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5日，杨帆教授发表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题为《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文章介绍了他自己 1998年的研究成果说：“我在1998年在中国改革报发表《权力资本化》一文，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包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内外贸提成），生产资料双轨制，汇率双轨制，股票上市和司法腐败等，大约30万亿人民币。”
文章转述胡鞍钢教授的研究成果说：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查处情况，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指不同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的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4.5%。1998年包括：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20亿；走私 800亿；垄断行业，电力50亿；医药100亿；税收流失100亿；公共支出腐败损失1000亿，包括财政、金融、粮食和垄断行业；公共投资中腐败损失60亿人民币；国有企业私有化，逃废银行贷款本息600亿人民币；公共机构乱收费 100亿；金融诈骗100亿人民币。 总计3000亿人民币。 这只是查处出来的部分，如果查处率是30%，那么实际腐败金额就是10000亿人民币。1998——2005年8年，共80000亿人民币。
文章继续说：“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 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老百姓当然知道共产党的腐败，也大致知道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但共产党的领导人却装着不知道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是知道的——否则就是弱智。装着不知道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说：这些从许多方面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如何有道德的人，自己却不说实话、不承认真相、不做老实人。这当然是幼儿也会感到混乱的道德问题。
装着不知道就会掩盖真相，例如按照焦国标先生说的：3000 万宣传员基本上干的就是说假话一件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3000万人是非生产性的——依我看还是反生产性的，他们的“反效用”是要让中国GDP大打折扣的（大折扣的决不止此，有专家论述过如何考虑到高浪费、高耗费、高污染等等，中国的GDP其实增长很低）。扬帆教授说：“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 1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部分是 1.6万亿人民币。腐败资金规模，按照GDP 的20% 计算，应该是34000亿人民币，为当年经济增长部分的两倍。”
掩盖真相使得人民应该知道的详情成了秘密。详情很详，详到应当建立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来揭示。例如为什么老百姓这么穷这么苦，为什么全部公共福利每年总共也不超过一万亿？为什么包括农民在内的公共医疗、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义务教育，财政完全有能力全部包起来，共产党却像生病的小羊拉“滗滗屎”那样，每年只肯增加几百亿？全都是秘密！扬帆先生说到总量60 万亿人民币的腐败金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当然是共产党不方便公开揭露的秘密：“扣除外逃的4000亿美圆，34000亿人民币，再扣除已经消费掉的部分，假设为 1/5， 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我国居民存款是14万亿，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才2万多亿，假设其中有一半是腐败资金，8万亿为黄金珠宝，剩下20万亿在房地产和企业股份当中，也是惊人的数字。”就是说“90%的腐败资金还没有逃出去。而逃出去的腐败资金，又有一部分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这就是洗钱以后的再投资，这就是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融合与总循环。”
扬帆先生确实揭露了惊人的秘密！由于扬帆先生的“国家主义”价值取向和其他不算健康的顾虑，他没有对30多万亿的腐败财富意味着什么做进一步深刻的解读。
