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定位中国人准吗?

中国人的奴性人格的空前“茁壮”和厚重,除了漫长的专制制度的恐怖威慑、而使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受到致命的窒息外,还有三次大的社会灾难的定向淘汰作用,更强化了国人的这种奴性人格。
第一次,是蒙古人的南侵。蒙古人“发现”,用野蛮抢掠得到的财富,比起辛勤的耕牧劳作来,既快又多。于是铁定了心,专靠抢掠周边人民的财富和人口过日子。周边人民当然要奋起反抗。于是蒙古人就杀光那些敢于反抗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而无论老幼青壮。仅留下年轻漂亮的妇女供大军渲泻淫欲,以此激励蒙古兽兵的勇猛作战。蒙古人靠野蛮抢掠和残忍杀戮起家,也靠野蛮抢劫和残忍杀戮而发展壮大。蒙古人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的血泪和白骨基础之上的。它在南侵之前,就给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带来了至今仍然闻之色变的血腥和恐怖,使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至少倒退了五百年。

正是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使野蛮残忍的蒙古人尝够了苦头,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部分地改变了屠戮净尽的野蛮杀戮政策。尽管如此,在与宋的历次的战争中,仍然有至少八千万汉人被蒙古人杀戮。

蒙古人武力征服南宋后,除了极尽能事地毁灭十分繁荣发达的宋文明外,还施行了极为野蛮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殖民政策。把汉人(特别是南宋遗民)作为贱民来歧视。汉人新娶媳妇,蒙古人始终有“初夜权”;汉人十家合用一把菜刀,以免持刀造反;汉人的金属冶炼和铁器作坊被统统禁止,以免私造兵器;汉人自古以来携带兵刃以防身的民族传统,也被禁止,否则严厉处死;汉人辱骂蒙古人,汉人要被处死,而蒙古人打死或杀掉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面对种种凌辱虐待,面对种种歧视和不公,稍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无不奋起反抗。

而在强大野蛮的蒙古军队面前,这种可敬可泣的反抗,无不遭到野蛮血腥的杀戮。经过近百年一轮又一轮的定向“淘汰”作用,只有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才能保存性命于这种乱世。这是第一次抽掉民族脊梁、骨气、血性的定向性的“淘汰”运动。

第二次是满清入关。野蛮嗜血的满清骑射民族入关后,除直接屠戮五千万汉民族,使汉民族之白骨堆积“望之如白雪”之外,还推行“易服剃发”的强化殖民运动。稍有民族自尊的人,无不遭到野蛮的杀戮。而能够留存性命于乱石的,无不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

第三次是中共的武力征服全国。中共打着反独裁、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号,获得了不少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然后他们就在“解放区”里以野蛮杀戮和血腥恐怖,裹挟亿万民众充当它们争夺江山的炮灰,从而夺得了“江山”。然后又在此基础上,诱骗那些一心想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流氓、懒汉、无赖之徒充当“积极分子”。继之又以这些“积极分子”来裹挟着亿万百姓,参与了对富裕国民的共同抢劫和血腥杀戮,把众多贫穷者拉进与之共同犯罪的贼船上,使之欲退无路。他们用无数百姓的尸骨为代价,把中华民国推翻后,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整人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即以“刑杀立威”来震慑民众,以达到强制“洗脑”的目的。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整人运动,其手段无非是让人相互检举,让人相互揭发,让人背亲卖友,让人落井下石,让人见风使舵,让人丧尽天良……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消灭国人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消灭人的尊严,泯灭人的天良道德为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奴性,增益国人的劣根性。使所有中国人都变成中共的“驯服工具”,都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变成良知、自尊、骨气、血性丧失殆尽的动物,老老实实地做中共的党奴。

对于那些不愿做这种党奴的人,对于那些稍有血性、良知、知识见解的人,对于那些不愿灵魂堕落良知泯灭的人,中共就是毫不手软的以“右派”、“反革命”、“反动分子”等名目,一路杀将下去,杀了个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经过历次运动的大规模杀戮,至少又有八千万优秀同胞惨遭荼毒。而这些被杀掉的人,大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骨,大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沙堆中的珍珠和宝石。

经过中共历次的大规模整肃和杀戮之后,只留下了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

这一次现代“秦斯希主义”的运动『1』,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最全面,最为彻底的天良人性的“淘汰”运动。它几乎造成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结局。

腐朽野蛮的专制制度,再加上残忍血腥的暴力恐怖,其综合作用的结果,遂造就了中国人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奴性人格。造成了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的弃民”的边缘化国度(见任不寐《灾变论》的论证)。

这种奴性文化的空前发达,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的废墟和文化的荒漠。在这个精神废墟和文化荒漠上,如果说还有点什么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就是犬儒文化。

