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专栏】邪灵驱狗造劫难 文革小组掌邪旗（下）

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10）

(二) 邪灵驱狗造劫难 文革小组掌邪旗

2、康生

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是中共党内有名的“迫害狂”，最喜欢整人，文革浩劫中，他参与直接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第一类，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手下工作，相安无事，文革浩劫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诬陷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他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报复心重，生性多疑，常罗织罪名整人，欠下了累累血债，仅举一例：

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康生的妻妹苏枚在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并将对苏枚进行抢救的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关进监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

历史上，文革浩劫中，经康生直接，间接整死的人数不清，由于作恶太多，康生临死前患了恐惧症，每天二十四小时要警卫员开灯陪着，病房里要不停地放映电影，只要病房里没有人，他就会恐怖地叫喊，谁谁谁来找他索命了，谁谁谁满身血污，谁谁谁带着镣铐叮当作响，喊得有声有色，听者毛骨悚然。据精神科医生说，一个人生前作过印象比较深的事，在临死前，大脑皮层的记忆会反馈出来，这是科学的解释；佛教的因果说，解释得更通，因为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所以鬼魂要找他索命。

3、张春桥

文革浩劫中，张春桥被叫做狗头军师，却也是入木三分。一是此人头脑里装满了共产邪灵的那一套邪理害人经，人性丧失殆尽，干了许多丧心病狂的坏事，可归于禽兽一类的生物；二是江青干的许多坏事中有一些是他出的坏主意，江青是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一条狗，张春桥作为这条狗的军师，其头衔当然只能是狗头军师了。

在狗类中，有一种不声不响突然从人背后咬人的狗，叫作阴狗子，这个狗头军师也深具这种阴狗子的特性。人被他咬伤了，咬死了，可能还不知是谁下的口，仅举一例，文革浩劫中，有一个叫郭仁杰的人将张春桥家的地址告诉了某造反派组织，此造反派组织准备抄张春桥的家未果，张春桥就指使人将郭仁杰整治地跳楼自杀身亡，张春桥就这样不动声色要了人一命，其凶残也可见一斑。

张春桥的阴毒还不是表现在这方面，作恶更深更广更重的是在文革浩劫中，其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鼓吹共产邪灵附体的那一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邪理，毒化人心，煽动人们在互相斗，互相残杀中毁掉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和传统文化，他野心不小，还想当中共的头，在中共内出现所谓的“张春桥思想”。一九七五年四月，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被说成所谓的“张春桥思想”的表述，其实，所谓的“张春桥思想”，说穿了，就是，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就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这种所谓的“张春桥思想”，非人的思想，充其量，也就是阴狗子发出了几声怪叫而已。

4、陈伯达

。在文革浩劫中，毛泽东是用枪杆子，笔杆子杀人的惯犯。陈伯达作为忠实为毛泽东所用的笔杆子，参与起草了许多导致无数民众受迫害，难以计数的人头落地的文件和文章，无疑也是主要罪犯一个，他还有用谣言杀人的记录：陈伯达1967年12月26日上午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大会上的讲话时，所用的材料，用陈伯达自己的话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陈伯达信任了的是什么呢，是谣言。这谣言经过他再加工后，在处于他当时那个位置上放出来，其杀伤力就非同一般了，直接受他放出谣言伤害的计有：

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史称冀东大冤案。

虽然陈伯达自觉不自觉的帮共产邪灵附体杀人不少，但他身上传统文化所留下的种子并未被根除，所以，他在晚年也承认文革浩劫：”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陈伯达是共产邪灵附体把一个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正常人，演变成一个发疯的人的典型例子，但这类例子绝非只此一个，而是许许多多。

这个发疯的人被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去杀人后，又作为替罪的物件，在文革浩劫中就入狱受折磨了。但他至死也没弄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使他成为一个害人凶犯和一个受害者的隐形凶犯是一个共产邪灵附体。，

