利与关爱，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与苦难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又有多少人借这种所谓“医疗改革”之机大发不义之财：那些拥有医疗市场监管权力的受贿者们，那些医药、医疗器材的加价倒卖者们，那些握有大处方和手术刀大腕们等等、等等，哪个不肥得流油？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利益的争夺却越来越激烈，正如腐败的泛滥，曝出的案子也越来越大，究竟是反腐败打击了腐败，还是刺激了腐败？在没有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保障下，反腐败甚至成了权力争夺和政治博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发展政治制度，才能将新兴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纳入到新的政治体系中去。如今中国社会的改革就是要从发展政治制度入手，即使不能全面推进，也要给民众一个时间表、线路图，首要的问题是从现在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然而，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仅仅被理解成“体制改革”，即简单地停留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转变职能”等行政措施上。其实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率领黑人队伍向华盛顿进军的政治口号就是：我们要向政府兑现一张支票。因为这张支票开出的公民利权，公民并没有完全享受到。结果，这次历史性的进军，使黑人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涉及制度本质的决胜口号。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大部分都是空头支票，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兑现这张支票。例如，可以先解放言禁，让各种群体都有语话权，由此社会的首脑才会知道身体的病灶在哪里？其实我在去年发表的《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一文的结尾处如此解读过老祖宗造字“和谐”的意义：“胡温的‘和谐’，却只是被阉割了其精髓的‘和谐’。‘和’字本是‘禾’与‘口’的结合，是指人人都有饭吃；‘谐’字是‘言’与‘皆’的结合，是指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胡温新政的悲剧正在于，他们只能困守在旧体制的窠臼里‘合和’，从人治传统中寻求合法性。因而他们不敢触碰‘6、4’平反，不会开放言禁。”
今天中共虽又借隆重纪念孙中山，进一步在“统战”的旗帜下“合和”一切为我所用的统治资源。但我们发现胡温在对待中国改革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与“主体间”的政治争论中，仍然站在“集体主义”一边。胡温者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体间”的调和，而不是“主体性”的自由。因而他们不准备开放言论自由，推动民间社会成长。也许“十七大”他们还会把党内民主再向前推进一点，却又会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不愿直接触及政治改革的敏感目标，如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党政分家”问题，并继续打压维权，封杀异己。因此，我只能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今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力集中在解决民生“三难”上，虽说号准了社会需要“和谐”的脉搏，却又开错了打通脉络，调气养精的治本药方。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另据大陆官方人民网转载《第一财经日报》一侧消息称：“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规划蓝图，表明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结束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已经步入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手段稳定、发展方法现实的新阶段。”并认为，中共决策层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总结为民生“三难”，即各界舆论关注的“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老百姓又称之为新“三座大山”。因此，解决就业、分配、社会保障“三难”，被普遍认为是中共决策层切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突破口。
又据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发文称，中国社会建设和稳定问题实际上早就引起中共前高层领导人的注意，他们担心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考虑，社会矛盾将激化，最终会威胁中共政权的稳定。据说提出这个战略转变决定的原因在于两个基本的判断：国内的“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国际社会的“深度依存期”与“摩擦高发期”并存，这也就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概括出的“两个前所未有”。该《决定》认为：国内方面，正面临着“五个新变化”的社会压力，即社会领域出现新矛盾；经济增长面临新制约；社会心理出现新变化；改革攻坚出现新特点；和平发展面临新环境。这五个方面压力的重中之重，则是“社会领域出现的新矛盾和社会心理出现的新变化”。因而中共决策层为当今中国社会病体号脉得出这样的基本情势判断：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问题尤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各种矛盾累积。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等普遍增强，和对民主变革的要求十分迫切，以及对社会腐败的一致公愤，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此中共决策层开出医治这些社会病症的药方，就是从解决民生“三难”开始。
