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宰猪

文革后期，隨着政策的松动，农民可以偷偷养几只鸡。但是，肉类食品的主要来源—猪的饲养权还被国家控制着。由于缺少粮食，再加上鸡瘟的传播，能够把鸡养大后杀来吃的，没有多少家。所以一个农民家庭，除了大队充许的春节，及夏收，秋收结束后，杀几头猪分给大家吃之外，生产队所养的猪，都要交到公社食品站，再由食品站统一宰杀，或送到附近机关厂矿食堂，或由非农业人口凭票购买。总之，农民辛辛苦苦养猪，自己是不能宰来吃的，一个普通农户，一年里很难吃上几回猪肉。

大队干部的工资由国家分发，他们与工人一样，可以定期领到肉票，而且大队经常杀鸡宰鸭招待下乡干部，所以他们的家属不会缺肉吃。可是，生产队一级的干部，他们与农民一样领工分，想吃肉，只能等到公社开会通知下来。毕竟，去开会吃饱的是自己一个人。而大队干部招待客人，既可以自己吃饱，又可以把剩饭剩菜分了带回家，这种机会对于生产队干部来说，是没有的。

中国农民，只要能够有饭吃，他们不管什么思想，什么主义，也不管是朱家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天下，他们都能当顺民。但是，如果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必然会打歪主意。陈胜吴广李闯王等人就是高压底下打歪主意的人。

农民们看到辛辛苦苦养大的猪，自己却不能吃，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态，生产队干部既要维护国有财产，又要平衡农民的心理，在一些节日，他们也想让农民宰猪分肉，自己的家属也能吃上一顿肉。但是，他们又怕被上面发现，会令到自己丢乌纱，作为夹心层，他们的思想确实很复杂。所以每次杀猪之前，生产队的年轻人总是去作生产队干部的思想工作，一直磨到他们点头答应为止。

大队干部却不同，他们节假日有肉分，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如果发现那里偷宰猪，他们就会带民兵来抓人。于是乎，每缝过节（这些节日非国家指定节日，而是指端午，七月十四鬼节，冬至等民间节日），农民与大队干部之间，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当然，宰或不宰，宰一只或宰两只，就要看这个生产队长的胆子大不大。

偷宰自己所养的猪，一般是在下半夜开始。是夜，生产队干部会早早上床睡觉，而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牌至半夜，村里的小孩，平时不能熬夜的，这个晚上都不会睡，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睡着了，就没有机会吃猪红。

行动开始，受无数次“小兵张嘎”，“鸡毛信”“地道战”等电影洗礼的农民，警惕性非常高，他们会派出几个机灵的小伙子在村子各个路口的田地里放哨，如果发现敌情，马上回来报告。剩下的人，或烧水，或去抬猪，当然，他们也象游击队一样，找好退路，如果民兵进村，他们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宰了的猪藏起来，藏猪最好的地方，一般是某家的稻草堆。或者由几个力气大者，抬到村外的田里藏起来。

当时大队里除了大队干部及民兵守夜，还住着公社派下来的工作组，本大队的民兵在抓人时，出手不够狠。但是这些工作组，因为是外地来的，做事心狠手辣，抓人时，出手最快，如果偷宰被抓，猪肉就会成了他们的盘中餮，故此他们听到猪叫声，就会主动出击。我有一次跟这些人去放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自己一个人蹲在离路边不远的蕃薯地里，总是觉得远处一队民兵背着枪向这边跑来，吓得自己头发竖了起来，冷汗直冒，最后小便失禁（当时约9岁左右），自从那次之后，再也不敢去当哨兵。

在村子里，几个力气大的，先预备好麻袋，到了猪栏，找到那只该死的猪，把麻袋往猪嘴巴上一捂，这是关键的一刻，如果没有捂住，猪儿发出嚎叫声，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听到民兵的脚步声。绝望的猪儿虽然拼命挣扎，但是它的嘴被麻袋紧紧捂住，无助地被人抬到猪栏前的案板上，一刀见血。

等这只可怜的猪儿流完血之后，烫水刮毛，大卸几块，然后再抬进一户人家的客厅，此时，危险期已过，除了在客厅上留下两三人把猪肉切成一份份，其他的人，去享受他们的战利品---煮熟的猪红。

天刚麻麻亮，这家门口就站满了人，客厅的地板上铺着塑料纸，塑料纸上面是一小堆一小堆猪肉，猪肉的上面，是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个号码。人到齐之后，开始抽签，分猪肉的人会告诉你，多少人可以领一堆猪肉，如果某户的人口不够这个数或者人口多，就与别家分其中一堆。抽了签之后，就进去把属于自己的那份拿出来，领到的肉差与好，可以从他刚走出门口时的表情看出。

一会儿，生产队长吹响了集合的螺号，大家在村口的树荫下集合，社员们小声议论着他们的猪肉好与差，生产队长若无其事地布置今天的劳动任务，如果工作组的人过来，他们将会停止议论。

白天一切如常，大家都会尽力控制自已那兴奋的心情。晚上放工后，透过阵阵的肉香，大家才敢把渴望已久的心情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