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讨论枪毙遇罗克等人的《通知》

今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意外淘得一份当年讨论枪毙遇罗克等人的《通知》，这份《通知》是落款属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时间是一九七○年一月九日。

假如我不是在收集“遇罗克—出身论”系列藏品，我是在收集邮票、瓷器、火花、钱币或者是其他报刊资料，那么，从纯收藏的角度讲，如果遇到意外的收获，并且是苦苦寻觅，而难见真容的藏品，那么心情肯定是兴奋而愉悦的。但是，当我收集的是“遇罗克——出身论”资料的时候，心情却是平静且略带感伤的，失去了那种兴奋感与收藏中某些精神愉悦的因素，矫饰一些讲，我是在收集人类良知的痛苦一面，在收集人性缺失的东西，收集的资料越多，有某些特定意义越是突显时，心情越是难以开朗的，当然，这也是我这些收藏品的特质所在，所以，我同意有人把这种收藏叫做“灰色收藏”。

今天我收集到的这份《通知》，直接验证了遇罗虽被杀害前，确实有这么一个供群众讨论的材料存在的，并且让我了解到时间是1970年1月9日，也就是遇罗克遇难前55天下发的这份材料。这份材料的“前言”是这样写的：

“……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我仔细阅读了这二十名“罪犯”的罪行介绍，连标点符号也算上，每个人的介绍不到200字，其中有四名“罪犯”，每两人共用200字。在叙述每个人的犯罪“事实”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坚持反动立场”、“思想极端反动”、“反动透顶”这三个词。其中“坚持反动立场”出现五次；“思想极端反动”出现六次；“反动透顶”出现五次。

出现顺序依次为：

坚持反动立场 极端反动 坚持反动立场 极端反动 坚持反动立场 极端反动 极端反动 反动透顶 极端反动 反动透顶 坚持反动立场 反动透顶 反动透顶 反动透顶 坚持反动立场 极端反动

在当时的情态之下，这些“罪犯”都首先已经“反动透顶”了，那还活路吗？所谓的“处理意见”除了枪毙，还有其他方式吗？况且那时候有谁敢为“犯罪分子”开脱呢？“人民群众”都争着与他们划清界线还来不及呢，哪里还考虑“刀下留人”？而且这样的情况那时候屡见不鲜，都已经麻木了，枪毙几个“反革命”是常有的事情，所谓“讨论”“处理意见”，也只是走过场罢了。那时候的中国人除了“犯罪”分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几个思考问题呢？他们只是政客手中的玩偶罢了。谁要敢独立思考问题，那么也离被“讨论”，被“处理”不远了。

这种所谓“群众专政”的方式，与其说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倒不如说是“群发”给公众每人一封“恐吓信”，名义上是“群众专政”，实则“专政群众”!

为了证明“罪犯”确实反动，往往还要介绍一下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劣迹”，及个人的家庭出身。如“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藉”“其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教”“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不光把“罪犯”本身抹黑，而且把其家庭也抹黑，以证明其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这实际上也是对“罪犯”的一种总清算，也是为“清算异教徒”寻找借口。

诚然，不排除其中有个别“罪犯”真的负有“犯罪”行为，但这种方式去“处理”，势必量刑过重，草菅人命也是必然的。

每个“罪犯”的“罪行录”不过一百多字，没有任何实物照片、证人、证言，“群众”们仅凭这“寥寥数语”便已深刻领会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含义。过去不是有句话叫：“相信群众，相信党吗？”那现在群众看到这白纸黑纸的《通知》当然要信任了，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党也当然地“相信”了，这种党群互动，配合默契，把“心领神会”四字演义得“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

这二十个人的年龄依次是：48 25 49 26 45 52 40 40 32 28 34 32 27 54 44 32 43 38 60 22

平均年龄38.55岁，绝大部分人都是年轻而鲜活的青春年华，却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所淹没，如果他们活到现在也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了，但历史不可假设，人死不可复生。

他们的名字，除了遇罗克以外，我不曾听说过，谁会说起这成百上千“蝼蚁”的姓名呢？谁又会了解吞噬他们生命的那台绞肉机呢？谁又能保证绞肉机不再转动呢？谁又能知道不会再做别人手中的玩偶呢？

今天我用文字再次提及这份资料，提及这段历史中的细节，这绝不是纠缠，也不是控诉，而是引述教训，我是在树立正确的“荣辱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