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是这家进出口公司的第一个学经济的研究生。适逢公司与位于四川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办了一个联合部门，称进出口部。攀钢派来一个经理，槟被任命为代表公司进入联营部的副经理。部门里就四个人，除了两个经理还有两个攀钢来的人。成立这个部门是为了做钢材生意，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成生意。
谈生意的机会特多。内容都很简单，只需要在电话上谈。槟常接到电话，对方说自己手上有多少台佳丽牌的彩电，问她能不能卖出去。一开始槟总是积极的找买家。后来发现对她热情相待的都是中间人，真正终端的买家不重视她提供的信息，因为行家一听她开口，就能知道她是否真正拥有货源。如果她也只是个接触不到货源的中间人，行家就不会浪费时间同她周旋。而一般说来，打电话给槟的人，都不是直接掌握货源的人。
槟很不解。看来这城市一大半的人在做着不能成交的生意。贸易的确吸引人，因为做成一笔，收入就比较可观。所以人们都想在其中淘金。当时申震是中国独有的灯红酒绿的城市，刺激着人们去赚钱。但是，花费大量时间也不能成交的生意为什么人们也乐此不疲呢？
多少年后，槟才意识到，中国人只知道计划经济，多数人不知生意的实质是满足真实的市场需要。所以人们只一味跟风、从众，认为只要不落后就有希望。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跟风，不少人在跟的时间太晚、跟的方式不对时，遭受损失。就好像“击鼓传花”游戏，鼓点不停，传花不停。谁是最后一个人拿到花，谁就得扛起这一轮，负责兜底。跟风中跟上最后一趟的人们，实际上就是送钱来让人赚的人。
同样，办公司的人也不知怎么做生意，但是人们也不怕。因为反正经过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三十年的运动，已经没有人懂得生意是怎么回事。下海的人们发现，尽管自己战战兢兢，但是一旦自己亮出新的形象，总是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一旦赚到钱，就进一步得到别人的尊重。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凭着一个关系，就把公司做起来；凭着一纸批文就赚到第一桶金。
为了得到首长们的支持，得先把公司架子搭起来。就好像做土匪的，必须有一个山头；城里的老大，必须有一个码头，才有资格跟其他各路人马打交道。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没有与政府对话的资格，政府各部门、各机构的长官，跟山上的大王、码头的老大差不多，老板们没有一个公司架子，就够不上跟当权人物对话。而如何把公司管好，不知道。但有极少数受到家族的经商因子的影响，就做的很好。
槟的老板就属于前一类。虽然他凭关系成立的是一个国营公司，但毕竟是自己做了总经理，掌握了支配资源的权利。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贷款，搭架子。至于录用什么员工、怎样培训，这些做企业必要的事，完全不在计划之列。因为他确实不知道企业的实质是什么。槟毫无工作经验，仅凭着好看的学历就被安排做副经理，也没有任何人来指导槟的工作，而槟在这家公司也没有受到任何培训。
槟的父母都是出身于农村的工人，整个家族里面都没有商业的因子，也没有书香门第里的风气。所以她没有被教会为生活作一些计划，打算打算。槟所受到的教育都是要为党贡献一生，听党安排。父母也如此。所以槟对于自己的发展是茫然的，没有既定的目标，更没有计划。即便在这么一家既没有什么生意、也不指导与培训员工的公司，槟也没想到要离开。直到老板的司机给她气受，她才觉得不能呆下去了，这时已经在这里消耗近一年了。
在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槟意外赚到一笔钱。当时一个同学在一家公司财务部工作，要为公司买一些美元。他告诉槟，为他介绍业务有点数给。说的有点含糊，槟不是太清楚。当公司需要卖美元时，槟把同学介绍给公司的财务部。双方各取所需，买卖做成了。没想到同学拿着3000港元来给她，说是她该得的点数。同学所在得公司是一家有名的国营企业，而这钱从这家公司的财务部领出来给她，给她一种合法感。槟高高兴兴、心安理得的收下了，觉得申震真好，有这么好的挣钱机会。明第一次香港出差时，用这笔钱买了一台松下彩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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