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建党之初为什么听命于苏共？
中共完全是在苏共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从成立那天起，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势力的一部份，而且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听命于苏俄。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业已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苏俄之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元以上。
天下自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实现苏俄的目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俄，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摧毁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尽心尽力，所采用的手段完全是不光彩的。
2、中共党员为何要加入国民党？为什么同意国共合作（第一次）？
中共在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如何让中共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苏共根据自身“背叛与夺权”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而此时的孙中山建立新政府受挫，因此对于苏俄多次派人来寻求合作的意愿也未拒绝，但并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苏俄根据自身所谓经验，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最初中共并没有意识到苏俄让其加入国民党的实质意义，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给中共送来“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同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由市，中共党员纷纷加入国民党，并逐步攫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在国民党“联俄”开始以后，苏俄一方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欺骗孙中山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但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本人。
试问，今天哪个国家、哪个政党会允许另外一个政党以这种方式发展自己呢？而且手段并不光彩。而中共又何曾允许另外一个政党以如此方式进入中共？那么中共又有何理由为自己以后的背叛行为辩护？
3、为什么国民党要“清党”（清洗中共党员）？
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写的是：“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历史的真实是：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根本不遵从孙中山提出的原则，一方面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另一方面中共在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中共还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而传统的国民党员更加重视的是财政和外交部门，这样也自然给共产党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一九二四年七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之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人因苏俄分裂中国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的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难怪李宗仁在赞扬共产党的“革命”热情时，却对他们“只顾目地、不择手段”的党性大为感叹。
正是在中共这种“只顾目地、不择手段”的党性下，随着大批中共党员的加入，共产党在各方面开始攫取国民党的权力，并由此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员的不满。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
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了上海和南京后，鉴于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蒋介石决定实行“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4月初，国民党部队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逮捕并处死了一些中共党员。在广州，国民党也展开了清洗，大批中共党员和激进份子被捕，一些人被处死。
4、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爆发的真实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并实现国家的初步统一后，中共并没有安心接受这一合法政权，反而在苏俄的指挥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大的武装暴动。
1927年7月上旬，苏共召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不久，又派罗明拉兹来华，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即发动武装暴乱。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于1927年掀起了武装暴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不久，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中共军队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
中共武装暴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暴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但暴动相继失利。毛被迫在偏远的山区井冈山落草。
中共武装暴乱的第三个浪潮，是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这次会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中共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但是除了广州暴动外，其它暴动或取消或瞬间败亡。而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竭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以惨败告终。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
据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而带给百姓的是无尽的灾难。不久，中原大战爆发，中共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5、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上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
什么是“中东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十月革命后，苏俄为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予以理睬。第二次，苏俄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直至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并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暴动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暴动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中国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人员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7月，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随即，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同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蒋介石忙于中原大战，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而东北张学良部的战略部署失当，苏军很快占领了中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12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中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了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中国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而在中东路事件上，中共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得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原中共领袖陈独秀，在1929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暴动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他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
