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甲（二）：父亲被整疯 苦难中挣扎
在本集专访出来的时候，贾甲已经在7天香港签证到期后，安全抵达泰国，目前等待联合国难民署的协助，申请其他国家的政治庇护。
图为贾甲早前滞留香港，在维多利亚海港前拍摄
虽然贾甲还没有完全脱离中共的魔掌，由于当地通讯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得知贾甲更多的消息，但在11月1日，贾甲离开香港前一天晚上，接受本报专访时，被问到风险未卜的前程，他这样说，“我现在己经很美很美己经很知足了，因为在香港我己经有个平台，可以向全世界讲述我的意愿，如果按照台湾政府那种做法，不给我讲话的机会，我就太遗憾了－－－现在即使回去，我也不怕，只是我回去后，对中国人是一个打击，他们将再次陷入无法脱离中共暴政的绝望中。”
在上一集贾甲专访中，我们讲述了贾甲悲惨的童年故事，包括送父亲上刑场，下面根据录音整理，我们将继续讲述贾甲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为何选择脱离中共的心路历程。
父亲被整疯
贾甲的父亲被送上刑场后虽然检回一条命，但在文革开始前，就被整得失去理智。
贾甲说， 66、67年，我15、16岁时，文革开始了。当时所谓地富反坏右的人，都被整完了，当然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把这些人的子女都杀光，但有很多爹妈是这种成分的，都被整死了。
我父亲后来被整的失去理智。当时很多没有死的资本家、国民党人都装疯装傻，傻子、疯子特别多，遍地都是。为什么？共产党一看这，审不出来了。你不胡说，不装疯、装傻，就躲不过去。你还神智清楚，就会问你1949年前做了什么事情，杀了多少共产党，每一天都要交代，每一时刻你干什么事情都要交代。所以这些人都是以傻才存活下来，也不认自己的儿女，儿女也不认自己的父母。
共产党清理掉这批所谓的阶级敌人后，从文革开始，共产党就开始内斗，如毛泽东和刘少奇斗等等。
主动争取插队农村
在那个毛泽东被神化的年代，在当年贾甲的心目中，毛却是恐惧的象征，他回忆道，“当时我记得我哥哥和我在炕上，我哥哥和我说了一句，老毛，什么时候死了？我赶紧捂住他的嘴，这话要被人听到了，全家就没有了。---我们从小一听共产党来了，都感到恐惧。在无数的运动中，我就这样勉强活了下来。”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这个带给无数家庭痛苦的指示，却给予贾甲一线生机。
贾甲说，“当时毛做了一个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一听，就想是否能批准我，争取进入农村改造的机会？当时我试探一下，去街道办事处问了一下，他们就说，赶紧走，就这样,1969年,我就被发配到山西芮城的深山里。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八点我坐火车，火车站人山人海，父母、一大堆亲戚送孩子，谁敢不去？毛发出的指示，谁敢不去？
我是哥哥和同学送我的，当时火车要走了，一鸣笛，火车站一片哭声，自己的孩子要走了，去到遥远的农村，不知道命运会如何？一个孩子很多都有十几个人送，大家哭作一团。我记得最清楚，大场合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哭。
（为什么？）因为我总算离开了这个苦难的家庭。我感到何等的轻松、好美，我们天天没有粮食吃，到那里都擡不起头来，天天挨整，我总算逃出去了。象鸟一样飞出来。”
黄土高坡艰难度日
然而插队的日子也苦不堪言，贾甲在黄土高坡上度过缺水饥饿的青年时期。
贾甲说，“我当时被发配到山西省挨着陕西省的一个极度贫困的山村－－芮城县，这个县整个都是黄土高坡，我所居住的村庄就位于黄土高原往下走十几里路的大蔓坡上，大队没有水，很苦，井深36丈，要打20分钟才打得起一桶水，学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我也呆了好长时间，后来就到了山西长治（音）。
学生就和农民一起干活，当时大队干活算公分，我算幸运的，分到比较好的队，干满一天有十公分，挣八分钱，当时大队最好的能挣到12分钱。很多同学的队还要差，挣钱更少或者没钱，就这样，干了一年，还要天津的家里寄钱回来，买口粮。我们这些在农村插队的就是这样生活的。
后来家里有办法的，就开始贿赂，想办法回城。”
歌舞团成名再挨整
在同学的帮助下，贾甲较早地离开农村回城，进入一家歌舞团学乐器。
贾甲说，“我出来算比较早的。70年代初，后来他们开始选调一些人回城，我在天津的一位同学帮忙，我被选中，就在山西省长治市晋东南地区歌舞团二剧组找了一个工作，也在那时候认识关贵敏。印象中，他唱歌唱的非常的好。
我不会唱歌，勉强留在歌舞团搞乐器，我从父亲那里遗传喜欢音乐。但我在那里工作几年后，实践证明我也不是搞艺术的料。我们歌舞团比较靠近晋东南地委，参加歌舞团都是共产党里面比较有办法的，高干子弟才留在那里工作。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团体属于国家干部，没有特殊的关系很难进去。
我在那里认识很多高官。当时我就萌生一个想法：要给人民做事，你必须进入管理阶层，当高官，才能给人民做事。所以我决定学管理。当干部，搞管理，就是我那时候的目标。想当政治家，才能为人民做一些事情。”
但好景不长，贾甲的出身再一次让他成为中共整肃的物件，他被关进了监牢。
贾甲说，“那时共产党之间搞运动，当时我就想借助他们这种环境，提高我自己，提高我自己的政治素质。有时候，他们的活动我也参加，当时我就想，‘借助共产党的环境，反对共产党。’
当时我写了很多文章，我写了万言书，对文艺团体的管理，对企业的管理，慢慢中共高官就知道了我。当时我就想借助写东西来提高我的声望，我就和他们接触。
后来他们共产党之间也有矛盾，有一派抓住我不放，揭发我出身，说我是反革命子弟，是混进共产党党内的‘篡党夺权人士’，我即刻什么都没有，到处都是批我的大字报，我一夜之间就一无所有。其实我当时在长治市，因为写这么多东西，已经成名。
就这样，我在７５、７６年又被整，在牢里又呆了１、２年，直到文革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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