综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颠三倒四洋洋数万言,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啦,什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啦,什么做党的驯服工具啦……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奴性。它是犬儒文化的集大成者。

因此,我认为:

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

是故,十三亿人口之泱泱大国,竟不及数千万人口之小国之有国际分量。是故,具有绵延数千年文明之民族,徒为国际社会之边缘化之国度。

独裁专制者的本能,就是愚其民、弱其智。独裁专制的皇帝老儿,处心积虑地避免他人觊觎他的皇位,故将人民奴畜视之。独夫民贼惯用的牧民伎俩,是“弱其智识,强其筋骨”;历朝历代皇帝老儿的牧民之术,则不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运用。中国人民受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荼毒,血性人格受到致命的窒息。

在这种奴役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国人的奴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再经历了三次巨大的人性泯灭、奴性张扬的社会淘汰运动,这就更把中华民族的奴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父孙逸仙博士,倡行三民主义,才使国人的民族精神稍稍复苏,出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精神复兴和文化繁荣。但接着就是共产邪教的全面侵入,实施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酷烈的“秦斯希主义”运动,使民族精神之稍稍恢复,还低偿不了后继者之惨酷销蚀。遂使中华民族的奴性,复归如初。某些方面,比之满清之末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奴隶心性,一切看主子脸色行事,无自主意识,心甘情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以在主子棍棒下以活命为最高原则。无正义良知,无是非善恶,一切以主子的是非为是非,以主子的好恶为好恶,甘为“革命的螺丝钉”。

奴隶心性,由于自己的一切攥在主子的手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总感到生命无常、命运难测。只能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以“我是党的一块砖,党叫往哪就往哪搬”为处世哲学。

奴隶心性,在主子面前千方百计卖乖讨好,阿谀逢迎,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有权就是大太爷。

奴隶心性,虽然明白自己命贱如草,却对自己的小草命运甘之如饴——一曲表现奴隶心性的《小草歌》,让奴隶之国的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

奴隶心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明天洪水滔天。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以机会主义为人生的信条——什么“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什么“不争论,干了再说”,什么“摸着石头过江”,淹不死算走运,淹死了算倒霉……这样荒谬绝伦的治国理念,竟然使国人奉为玉律金科。

奴隶心性,四面玲珑,八面讨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其生存的常态,以“难得糊涂蠢有福”为心理定位,以“我把青春赌明天”为无奈的宣泄。

奴隶心性,说谎作假,一切以哄骗主子高兴为最大的原则。以致民谣讥之曰:“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奴隶心性,无自主、自立、自强之意识,只盼望着明君、贤相、清官为自己作主。以致对宫廷阴谋权诈之术醉心痴迷,对“猪尾巴戏”难分难舍。反而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古训当成耳边风。

奴隶心性,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们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灾难不殃及自身,反而乐得去看热闹;就像丛林中的麋鹿獐麂,猛兽追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逃命,一旦猛兽扑住了自己的同类,他们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反而乐得回头欣赏猛兽将自己的同类撕成碎块,让猛兽大快朵颐。

奴隶心性,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获得眼前的利益,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于不顾。昔日北中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万里大草原,几乎变成了万里大荒漠;昔日虎啸鹿鸣的南中国,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昔日“游鱼细石,清澈见底”的水系溪流,已经大面积干涸或污染,以致人畜都无法饮用;昔日丰产的近海渔场,到今日,竟一年数十次红潮泛滥,渔产量仅及“解放前”的十几至二十分之一……这些遗害子孙万代的惊天巨祸,都不能让奴隶们动心,唯有眼前的“经济增长”,才能使他们精神振奋。

奴隶心性,二重人格,精神分裂,在上级主子面前低首下心、卑躬屈膝。而在下级或更小的奴隶面前,则又是一副主子面孔。是故民间讥讽这些奴性官僚曰“中国的官场,应该定做两套衣服,一套前短后长,用于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拜见上级;一套前长后短,用于倨傲无礼、昂首挺胸接见下级……

奴隶之人,虽然无人格无自尊,但却殚精竭虑地争做主子的奴才。已经做稳了奴才的奴隶和正在争取做奴才的奴隶们,做起坏事恶事来,往往比主子更加凶狠和卖力,才能获得主子的赏识和重用。久而久之的这样发展下去,坐稳了奴隶位置和正在争取坐上奴隶位置的人们,心胸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逼仄,连主子都自叹不如。