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评价此段历史时，也小心翼翼的批评道：“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知今天的中共是否还记得这段历史。
6、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肃反运动。
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是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和计划的迫害和屠杀行动。
根据史料记载，这次“肃反”运动的目地就是肃清党内的“AB团分子”。什么是“AB团”？它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甚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在成立后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大暴动所摧垮。此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藉口，后又成为中共内部整肃的理由。
最开始发动肃反运动，即清查AB团运动的是江苏的瑞金苏区，而发起人就是毛泽东。当时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毛为首的总前委却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 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可以说，三十年代初的这场内部大屠杀真正彻底暴露了中共的残暴本性，而毛泽东等中共党首为了自身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打压异己，在此后中共的发展史上亦多次被运用。
7、“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共不抗日反而扩大武装叛国的行为
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日军又进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在1937年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当此国难当头之时，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蒋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而且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的国庆节，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确认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2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国的侵略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
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1931年10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8、“长征”是北上抗日还是逃跑？
1949年后，经毛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便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在中共的授意下，“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在反复的宣传中，无数的中国人信以为真，而将中共灌输的仇视和蔑视投向了“真正为抗日作出巨大贡献的国民党”。而历史的真实是：中共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根据地后，中共损失惨重，被迫撤离根据地逃亡。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中共中央红军逃亡先后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山西，所经地区大部份为天气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最后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西。人员由原来的八、九万之众，抵达时仅剩八千人，而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减员有一半之多。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也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录，可知当时在逃亡的路上，中共领导人对逃亡的地点和目标都是模糊的。“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而毛之所以向北逃亡，是因为“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毛）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份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
9、陕北刘志丹之死因再探
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死于1936年4月渡黄河打阎锡山的战斗中。但死因十分可疑。一是，当时西北国民党军队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已与中共协定双方停战，自一九三五年底，即处在西北无战事状态。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是地方游击部队，如果是毛战略上扩大根据地至晋西北，为什么不动用中央红军？而只派遣刘志丹孤军深入呢？当时还宣传，刘志丹开赴前线，原是为了借道山西到华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阎锡山的阻击。这个宣传大概是为了给中共涂上抗日先锋的光彩，同时也是给假手消灭派系武装的一种掩饰。二是当时刘志丹中的子弹是从背后穿入。难道是黑枪？
一九五二年，女作家李建彤以《刘志丹》为书名的长篇文艺传记出笼，遭遇极惨，株连颇广，而且是由毛亲自拿问。前后延续了十八年的文字狱，才给我们提供了揭开云雾见天日的一把钥匙。李建彤即刘志丹兄弟刘景范的妻子，她的女儿刘索拉也是知名作家。尽管书中尽量不写毛，但毛认为每篇都是影射他，因此大为震怒，许多人被株连，被关被押。由此是否可以推测出毛内心一定深知是谁害死了刘志丹吧。
10、毛一手策划的中共红军最大冤狱：西路军之覆灭
长征后，抵达陕北的红军一支是由毛等率领的“中央红军”，约八千人，另一支是由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武器精良，装备整齐。“第四方面军”先后被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浩为其最高指挥。1936年，毛下令“西路军”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即进攻甘肃、新疆。次年，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同时还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除了四万人埋骨高原，还有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的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而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与张国焘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毛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绊脚石。因此，毛除掉张的军队也是必然。
陈昌浩也在文革中被迫饮恨自尽。
11、“西安事变”中共扮演了什么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国政府军与日军已然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致命的打击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根据地，但仍面临着国民党的围剿。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副总司令为东北军的张学良，及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当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国家进行红色颠覆的苏联亦开始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苏联意识到了改变对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了自身的生存，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称：“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为了生存危机，中共于是向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在1989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中已经明白无误的说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1936年4月，作为一方军阀的杨虎城为了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终与中共结盟。此后，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的张学良。就张学良而言，其周围亦有多名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他们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他的是非观。
在中共的渗透下，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张学良同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加剧，他们反对蒋的剿共计划，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的几次面谏，都遭到了蒋的训斥。为了督促张、杨剿共，蒋介石于1936年10月和12月两次来到西安，布置剿共计划。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即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全部被杀。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
