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王庆萍 (图)

王庆萍，女，1926年10月20日生，河北省正定县人，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1966年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关押在校中。8月20日凌晨在校内坠楼死亡。死时不到40岁。当时她被说成跳楼自杀。她的同事和家属认为她是在遭毒打后被扔下楼去的。王庆萍身后家属有母亲、丈夫和三个孩子。

1978年，在毛泽东死亡两年以后，和很多文革受难者一样，王庆萍得到“平反昭雪”。她所在学校给其丈夫胡福生的工作单位发出公函，写道：

王庆萍同志的结论，于一九七八年九月经中共宣武区教育局党委批示，为：“王庆萍同志原任梁家园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不幸逝世。

请将与此结论不符的有关材料退回我校或代为销毁为感。

在此之前，在1972年，也给王庆萍做过一个“结论”。王庆萍的1972年“结论意见”，照录如下：

王庆萍同志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跳楼身死，仍以革命干部对待。予以结论。

中共北京第一四七中学党支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同意学校意见，王庆萍的历史问题，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跳楼自杀，仍以革命干部对待。

中共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王庆萍所在梁家园小学这时已经取消，校址归给第一四七中学，所以结论是由中共第一四七中党支部作出的。

这个“结论”仍然认定王庆萍是自杀，但是自杀在1972年不再以“对抗文革”解释，也不再以此开除共产党员的党籍。这是1972年和1966年的一个不同之处。林彪在1971年死亡之后，文革当局一度批判林彪代表“极左”，对之前被迫害的人的处理曾有所松动。（但是很快就又改变了说法，说林彪的问题不是“极左”是“极右”，并且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攻击孔子的“仁”的思想。）在这种大形势下，这个“结论”说，王庆萍自杀是因为“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对她 “仍以革命干部对待”。

1972年时王庆萍已经死亡六年之久，还能怎么“对待”呢？这里的主要意义显然是在于对待她的儿女。文革中株连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父母的问题会给儿女带来大量负面待遇。

至于更早的这一类文革对个人的“处理结论”，当时的做法是宣布后由权力当局保存在他们的机密人事档案之中，并不给本人或者家属一个副本。1978年以后文革受害者得到“平反”，上面下令全国各单位把这类有关材料全部烧毁。烧毁是当众进行的。目击者说，一个小学和中学这样的小单位，都有能装两个大旅行箱那么多的材料供烧毁。普通人可以观看焚烧过程，但是不准走近观看材料内容。焚烧材料，当时被解释说是为了表示“彻底平反”。但是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追究责任和记录历史真相。所以，这里无法转录1972年以前王庆萍所得到的“结论”。

至于1978年“结论”中说的王庆萍的死因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是因为这是当时的这类平反书的共同格式，其他单位也适用同样的措辞，显然这来自“中央”的统一规定。其实，王庆萍死亡的时候，“四人帮”之一王洪文还是上海的一家棉纺厂的普通干部，和王庆萍的死亡完全不相干。

把千千万万文革受难者的死亡仅仅归因于林彪和“四人帮”，显然是为了开脱文革的罪责，开脱文革的发动者和指挥者毛泽东的罪责。

王庆萍的死亡日子1966年8月19日,是个特别的日子。王庆萍的死亡，不但是总体的文革发展造成的，而且和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和检阅100万红卫兵学生直接相关联。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中，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而且，听了毛泽东对其名字“彬彬”的评论后把名字改为“要武”。在此之前，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已经在8月5日打死了该校的副校长卞仲耘。毛泽东在8月 18日的行动显然极大激励了红卫兵的暴力行为。随着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普遍建立，暴力活动也立即在北京和全国全面升级，规模越来越大。王庆萍在8月18日红卫兵集会一天多以后死亡，显然就是这一暴力迫害恶浪的直接受害者。

1966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下令中学全面停课，中学领导人全部“靠边站”，由派去的“工作组”领导那里的“革命”，但是小学不停课。7月底，毛泽东下令撤走工作组以后，小学生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斗争”和打骂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在8月18日以前，王庆萍已经被“批斗”了几次。她被殴打，而且行动自由被限制。要获得准许才能回家。有一天晚上她获准回家，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她的母亲和丈夫看到她头发被剃了半边，即当时所谓“阴阳头”，身上有伤痕，脸上被涂过墨，已经洗不干净。