奴隶之人,一方面极端的自卑,没有自信,因而犯上了意识形态上的过敏症。因此需要控制全国媒体,动用全国人民钜亿血汗,用于强化思想警察、言论特务的功能,让各种媒体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让媒体上充斥着令人作呕的八股垃圾;要封锁网络,让网民不能接触外面的资讯,只能看到指鹿为马的东西;要监视网民,让网民噤若寒蝉、心有余悸,以免批评指谬的声音让他们心惊胆战;还要夜以继日的干扰海外无线电波的发射和接收,让全国人民成为聋子和瞎子。另一方面却极端的傲慢和自负,“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最优越最先进的。整天埋头故纸堆里,忙于查找值得自己炫耀的东西,以便牵强附会、绞尽脑汁地从中获得那十分稀缺“民族自尊性”。连头上捉个虱子,也要比别人的个大才感到心满意足。以便以此来拒斥一切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价值。说到底,还是一种自卑和缺乏自信的体现。

奴隶之人,只有两种心理状态——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子;不是被虐待,就是虐待别人。做奴隶时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自甘低首下心、吮癕舔痔。而一旦做了奴隶链条上的一层主子,则要加倍地对下级奴隶吹胡子瞪眼和满脸横肉。以虐待更小的奴隶所产生的快感,来补偿自己做奴隶时所受到的屈辱,以维持心理的平衡。

奴隶之人,一方面绝对地服从于暴力,一方面又迷恋着用暴力去征服别人。他们要么就做逆来顺受的顺民,跪倒在暴政的脚下,任由独裁专制暴力恐怖的主子的奴役宰割;要么就做铤而走险的暴民,奉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做改朝换代的野心家的帮凶打手,以便从“龙头老大”手上获得一杯残羹。常常听说“老子打江山时流血牺牲,现在搞点特权和搞几个女人,算啥?”这就是奴隶心态的典型写照。做久了奴隶的人,脊梁骨已经弯曲。如果你想让他站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反而感到万分不舒服——这怎么行呢?(鲁迅语大意)

中国几千年下来,一直是一个奴隶的社会。什么封建社会?其实是子虚乌有的伪命题。因为秦始皇早就“废封建、置郡县”了。因而,这个奴隶社会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信且看。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为了整掉试图觊觎他权力的人们,在井冈山时期就大杀“AB团”。他逃亡到了延安后,又在延安如法炮制。策划了一个恐怖的整肃运动——延安整风。他“天才的、创造性的”搞了几年“延安整风”运动,把“革命圣地”弄成了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地狱。他重用整人专家康生之流,到处深挖狠斗,要人们上纲上线“自我暴露”。如不深刻自我反省和自我暴露,就一直关押下去。他到处抓特务,把各“解放区”都变成了特务多如牛毛的地区。他到处刑讯逼供,把一个小小的延安变成了恐怖的地狱……待对手搞得差不多了,且一个个都对毛诚惶诚恐、噤若寒蝉时,毛又根据形势的需要,赶紧刹车。向那些被关押、殴打、虐待甚至家破人亡的小喽啰们,说了一声“对不起”。仅这一句口头道歉,就使那些小喽啰们就感到皇恩浩荡、诚惶诚恐,遂“一笑泯恩仇”,还高呼“吾皇英明兮万寿无疆”。(参考文献:李央南《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韦君宜《思痛录》;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君不见毛泽东为了推销他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邪说,也为了自己“白进红出”的争权夺利,就将全国人民的手脚捆了个严严实实,使全国人民时时刻刻处于惊恐心悸之中,让全国人民连年满脸菜色地搞穷过渡。毛去见了马克思之后,邓小平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命门死穴——枪杆子。他当然知道,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中共失去全部特权。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正了部分错误,革除了部分了恶政,并部分地放开了捆绑人民手脚的绳索,简称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得国人不再像毛时代那样时时刻刻处于惊恐之中,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天天光着屁股大搞打砸抢。这时,这群被捆苦斗怕了的奴隶们,赶紧对邓小平下跪谢恩:“吾皇伟大兮小平你好”。

君不见中共建政之初,毛就急不可待地去朝拜老子皇帝斯大林,并带领访问团去向“老大哥”取经。毛老谋深算地将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要到这趟专列上,来担任他的俄语翻译兼临时俄语教师。一贯好色不倦、嗜色如命的毛泽东,面对这个漂亮可人如花似玉的孙维世,如何不垂涎三尺?于是就在这趟慢慢西行的专列上,诱骗并强奸了孙维世。事后可怜巴巴的孙维世,去向周恩来哭诉。周的脸色开始也很阴沉难看,但沉默良久,周终于开口说了话:好闺女,你就消消气嘛!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事后江青知道了毛的这段“婚外情”,文革之初,红得发紫的江青,首先就拿孙维世开刀。还逼着周恩来自己签字同意,要把孙维世弄死才算完。弄死了孙维世之后,江青的心里才感到踏实。面对这种无耻的暴行,平民百姓,也会挺身而出,也会拔刀相斗,以宣泄自己的屈辱,以震慑这种罪恶。但周恩来不愧是周恩来,他竟能从中发现“全国可以有一万个孙维世,但全国只有一个毛主席”的重大规律!这不得不佩服周的“高超手腕”,不得不佩服他奴性的隐忍和屈从。(参考文献:叶永烈《江青传》;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君不见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定居海外后,才敢写下一本叫《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书稿。书中披露了毛泽东许多荒淫无耻的史实,于毛的“光辉伟大”形象大为不利。引得曾任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大为不满。一方面,他除了破口大骂李志绥“事主不忠”之外,还纠集曾在毛身边服务过的其他“太监”宫女,如林克、徐涛、吴旭君等,绞尽脑汁编造了一本《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来消除《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对毛泽东形象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还力促“党中央”通过决议案,要严格禁止曾为毛服务过的嫔妃宫女“太监”到外海定居,以免再次闹出“李志绥事件”的尴尬。其良苦用心,真让人惊叹这位大内总管“事主尽忠”的“忠诚”,让人惊叹这位现代奴隶的纯粹。