由于目前对西安事变的内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于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事变的发动者，一直主张抗日的蒋介石不仅蒙冤难申，更使后人意识不到这场政变对国家、民族命运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谎言不遗余力的赞美事变的发动者，就是为了掩盖当年自身不顾民族大义的丑恶行为，以掩盖自身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但是，我们尚可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引发的全国反应，来得出西安事变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的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一派主张武力讨伐，维持纲纪；一派主张和平救蒋，避免扩大内战。准备全面侵华的日本则暗中窃喜，他们希望中国内乱扩大，以利进一步侵华。而面临战争危险的苏联，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国牵住日本，而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抗日的唯一领袖，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此时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的中共一方面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一方面要绝对服从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只好在自嘲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联的新沙皇──斯大林。
为了执行苏联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谓“和平使者”，实际上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来到西安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最终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而周恩来亦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
中共终于赢得了喘息时间，也正因为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帮了中共的大忙，所以在中共的宣传中都被称为英雄。但事实是，西安事变的后果是严重的，使日军提前发动了侵华战争。
12、为何张学良有生之年未回大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深深的懊悔中，于25日陪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为什么张学良要送蒋呢。除了个人性格爱冲动的原因外，至少还有几个原因。第一、国内反应（人民、地方军阀）跟张想的完全不一样，都对他的行动予以谴责。第二、苏联的反应让张十分失望，觉得被骗了。第三、中共的变化让张十分生气。张说过这样的话：“我救了中共，你们却这样对我。”第四、觉得对不起蒋介石。
1954年，张学良见过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1990年6月1日人们公开为他过90岁生日时，张引用《圣经》中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采访他时，张解释他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就这样，张学良的一生为了他曾经的鲁莽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至客死异乡，再不曾回到故土。
13、是谁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迄今为止，受中共宣传，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如果去参观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不难发现这种明显的倾向性。但事实恰恰相反，领导中华民族抗战的领袖是蒋介石，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是国民党军队。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八年的全面抗战中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而中共军队无一员高级将领阵亡，打的也不过是敌后的游击战。想想看，中共拍的电影中哪一部是与日军硬碰硬的战斗？所以公正而言，蒋介石才是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之人，国民党军队才是值得可歌可泣的。
（未完待续）
中共完全是在苏共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从成立那天起，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势力的一部份，而且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听命于苏俄。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业已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苏俄之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元以上。
天下自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实现苏俄的目地，中共完全听命于苏俄，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摧毁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尽心尽力，所采用的手段完全是不光彩的。
2、中共党员为何要加入国民党？为什么同意国共合作（第一次）？
中共在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如何让中共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苏共根据自身“背叛与夺权”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而此时的孙中山建立新政府受挫，因此对于苏俄多次派人来寻求合作的意愿也未拒绝，但并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苏俄根据自身所谓经验，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而希望藉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最初中共并没有意识到苏俄让其加入国民党的实质意义，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给中共送来“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同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由市，中共党员纷纷加入国民党，并逐步攫取国民党的领导权。
在国民党“联俄”开始以后，苏俄一方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欺骗孙中山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但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本人。
试问，今天哪个国家、哪个政党会允许另外一个政党以这种方式发展自己呢？而且手段并不光彩。而中共又何曾允许另外一个政党以如此方式进入中共？那么中共又有何理由为自己以后的背叛行为辩护？
3、为什么国民党要“清党”（清洗中共党员）？
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中写的是：“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历史的真实是：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根本不遵从孙中山提出的原则，一方面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另一方面中共在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中共还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而传统的国民党员更加重视的是财政和外交部门，这样也自然给共产党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一九二四年七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之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人因苏俄分裂中国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的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难怪李宗仁在赞扬共产党的“革命”热情时，却对他们“只顾目地、不择手段”的党性大为感叹。
正是在中共这种“只顾目地、不择手段”的党性下，随着大批中共党员的加入，共产党在各方面开始攫取国民党的权力，并由此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员的不满。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
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1927年初，北伐军攻克了上海和南京后，鉴于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蒋介石决定实行“清党”和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4月初，国民党部队在上海逐步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逮捕并处死了一些中共党员。在广州，国民党也展开了清洗，大批中共党员和激进份子被捕，一些人被处死。
4、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爆发的真实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并实现国家的初步统一后，中共并没有安心接受这一合法政权，反而在苏俄的指挥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大的武装暴动。