5、姚文元

姚文元，被江青在多种场合称赞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棍子也，不管这棍子是金的，还是银的，与人相比，其最大的特征是无人性。姚文元十六岁就加入了中共，也就是说，很小就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之下了。演变下去，除了无产阶级的“金棍子”这个头衔外，他还兼有“文棍”、“文痞”、“文化刽子手”，以文学、文化为幌子的“政治阴谋家”等诸多头衔，名实相符，都是他在为共产邪灵附体卖命中挣来的，颇不容易。可惜是投错了主子走错了路，只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

在文革浩劫中，“文痞”姚文元把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教本质，流氓本性熔进了恶性膨胀的党文化中，略举两例：

1。“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党文化，。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与“评陶铸的两本书”两篇文章，都是以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党文化罗织罪名，置吴晗和陶铸于死地的。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党文化，在文革浩劫中，流毒全国，成了一根将许多无辜的人整残、整死的魔棍。现在继续被中共的文痞用在为异议人士、八九学运和法轮功定罪上，且是变本加厉。

2。“封锁真新闻，伪造假新闻”的党文化。姚文元在主管意识形态时，严密封锁各种中共统治给民众带来灾难的真新闻，例如，上述的被国际上称为“板桥水库溃坝事件”的新闻，当时，被姚文元掌控的媒体就未见公开报导，充斥在当时媒体上的，还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片歌功颂德的假新闻。现在中共在这方面与时俱进，把这一套用在互联网上去了，封锁过滤互联网上的真新闻，伪造互联网上的假新闻，以维持它摇摇欲坠的统治。

姚文元肉身的使用价值被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完了，其参与构造的党文化还在害人，要清除党文化对人的毒害，进一步揭露姚文元这类在共产邪灵附体操控下的生命，在文革浩劫中犯下的罪行是很有必要的。

6、王洪文

王洪文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但是，其在文革浩劫中所犯下的罪行与文革小组中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联系甚深，被归于四人帮一夥，确切的说，加上毛泽东，应是归于四人帮一夥的名。这里一并说说。

王洪文，1935年生，1973年8月开始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6年10月被捕，满打满算，在这些位置上呆了不足三年两个月，却换了个无期徒刑加癌症，死时年仅58岁，连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都未捞到，王洪文在文革浩劫中象坐直升机一样飞黄腾达，这和中共的发家史有关，中共在打天下非法建政的过程中，骗取了无数的工人，农民为其流血卖命，非法建政后，工人农民还是处于被共产邪灵附体榨取血汗的位置，其整体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共产邪灵附体让王洪文突然间窜到那么高的位置，是含有安抚和利诱工人，农民军人的意图的，说安抚是因为七年多的文革浩劫，使国民经济步向崩溃的边缘，民众之间的相互斗也斗疲了，民间低层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毛泽东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在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把王洪文放到高位，就是把王洪文作为工农兵，低层干部的代表供起来，似乎中共政权是在代表工农兵，低层干部的利益在行事，文革搞对了，以平息民间低层的不满情绪；说利诱，是把作为王洪文个标杆，使那些工农兵，低层干部中一心想上爬的人觉得有个奔头，使那些人按照共产邪灵附体的邪路在害人自毁中往下滑。

王洪文在四人帮中表面官阶最高，实际上，他要服从江青、张春桥的指挥，是个被利用的角色，就象一直被共产邪灵附体欺骗利用的工农兵，低层干部中的一些人一样。短浅的利益享受，换来的是长期的无边痛苦。

从上文中，不难看出，文革小组，及后来的四人帮都是些什么人，如果在传统的正常的社会里，根据这帮人所表现出来的极其卑劣的道德品质，十分低下的智力水平，是决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最高层胡作非为达十年之久的，之所以有此怪异现象出现，就因为在中国民众整体道德水准下滑的背景下，共产邪灵在宇宙中旧势力的纵容下，附体全中国，全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道德品质之卑劣，智力水平之低下，与这几人在同一层级，这一帮人犯罪的能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与他们坏在同一层级的那些人的，不过是这帮人权力大，造成犯的罪也大，罪孽更深重罢了。在中共党内，象文革小组，及后来的四人帮这类祸国殃民的货色从未少过，但其下场也决不会好过这帮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