君不见华君武先生画了一幅邓小平的漫画像,中宣部的奴才们吓得面色如土。因而对这幅漫画尽全力进行封杀。后来这幅漫画辗转流落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看后,反而会心而笑,也没有要求将华君武先生投进大牢。而在中宣部的那帮奴才的眼里,圣心独断,天威难测,稍有不慎,将是大逆不道。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为了做稳奴隶,只有比主子更加严酷卖力,才能获得生存的资格。

君不见八九六四之时,众多老教授出面游行,干脆打出一面言简意赅的标语——“跪久了,站起来遛遛”。

君不见斗米小民受地方豪强官僚的欺负,其含冤受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踏上漫漫无涯的上访之路。这本来是“下情上达”的唯一的管道,但地方的奴才却害怕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害怕因此而受到中南海的主子的责备,试图将这些“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便十分卖力地“围追堵截”。老实说,这些地方上的诸侯们,本来只是想将这些“刁民”拦截下来也就算了,也没有打算酿成流血事件。可是当他们对更小的奴才使使眼色,公安武警却没有领会主子的“良苦用心”,为了获得主子的赏识,便对这些“刁民”大打出手,以致酿成流血事件,反而受到中南海主子更严厉的责备,让他哭笑不得。

君不见主子制订出“三提五统”的收费标准,以便规范农村的税费政策。可是地方的奴才们却不管这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正好借机大吸农民的血。而奴才的奴才们,则组织收款队伍,浩浩荡荡地杀向农村。他们破屋掀瓦,砸仓挑谷,牵牛抱器,私设黑狱,逼死人命……以致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见他们进村,大敲铜锣预警,大喊“鬼子进村来了”。在我的家乡,一村妇就因为敲了一回铜锣,就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以致法官不敢签字,但在政法委的“英明领导”下,照判不误。君不见陕西青年李绿松,因举报集资办学上的贪污腐败,得罪了地方上的奴才,因而受到了关押刑讯。而公安局里的那帮小奴才,正好想在他的主子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于是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动手,活生生地将李绿松的舌头割了下来……

君不见在外地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忘了携带身份证件而出门,被当成盲流而关押罚款。派出所的警察和拘押所的管教人员,只要使使眼色,同为受害人的孙志刚的“狱友”们,竟然受命殴打孙志刚,下手却比公安和管教人员还要凶狠。因为他们要获得管教人员“表现积极”的“好评”,争取早一天获得释放,以致把孙志刚活生生的打死,还不知道歇手……

中南海的官僚寡头,是权力的奴才;而各地的官僚,则是中南海官僚寡头的奴才;在各地的奴才下面,又有更小的奴才;斗米小民,则是更小的奴才的奴才。生活在这样一个奴才体系空前发达的国度里,想不做奴才,而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何其难也!!!

关于怎样才能消除中国人的奴性?怎样才能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血性?对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如果实在要我勉为其难的话,我就借用胡适博士的话:“你们问我,怎样才能使国家有尊严?怎样才能使国家获得独立的地位?怎样才能使人民有自由?我要告诉同学们的是——只有人人有尊严了,国家才有尊严;人人有自由了,国家才有自由;人人获得独立了,国家才有独立的地位……”

胡适博士把一个看起来十分玄妙而又异常宏大的问题,就用这么几句直白无华的语言,说了个一清二楚。这样的大师风范,可谓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人。那些自我感觉良好、喜欢玩概念空转“大师”们,那些自以为高深莫测、喜欢将时髦概念堆砌的“学者”们,是该好好地向胡博士学习学习。

注『1』:秦斯希主义,是指秦始皇创立的集权专制主义,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的独裁主义,再加上希特勒的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复合物。这种复合的秦斯希主义,现今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黑暗专制,都与之无法相比。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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