1927年7月上旬，苏共召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不久，又派罗明拉兹来华，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即发动武装暴乱。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于1927年掀起了武装暴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不久，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中共军队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
中共武装暴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暴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但暴动相继失利。毛被迫在偏远的山区井冈山落草。
中共武装暴乱的第三个浪潮，是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这次会议“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中共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但是除了广州暴动外，其它暴动或取消或瞬间败亡。而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竭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以惨败告终。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
据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而带给百姓的是无尽的灾难。不久，中原大战爆发，中共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5、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上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行为。
什么是“中东路事件”？清朝末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十月革命后，苏俄为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予以理睬。第二次，苏俄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直至1924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后，苏俄与沙俄一样，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乱，并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暴动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暴动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命令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中国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人员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7月，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随即，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同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并于八月中旬大举向中国东北边境发动了武装侵略。由于蒋介石忙于中原大战，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而东北张学良部的战略部署失当，苏军很快占领了中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12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中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了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中国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而在中东路事件上，中共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得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原中共领袖陈独秀，在1929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暴动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他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
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评价此段历史时，也小心翼翼的批评道：“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知今天的中共是否还记得这段历史。
6、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肃反运动。
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是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和计划的迫害和屠杀行动。
根据史料记载，这次“肃反”运动的目地就是肃清党内的“AB团分子”。什么是“AB团”？它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甚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在成立后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大暴动所摧垮。此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藉口，后又成为中共内部整肃的理由。
最开始发动肃反运动，即清查AB团运动的是江苏的瑞金苏区，而发起人就是毛泽东。当时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毛为首的总前委却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 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可以说，三十年代初的这场内部大屠杀真正彻底暴露了中共的残暴本性，而毛泽东等中共党首为了自身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打压异己，在此后中共的发展史上亦多次被运用。
7、“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共不抗日反而扩大武装叛国的行为
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此后，日军又进攻上海和华北地区。在1937年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战淞沪的壮举，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当此国难当头之时，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蒋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而且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的国庆节，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确认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1932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国的侵略于不顾，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而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
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万人。”1931年10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8、“长征”是北上抗日还是逃跑？
1949年后，经毛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便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在中共的授意下，“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在反复的宣传中，无数的中国人信以为真，而将中共灌输的仇视和蔑视投向了“真正为抗日作出巨大贡献的国民党”。而历史的真实是：中共失败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根据地后，中共损失惨重，被迫撤离根据地逃亡。为了掩盖这段失败和逃亡的历史，中共在后来的宣传中用上了“长征”和“进军”这些漂亮的词语，用以欺骗世人。中共中央红军逃亡先后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山西，所经地区大部份为天气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最后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西。人员由原来的八、九万之众，抵达时仅剩八千人，而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减员有一半之多。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也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录，可知当时在逃亡的路上，中共领导人对逃亡的地点和目标都是模糊的。“他(毛泽东)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在被隔离的状态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子丹、高岗的名字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张闻天等都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而毛之所以向北逃亡，是因为“西北只有宁夏这个富庶的区域，防守在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就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毛）加重语气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份干部，还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