8月18日天安门红卫兵集会的第二天，王庆萍被押到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在那里和其他学校的领导干部一起被“批斗”。在那里，他们被红卫兵打得一塌糊涂。

在中山公园“批斗会”后，她被押回学校。

梁家园小学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果子巷。校中有一座四层楼。当天晚上王庆萍被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第二天早晨，很早的时候，王庆萍坠楼。

几个小时以后，学校的人通知了王庆萍的家属。她的丈夫和母亲把孩子们放在邻居家，赶往学校，他们看到的只是王庆萍的尸体。

王庆萍的丈夫和母亲没有告诉她的孩子王庆萍的死讯，很多年都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最早是听院子里玩的小朋友们说的。

王庆萍有三个孩子，当时的年龄分别为11岁、9岁、8岁。他们长大以后，慢慢知道了母亲已经在1966年永远离开了他们。他们对母亲的死亡一直心存疑问。如果他们的母亲真是自杀的，为什么连遗书都没有写一份呢？她有三个孩子，她不会不跟三个孩子告别。

梁家园小学的副校长季丽华，当时也和王庆萍一起被殴打折磨侮辱。她说：“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有想死的心，但是都不会走那一步。”

王庆萍坠楼前的夜里，有三个该校的老师去了关她的房间里。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中共预备党员。党员需要经过一年的预备期转正。这两个预备党员中的一个，因为一些事情，一年预备期满后未获转正，被延长了半年预备期。王庆萍是中共党支部书记，这个人认为王庆萍整了自己。

另外，王庆萍坠楼的时候，身体曾经撞在下一层楼的窗户上缘。如果她自己纵身跳楼，会躲开窗户，身体不应该如此贴近建筑物的外墙。所以，她的孩子和同事认为她是被打死后搁在窗台上推下去的，或者是在挣扎中被推下楼的。

1978年王庆萍得到“平反”后，她的大儿子胡大军写材料到宣武区教育局，提出他的质疑。宣武区教育局告诉他：“事实不充分”。他被驳回。

1966 年夏天，北京有数千居民和教育工作者被红卫兵打死。1978年开始给死者“平反”，但是追查凶手是不允许的。这里收集的很多受难者的名字，但是打死他们的人中，现在了解到的受到处罚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这个中学的校长沙坪在1966年8月22日被打死。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些人坚持要追查沙坪之死，但是很快被胡耀邦的有关政策挡住了。这个人的朋友很为她抱不平，说别人都没有事儿，为什么要处罚她？她受了什么程度的处罚呢？她 1979年时在西安的军医大学工作，事发后军队将其转业回北京工作。

在1978年开始的“平反”中，邓小平和胡耀邦有清楚的政策：不追究凶手，不准提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在迫害中的作用，把罪责统统归于“林彪四人帮”，但是给受难者重新写“结论”，还给文革受难者的家属一点经济补偿。

从“一四七中党支部”在1978年8月15日所写的“关于王庆萍丧葬抚恤等费用申请报告”，可以知道给了王庆萍的家属2，190元钱。其中较大的两笔是：丧葬费 240元，还有给孩子的生活费1，800元。王庆萍有三个孩子，当时最大的11岁。他们计算说，拟由王庆萍负担第二个孩子，每月15元，从1966年9月到这个孩子参加工作，十年的生活费是1，800元。

王庆萍的经历，在文革前夕的北京中小学校长中相当典型。她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在北京读中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党的活动，她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当小学校长，级别为“小学行政一级”，她的丈夫是级别较高的军队干部。她不是如文革所指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她被“斗争”以至死亡，是因为所有的大中小学校长都被“斗争”，是因为毛泽东指他们是教育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笔者调查并写作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时候，没有能知道王庆萍的名字。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建立之后，有人看到这个网站，就通过网站上的地址给笔者送了电子邮件，告诉了她的名字和学校。以后，通过进一步的电话谈话和通信等等，了解了她的悲惨故事。但是，这个时候，网站已经被封锁了。王庆萍已经在1966年被害死，然后，在2002年，她的名字和故事，还有其他类似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还要在电脑网上被禁止谈起。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