30多万亿的腐败财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社会品质的严重堕落，黑社会式的卖淫嫖娼也就是我说到“权力控制下的性混乱”是这么来的，文化产业的低俗化是这么来的（著名艺术家陈丹青最近又说到艺术的堕落不是“枝节问题”），教育乱收费是这么来的，传媒充斥着虚伪邪恶的语言也是这么来的……意味着要从腐败的需要控制中国的经济：必须朝为富不仁的方向继续发展，例如疯狂低价收购公有企业就是这么来的，再如恶意操纵股市也是这么来的，把商品房价格炒得这么高还是这么来的……意味着共产党的政治已经和将继续被痞子暴发户集团牵着鼻子走——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现实的日常威胁，就是说如果正直的共产党人要想从制度上彻底反腐败的话，也即要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话，那么痞子暴富集团就要威胁你，从中作梗、与你作对，什么“中国特色”就是这么出来的，“中国从来有民主、有人权”、“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等等，都是这么来的；二是可能的威胁，即如果要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造，痞子暴富集团可能花重金收买控制部分军队，摆出死活大拼一场的无赖恶棍相来。
这两种威胁通过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集中表现出来——我的意思是继承了毛泽东专制遗产的邓小平是造成威胁的原因，继承了邓小平腐败的“原始积累”路线的江泽民才是结果，这些年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到“科学发展观”的好话坏话都有，进步与反动并存，这种政治算计上的平庸杂烩、意识形态大紊乱、少主意更少主义的局面，也是一种结果。为什么邓小平老是像算命先生一样贩卖他的“三步走”？2000 年的小康流产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政治欺骗是实，共同富裕是虚，现在的“全面小康”呢？“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能搞政治民主”呢？这些都是痞子暴富集团的政治阴谋，目的无非是让正直的人们一代代抑郁而去，到2050年由现在的痞子们的后代变脸成“假上流社会”，那时候人们不再方便追究“不光彩身世”了，富翁们的财富都可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了——这当然低估了人类的记忆能力，更低估了现代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档案保存能力，尤其低估了劳苦大众的“正义意志”——于是，不妨玩玩“形式公正实质也力求公正”的游戏了。
（当然，一切正直的人们必须首先为了当下的斗争首先做好揭露真相的工作，包括揭露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不法富翁们的具体犯罪事实，海外有条件的人们应当办一个“为了现在与将来的正义”专业网站，专门搜集公布相关事实，模板不妨按照现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以便例如某村的人能够提供、检索某村的相关资料。现在全中国每年光上访的人就有数百万，光群体维权抗争事件就有十万之多，太需要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了。我两年前呼吁人们记录身边的罪恶，现在看来必须有这样一个超豪华网站来推动记录罪恶的大事业！）正义的人们必须努力勇敢地工作，以增大随时彻底击碎痞子美梦的可能性。
杨帆教授的相关研究本身属于这种努力，但他的更突出的“国家主义”倾向、“毛泽东式的民意姿态”，严重扭曲了他的个人意义。这里需要扩展分析一下中国的秘密了。
首先是毛泽东主义派。他们即便主观上存着真实的“民粹主义”，也不能真对中国负起有效的责任来，例如，依我看，真正的毛泽东主义，必须重上井冈山或者……但是，人们看到的更多客观事实却是：毛泽东残余似乎在与痞子暴富集团共同维护专政体系的同时，试图从争夺可怜的话语权中不断分一杯羹而已。很难说他们能够对捅破“中国秘密”作出什么实质的贡献。但是，应当承认，即便是邓力群本人，当下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意义。这一点，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辩证对待。老实说，当例如下岗工人扛着毛泽东遗像时，我不再仅仅联想到极左了。
其次是开明派——请参阅我的相关文章。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即便李锐们走了也还不会灭绝，但应当看齐于鲍彤、蒋彦永……除非你是真正在积聚准备突破的力量，否则，你应当有很多可以公开的工作需要做——一般说来，现代转型终究要靠公开理性的努力来达成。一句话：开明派必须勇敢升级！否则，人们不应对开明派评价过高。想靠舒舒服服的发议论，而且主要是书房客厅中的议论，上书中的议论，开明派是不可能对捅破“中国秘密”作出真正的贡献了。这里必须说我的最新判断：开明派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人民群众只有道德同情，而不肯给予真正的政治营救，甚至怀着叶公好龙的态度。“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派”在哪里？有的，不管在哪里，但已经都不可再仅仅是开明而已了。