9、陕北刘志丹之死因再探
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死于1936年4月渡黄河打阎锡山的战斗中。但死因十分可疑。一是，当时西北国民党军队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已与中共协定双方停战，自一九三五年底，即处在西北无战事状态。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是地方游击部队，如果是毛战略上扩大根据地至晋西北，为什么不动用中央红军？而只派遣刘志丹孤军深入呢？当时还宣传，刘志丹开赴前线，原是为了借道山西到华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阎锡山的阻击。这个宣传大概是为了给中共涂上抗日先锋的光彩，同时也是给假手消灭派系武装的一种掩饰。二是当时刘志丹中的子弹是从背后穿入。难道是黑枪？
一九五二年，女作家李建彤以《刘志丹》为书名的长篇文艺传记出笼，遭遇极惨，株连颇广，而且是由毛亲自拿问。前后延续了十八年的文字狱，才给我们提供了揭开云雾见天日的一把钥匙。李建彤即刘志丹兄弟刘景范的妻子，她的女儿刘索拉也是知名作家。尽管书中尽量不写毛，但毛认为每篇都是影射他，因此大为震怒，许多人被株连，被关被押。由此是否可以推测出毛内心一定深知是谁害死了刘志丹吧。
10、毛一手策划的中共红军最大冤狱：西路军之覆灭
长征后，抵达陕北的红军一支是由毛等率领的“中央红军”，约八千人，另一支是由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武器精良，装备整齐。“第四方面军”先后被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浩为其最高指挥。1936年，毛下令“西路军”打开通往苏联的通道，即进攻甘肃、新疆。次年，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同时还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除了四万人埋骨高原，还有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的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而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与张国焘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毛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绊脚石。因此，毛除掉张的军队也是必然。
陈昌浩也在文革中被迫饮恨自尽。
11、“西安事变”中共扮演了什么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国政府军与日军已然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致命的打击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根据地，但仍面临着国民党的围剿。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副总司令为东北军的张学良，及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当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国家进行红色颠覆的苏联亦开始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苏联意识到了改变对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为了自身的生存，中共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称：“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为了生存危机，中共于是向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在1989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中已经明白无误的说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1936年4月，作为一方军阀的杨虎城为了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终与中共结盟。此后，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的张学良。就张学良而言，其周围亦有多名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他们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他的是非观。
在中共的渗透下，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张学良同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加剧，他们反对蒋的剿共计划，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的几次面谏，都遭到了蒋的训斥。为了督促张、杨剿共，蒋介石于1936年10月和12月两次来到西安，布置剿共计划。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即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全部被杀。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
由于目前对西安事变的内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于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事变的发动者，一直主张抗日的蒋介石不仅蒙冤难申，更使后人意识不到这场政变对国家、民族命运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谎言不遗余力的赞美事变的发动者，就是为了掩盖当年自身不顾民族大义的丑恶行为，以掩盖自身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但是，我们尚可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引发的全国反应，来得出西安事变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的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一派主张武力讨伐，维持纲纪；一派主张和平救蒋，避免扩大内战。准备全面侵华的日本则暗中窃喜，他们希望中国内乱扩大，以利进一步侵华。而面临战争危险的苏联，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国牵住日本，而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抗日的唯一领袖，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此时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的中共一方面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一方面要绝对服从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只好在自嘲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联的新沙皇──斯大林。
为了执行苏联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谓“和平使者”，实际上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来到西安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最终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而周恩来亦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
中共终于赢得了喘息时间，也正因为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帮了中共的大忙，所以在中共的宣传中都被称为英雄。但事实是，西安事变的后果是严重的，使日军提前发动了侵华战争。
12、为何张学良有生之年未回大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深深的懊悔中，于25日陪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为什么张学良要送蒋呢。除了个人性格爱冲动的原因外，至少还有几个原因。第一、国内反应（人民、地方军阀）跟张想的完全不一样，都对他的行动予以谴责。第二、苏联的反应让张十分失望，觉得被骗了。第三、中共的变化让张十分生气。张说过这样的话：“我救了中共，你们却这样对我。”第四、觉得对不起蒋介石。
1954年，张学良见过蒋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1990年6月1日人们公开为他过90岁生日时，张引用《圣经》中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采访他时，张解释他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就这样，张学良的一生为了他曾经的鲁莽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至客死异乡，再不曾回到故土。
13、是谁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迄今为止，受中共宣传，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如果去参观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不难发现这种明显的倾向性。但事实恰恰相反，领导中华民族抗战的领袖是蒋介石，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是国民党军队。
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八年的全面抗战中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而中共军队无一员高级将领阵亡，打的也不过是敌后的游击战。想想看，中共拍的电影中哪一部是与日军硬碰硬的战斗？所以公正而言，蒋介石才是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之人，国民党军队才是值得可歌可泣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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