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反右斗争前奏——《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有人说出自诸葛亮之口,但难以考证。反正四川是个一当国家有事,总是最先闹起来的省分。推翻满清的第一枪,保路同志会就始于此,之后才有武昌起义。想不到毛伟人的反右斗争也是在这里初见端倪。

一九五六年七月,时年二十四岁的流沙河先生,被视为有创作前程的青年作家,被派往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青年创作讲习班”,十月学成归来。在从北京回成都的火车上他心情特别好,倚窗凝思,信笔写下了沿途所见景色的《草木篇》,用白杨、仙人掌、藤、梅、毒菌等植物,直抒胸臆的一组极平凡极一般的散文诗,故写好后一直弃置未予理睬。一九五七年一月《星星》诗刊创刊,恰好有一空白,诗刊负责人白航叫他再选一稿,他翻遍来稿找不到合适的,便将这篇弃置的《草木篇》作了补白。却未想到这篇极其普通的一组散文诗,竟然在全省以致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四川文坛一件重大件事。据悉,为这组散文诗被划成右派的不下万人,农、工、兵、学、商,老、中、青、少,比比皆是。笔者不但名列榜首,还是流沙河七人反党小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又传说是伟人在全囯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插科打浑话:两条河,再加五个年青人正好七人,不是新七君子吗?)。我们这七人除流沙河先生一人留机关监督劳动外,其余六个人,一个比一个惨,一个比一个烈。储一天被判处死缓,囚于大竹监狱,一九八二年才获平反;石天河被判处十五年有刑徒刑,长期关押在雷马坪农场,一九七九年才得以昭雪;丘原被开除公职后,关押于成都宁夏街市大监,一九六四年用锑胡刀割断股动脉自杀;瑶攀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管制,后死在狱中;茜子被判处十年徒刑,关押于成都劳改队,一九八零年平反回到单位;我(晓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因不认罪反改造,被判刑整整二十年,一九八零年底才平反回归报社。

除了“七人反党小集团” 外,还有“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党集团”。他们是自贡市文联主席张宇高、诗人李加建、王志杰,川大的学生华剑、成都二师学生徐航、四川印刷厂工人沈镇、万源县某厂宣传干事万家骏、星星诗刊主编白航、编辑白堤、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杨干廷、红领巾杂志社编辑罗有年,还有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再等,再加我们七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在四川文坛刚露头角的文学精英,只因为对《草木篇》批判发了点不同的声音,就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埋葬了一生。

到底《草木篇》是不是一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诗?有多么反动和恶毒呢?现我将原文抄录如下以供大家观赏:


草木篇
流沙河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令令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喑绿的篝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就这么一组不足四百个字的散文诗,毛泽东竟用了一万多条年青、美丽、潇洒、活泼的生命去陪葬。历史啊,该怎么评说?

为什么一组小诗掀起这么大的狂澜?究其原因,就是共产党长期推行“阶级斗争”和“一党专政”的恶果。据省文联“草地”杂志编辑本事件的当事人和目睹者,茜子先生说:四川省文联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诗人、作家、评论家象蚊子一样的多,粗劣同室,熏犹一器,难免没有忌姤,没有争宠。加之那些年总搞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不断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你提我意见,我提你意见,你批我眼晴,我揭你耳朵,相互结下不少恩恩怨怨。流沙河在这些人中,性格较为坦诚直率,不知不觉伤害了一些人。比如一九五五年“机关肃反”他曾作为“打虎队员”看管过丘原、茜子(后来,他公开向两人道歉,才合好),在一次团支部改选支委的会上,他公然这样说:“今天选出的五个支委我不同意,首先我反对三个人。第一个是我,因我不够条件作支委;第二个是傅仇(诗人),因为他是国民党的警犬(傅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当过国民党水上警察);第三个我反对席向,因为他是国民党打手(席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并出任区分队长)。”搞得会场僵持,大家都下不了台,要不报复你才怪!