然而，中共将今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力集中在解决这民生“三难”，不过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隔靴挠痒的老思路。其实这“三难”的本质在于制度缺失公平，说穿了在于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一难”上，即改变“大政府、小公民”的社会格局难，改变“大政权、小人权的”统治意识难。只有解决了政治改革滞后的这“一难”，才能理顺民怨民气，使社会和谐；才是对症下药，打通经络，解除病灶的回春之道。因为只有政府在公民的强有力监督之下，才有可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胡锦涛曾在西柏坡讲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被称之为“新三民主义”。然而，如今的中国百姓不再迷信大救星；不在期盼“皇恩浩荡”。想想看，如果人们有了“一人一票”的权利，社会有了新闻自由，公民有了言论的权利、监督的权利，请愿、示威的权利，社会就会产生评价与取舍权力的选择机制、对等制约的民主监督机制、社会舆论的曝光机制等公民运用集合意志动员制度解决问题的系统机制，而不是仅靠政府的政策赏赐与恩惠。
所谓政治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宪政民主化的改革，即以制度建设来推进对公民权利的落实和政府权力的限制。民主的制度虽不是万能的，但可以创造在效率与公正两者之间实现平衡的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导致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有产者与无产者利益产生冲突时，借助于规则，通过平等谈判，寻求利益两端的妥协与双赢，借以实现社会基本和谐。这才是解决民生“三难”的治本之道。例如在民主制度下，劳资冲突完全可以借助于谈判机制，来维护劳资双方的利益。政治改革不仅只是选举层次的提高，而更急迫的是一系列旨在使政府增加透明度、使行政行为更能向民众负责，更有利于民众监督的制度设计，这比解决民生“三难”更切中时弊，更事半功倍。前些年为什么国家“医改”失败？因为是在没有监督下的“解决看病难”，结果只能让老百姓反受其害。在没有舆论评判与民众监督下解决民生“三难”，肯定又会被腐败变态。我曾在一篇评论中国“医改”文章中指出：官场腐败也好，医疗黑幕也罢，都是社会不公这个大背景下的争权夺利。分赃最大最多的，权力也越高越大。伊索在其寓言中告诉我们一个兽界的法则：最大最好的一部分永远是属于狮子的。在这种法则不变的前提下，别想会通过解决所谓民生“三难”，让兔子收益。当一种社会丧失了“公平”的价值准据，一切职业的道德都会随之而滑坡！这就是中国医疗改革不仅没有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福利与关爱，却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与苦难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又有多少人借这种所谓“医疗改革”之机大发不义之财：那些拥有医疗市场监管权力的受贿者们，那些医药、医疗器材的加价倒卖者们，那些握有大处方和手术刀大腕们等等、等等，哪个不肥得流油？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利益的争夺却越来越激烈，正如腐败的泛滥，曝出的案子也越来越大，究竟是反腐败打击了腐败，还是刺激了腐败？在没有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保障下，反腐败甚至成了权力争夺和政治博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发展政治制度，才能将新兴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纳入到新的政治体系中去。如今中国社会的改革就是要从发展政治制度入手，即使不能全面推进，也要给民众一个时间表、线路图，首要的问题是从现在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然而，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仅仅被理解成“体制改革”，即简单地停留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转变职能”等行政措施上。其实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率领黑人队伍向华盛顿进军的政治口号就是：我们要向政府兑现一张支票。因为这张支票开出的公民利权，公民并没有完全享受到。结果，这次历史性的进军，使黑人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涉及制度本质的决胜口号。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大部分都是空头支票，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兑现这张支票。例如，可以先解放言禁，让各种群体都有语话权，由此社会的首脑才会知道身体的病灶在哪里？其实我在去年发表的《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一文的结尾处如此解读过老祖宗造字“和谐”的意义：“胡温的‘和谐’，却只是被阉割了其精髓的‘和谐’。‘和’字本是‘禾’与‘口’的结合，是指人人都有饭吃；‘谐’字是‘言’与‘皆’的结合，是指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而胡温新政的悲剧正在于，他们只能困守在旧体制的窠臼里‘合和’，从人治传统中寻求合法性。因而他们不敢触碰‘6、4’平反，不会开放言禁。”
今天中共虽又借隆重纪念孙中山，进一步在“统战”的旗帜下“合和”一切为我所用的统治资源。但我们发现胡温在对待中国改革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与“主体间”的政治争论中，仍然站在“集体主义”一边。胡温者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体间”的调和，而不是“主体性”的自由。因而他们不准备开放言论自由，推动民间社会成长。也许“十七大”他们还会把党内民主再向前推进一点，却又会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不愿直接触及政治改革的敏感目标，如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党政分家”问题，并继续打压维权，封杀异己。因此，我只能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今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力集中在解决民生“三难”上，虽说号准了社会需要“和谐”的脉搏，却又开错了打通脉络，调气养精的治本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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