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承载着历史与未来，但写作史书却是一项艰辛、严肃的巨大工程。写作史书，不能凭空虚构，不能取材失当，不能放弃立场，要做到核准事实，秉笔直书，还要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判。因此上古之人把史官称为“天官”，认为史官记录历史，具有监督至高无上的皇帝谨言慎行的作用，让皇帝约束自己，善待苍生。
唐代学者刘知几认为一个杰出历史学家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史学（学问），二是史才（才气），三是史识（见识）。清代学者章学诚又补充了一个条件，认为还要具备史德（人格）。学、才、识、德兼备的大历史学家当首推汉代的司马迁。
孔子以后，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官不能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历史记载成了空白。出生在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谈身为汉朝的史官，对此忧心忡忡，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他要写一部史书，让历史记载连接起来，让史官的传统得到恢复。但他未能如愿，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历尽艰辛，终于写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史记》这部书，最初叫《太史公书》，记载的历史上起轩辕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长达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
写史书不可能绕开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有的人是从皇权中心出发来评价一切，只要能让皇帝高兴，可以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对百姓的犯罪说成是伟大功绩。司马迁认为，史官应有公正之心，要对历史负责，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当帝王的应声虫。要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首先就要掌握详实、全面、符合历史事实的材料。于是他钻入史料堆里，不辞辛苦，不带成见，做着认真考察、对材料核实求真的工作。
最让他为难的是如何表述当代的历史。李广被逼自杀的事件如何记录？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连年征战等如何记录？司马迁决定照实记录，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留给后人。有了这种从容不迫的心态，他写出《景帝本纪》，记述汉武帝父亲的事情。
司马迁后来蒙冤下狱，表面上是因为他为李陵仗义执言触怒了汉武帝，而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司马迁在记录景帝的文章里并没有歌功颂德，把景帝做的事无论好坏都写了進去，这让武帝非常生气。他被判死刑，罪名是“无中生有的欺君之罪”。
为了活下来，完成著作《史记》的历史使命，他含羞忍辱接受了腐刑。司马迁想到：周文王被逐，作成《周易》；孔子困厄，作成《春秋》；屈原被逐，作成《离骚》；左氏失明，作成《国语》；孙子肢残，作成《兵法》；吕不韦贬谪，作成《吕氏春秋》……这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艰难的处境下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从他们身上司马迁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相信历史是最公正、无私的。
以往的历史只记载帝王将相，司马迁认为那些作者的视野太局限、狭窄。在狱中，司马迁想象那秦始皇当年是何等威风，却被江湖游侠荆轲设计接近，“图穷而匕首见”，追杀在朝廷之上，暴君始皇帝是何等狼狈。司马迁决定写一篇《刺客列传》，把荆轲这类普通人写進历史。经受酷吏的种种折磨，司马迁的心中却冒出了一个新的题材，他要为历史上的酷吏写上一笔，就叫《酷吏列传》吧。正是这些酷吏，上下其手，狼狈为奸，辱没功臣，陷害忠良，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冤狱！这黑暗的牢狱也是一个见证历史的重要场所。
司马迁写《史记》，用意是“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表现出的求实精神和历史眼光，得到后代学者的高度评价。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末学者顾炎武高度称赞司马迁：“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著史书者需先修身。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是智慧的表现；待人有爱心，是仁的境界；给人以帮助，是义的体现；有耻辱感，是勇气所决定的；获得好名声，是行为的最高追求。一个人具备了上面所说的五个方面，就可以从容的行走在世上，并能進入君子的行列中了。”司马迁正是这样一个为后人景仰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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