他的小诗《草木篇》发表后,并不为读者称道,却引起仇人们的注意。认为他是用诗在骂人,便对号入座,当然就怒火中烧。在那个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岁月,谁都知道打倒对手和报复对手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上纲上线。于是,那些被他骂过的、嘲弄过的人、不满与忌恨他的人,纷纷向文联领导告状,有的还写成书面材料向省委宣传部告状。说他用诗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谩骂领导和同志,加油添酷,恶意中伤,说诗中的白杨写的谁,藤、毒菌又写的是谁,仙人掌、梅花又比喻谁?总之和历次政治运动联在一起。共产党的领导最喜揪辫子整人,這样既可显示他的能耐,又可建立他的威信,正如奴隶子不挥鞭子抽奴隶,就不呌奴隶主,屠夫不杀人便不祘屠夫,现在有了猎物当然不会放过。对《草木篇》的批评开始在文联内部,讨论批评,渐次扩大到社会。人都有表现欲,只要认为能出名得利,又得表现自已紧跟政治形势的事,谁不勇敢?用句成语叫“痛打落水狗”,用时兴名词叫“立场坚定”。

#p#《草木篇》的事情越闹越大,波及全国报刊,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对四川省如此过火作法,反映较为强烈,使省委宣传部有点进退维谷。当时主管四川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向省委书记李井泉作了汇报:怎么办?李井泉是个极左分子,毛泽东豢养在西南的一条恶狼。他对毛泽东的招数心知肚明,极为了解。毛泽东远在 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在中共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时,就声嘶力竭说:

“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有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开口波滋南,闭口匈牙利” 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李井泉认为《草木篇》是“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政治斗争信号,于是大笔一挥:坚决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草不篇》批臭”(笔者曾于一九七四年逃亡中,去李亚群家探视,当时他已被打倒,卧病在床,谈及往事,他后悔不迭,说:“过去我们对年轻人处理太重了,把人家送到公安局去,现在要都要不回来。我管文艺,事事得听李书记的,他叫批谁,我敢不批么?当然我也有责责啊!”。

主人有令,奴才敢不行动。一时、党棍、打手、娄啰、走狗,以及那些一贯奴颜媚骨的无耻文人和天生的讨好上司的战将,一个个磨拳擦掌,勒袖张臂,情绪亢奋激扬、纷纷操刀握笔杀上阵来,翻开省内各报刊,篇篇都是声讨《草木篇》的文章,连篇累牍多如妓女的月经布。“大路不平旁人铲”。知识分子自来有民主自由天性,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无畏精神,对不公平的事敢于顶抗,!大多数人认,为对《草木篇》的批判不实事求是,有失公正,是粗暴的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纷纷发言或写文进行反击。愈反击压力愈大,压力愈大愈反击,到应了“伟人”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这时共产党使出了贯用的杀手锏:查流沙河的三代,查支持《草木篇》的人。

“流沙河出身地主恶埧家庭,行七,解放后父亲被钲压,有“七少爷”之称。”(真实情况是:流沙河,本名余勋坦,四川金堂县城关镇人,一九三二年生,属羊,家庭地主,本人学生,解放前夕曾参加学生进步活动,其父曾任囯民党鄉长,镇反时被杀。)再一查這些支特者绝大部份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二心。立马,文艺批评上升到政治问题:“流沙河对共共产党有阶级仇恨,有杀父之仇”等等,这不是明明的整人幺?我们(丘原、茜子、瑶攀、石天河、储一天、晓枫)天不怕,地不怕,不屈不挠,不仅公开写反驳文章,还组织认识的人写,形成了一股对抗的潜在势力。亊情越闹越大波及全国,后来毛泽东怕影响他“引蛇出洞”的大局,才《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誁话》作了掩饰:“四川还有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的团结的对象(见舒芜口述自传)。”。

在伟人讲话前,也是批判《草木篇》的第一个高潮的时候,我经常去文联看望安慰流沙河。有个晚上,我在他和方赫同住的宿舍看他,他一人在流泪哭泣,我惊愕地问:“沙河,怎么了?”他说:“晓枫,我申请退团了。”说着,将早已写好的退团书给我看:“亲爱的团组织,当我举手向你宣誓时,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你,但我现在不能不离开你。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啊!我到底有什么错?那样的批我整我……”。“沙河,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退团啊,天大的事也会说得清楚,何况一首诗嘛。没有攻击诬蔑党就没有攻击诬蔑党,怕什么?何况对你的批判好多人也不同意。”我冷静地劝导他和开导他,他从悲愤中回思过来说:“晓枫,报上天天批判,文联大小会批判,团内还要开会斗争我,叫我交待这样那样,要我不是团员至少能少一层批判斗争。我想拒绝但拒绝不了,我退团主要想求点安静。”“你这想法就是错误的,不能为了逃避斗争就采取退团的办法,这是多愚蠢的办法。”我说,帮他分析利害得失:“这样别人更会找你岔子,说你存心对抗党对抗组织。”

他对我的分析帮助不置可否。在离开他的宿舍后,我立即去找了省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主任。他是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一位党内的老知识分子。他心地善良,对人和蔼,对客观事情有自己的见解,特别爱才惜才,平常对我印象不错。此时夜已很深,他见我此时跑来找他,大睁着一双眼睛问:“晓枫,有什么急事?”我坐到办公室的沙发上,把流沙河退团事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半响沉默不语,低低嘟哝着:“这些人也搞得太过份了,不过就是一首诗嘛,”然后向我说:“你去劝劝沙河叫他不要退团,又不是天大的事。过去延安整风比这还厉害,不仅开会批判斗争,还抓人哩!我就被整了半年。你们年轻人气盛,受不了一点委曲,干革命不受委曲不行啊!运动运动,都是一阵风,风吹过了就春暖花开了。”他说到这里微微地慈祥一笑,拍拍我肩头继续说“你告诉沙河,叫他一定不要退团,到时候我会说话。”不知是常苏民主任说了话还是毛泽东讲话的传达发生了作用,对流沙河的批判渐次缓和了下来。不久全国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

政治气候的宽松,给文艺界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增添了新的劲头。全国报刊开始变换腔调,对“左”的观点发起反击,省内也一样,更多的人站出来写文章反对对流沙河《草木篇》的粗暴批评,双方交战十分激烈。省文联频频召开座谈会,使得省委主管文艺的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先生下不了台。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们直问李亚群:“本来是个文艺上的思想认识问题,为何要采用内部发文件、发指示的办法,把流沙河同志一棍子打死,不准报刊登反批评的文章。这是违反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作法,请问这是谁的批示?”与会者不少人也跟上,问得李亚群哑口无言,左顾而言它。

我们舒心畅意,逞一时之快,却不知“伟人”早张下罗套:“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流沙河面对各种批评一直沉默不言,我几次提出采访,他都拒绝。不久《文汇报》记者范琰先生来到成都,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终于作了长篇发言。他发言的中心是阐述他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极为不满,反对文学创作艺术与政治等同起来,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此一时间李亚群副部长和文联一些领导人,相继在座谈会作了某些道歉和自我批评。我们却穷追逼问:到底是谁作的指示批判《草木篇》并定调为毒草?

第一轮围剿《草木篇》的高潮一下掉进谷底,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青人和那些错判势态的专家、教授、文艺理论者们,一下士气大涨,在所谓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纷纷“自投罗网”的跳了出来,对批判《草木篇》的党棍与打手来了个反击。正当我们扬眉吐气得意的时候,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时杀戮之声不绝于耳,省内报刊刋一夜变脸,凡是支持过或反对过《草木篇》批判的人,无论你是党员还是干部,是专家还是学者,是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还是黄毛未褪的十五岁少年,也无论是男是女,是妮姑还是和尚,均被划成右派分子。七十岁的川大中文系主任张黙生说了句公正话“诗无达诂”,没有逃过厄运,时年十五岁的巴蜀才子魏明伦向《文汇报》写了篇不平则鸣的短文虽未发表,也戴上“铁帽”。笔者好友严家伟先生在整风中为《草木篇》发表了几句感想,竟判刑十五年。我们成都日报社文艺组同组的编辑杨蓓、邱乾坤,在批判《草木篇》的高潮时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澜》作者),文章中实录了李老一句話:流沙河、丘原、晓枫,是未来四川文艺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请党爱护他们。双双均被打成右派,闹的家破人亡。例子多的是,真叫罄竹难书。

据有关方面粗略统计,因《草木篇》而沦为右派的,全省以至全国不少于一万多人。流沙河受不了这铺天盖地的万炮轰击,外逃西安去戈壁州处避风。行前留给我一首小诗:“今夕复何夕,亡命走关西。曲悲遭千指,心冷横双眉。狂风摧草木,暴雨打蝼蚁。逃死奔生去,焉敢料归期。”我也曾回过一首:“霜重压百卉,狂风吹雁行。淫雪不恤竹,刀剑岂怜英。文章千古事,自有后人评,无语云天望,长安有故人”。当然,他和我的這两首诗,都成了反党鉄证,装入个人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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