再次是鲜明追求公正与正义的民主自由派。他们是捅破“中国秘密”唯一可靠的中坚力量，也必定是代表着中国希望的稳健力量。他们对民众的苦难怀着最深刻的同情，对社会的公正有着最简明清晰的认识和追求，对积极的渐进有着实质的坚持与推动，对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的人类思想遗产谱系，他们都有着严肃郑重的吸纳而没有别有用心的轻率取舍。简而言之，他们的不可权宜对待的命名是：“共同底线”！在公民社会不能成长、不能与之呼应的今天，他们的主张被回避、被掩盖、被诬蔑（例如被伪左派诬蔑为“书生之见”、“不爱国”，被伪自由主义诬蔑为“民粹”、“理想主义”），但是，稍微越过“精英”的话语场，人们便不难通过例如网络舆论看到“共同底线”的代表人士，其人格、思想、学识、道义智慧的巨大亲和力。
又次是伪自由宪政派。他们对“中国秘密”有着最明确的却是总体上秘而未宣的维护意愿。这一力量除了在官场、实业界已然成为还远没有感到安稳的主导势力外，在从“伪民运”到各类“伪民间”活跃分子中都有广泛的分布，他们中间有的可以大致称作“有才华、无操守”的“李敖式人物”。应当承认，他们十分高产的文章言论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是好的，数量上并不算少的学术见解也是对的，但只有明眼人才能看到的他们要紧处的言论，就真实得可怕了——因此，不妨将他们相当一部分动“机心”不动“本心”的文字，也从另外的“政治策略”看成为他们的包装，以便为他们（甚至以正式组织的形式）占领言论高地、笼络舆论人气，在谋取远不仅是高额知识产权的各种私利时，未必作为“狭义特殊工作分子”来掌握民间情况、控制民间节奏、松垮道义努力——这甚至是通过难能可贵的“维权言行” （尽管要紧时刻他们又会放弃“维权代表”甚至“领袖”的名声）来进行的。当然，人们也大可不必用整体主义的眼光和毛式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这批人物。他们有的以批判道德理想主义名世，（其中有的还自相矛盾地批判了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有的一会儿批判王朔一会儿又向连王朔（王朔确实有对于伪崇高假正经的解构意义）都不如的文痞们示好，有的鼓吹秩序主义，有的奇怪地利用信仰来贩卖顺从主义，有的提出“XX系”将政治问题“技术化”，有的搬用“中产阶级”论……我的判断：他们是真正建构痞子暴富集团的政治战略的生力军。目前，他们在内外言论空间异常活跃。露面的还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哩！
我所谓的“中国秘密”，狭义地理解，也可以说就是这批人正（被）全方位地布置着、正向各个角落渗透着。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美国式自由的寻路人，对不起，中国还没有到那样的时候，他们暂时面对的问题还只是如何捂住和帮助捂住不法财富，在他们的设想中，至少要捂到不法财富成了雪地狐踪——例如2050年，或者真正的自由民主派被弄得精疲力竭了——那当然永远不可能。这些人所反对罪力的非他，就是要扑灭民众中的“清算意愿”。
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在评论扬帆先生的上述文章时说到：“中国经济潜在着的风险主要在于腐败资金，如果认为腐败资金是中国经济中的一笔小数目，那就可能犯判断上的错误。中国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不了解内情的，凭着他们的善良愿望，根本想象不出事情的真相。杨帆教授算是一个对现实状况比较清楚的学者，不管他此文的出发点怎么样，文中估测的数字是基本正确和值得参考的。所以，本网将文章发出。总起来看，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的问题是对腐败资金怎么看，如果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经济转型的产物，那么这笔资金就被洗白了，就象古代皇帝一样，来一个天下大赦，所有腐败分子的原罪都被赦免了。如果非要认为它们是不合法的，那就永远存在着清算和算帐问题，存在着资本外逃、经济动荡以及政治问题。目前的中国就存在着两大派别：宽容派、纵容派和不折不挠的反对派和清算派。政治家们如何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我国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仲先生说得有不准确的地方：应当说，当局的顽固不化，伪自由宪政派的把老百姓当傻瓜，配合暴富集团瞒天过海，时刻激怒着知情不知情的草根平民。中国有纵容派，此外，暂时还只有被压迫派，连糊涂派都没有。
江泽民时代是权痞原始积累的时代。看到张伟国先生日前接受采访时也说到共产党的分裂问题：“胡锦涛抓捕省部经济官员短期内会显示威慑力量，但同样也会引发更多政治失败者的出逃。这同样也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分裂，并导致胡锦涛缺乏权威支持的统治更加危险，更可能导致中共在未来的两年内分裂或崩溃。”我个人认为，抓腐败官员再多，即便是有不同派别互相抓，也不一定导致分裂。当且仅当有了真正的正义感，分裂才可能出现。伟国先生并说到，如果胡锦涛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承当历史重任，“胡不为，自有人为之。现在中国社会客观上在等待比胡更能干或者是能把握战略机会的人，胡锦涛裹足不前是在为一个能为中国完成政治转型的人创造条件。”这样的政治家一般说来是这样的：清正廉明、有见识、对民众有真正的大悲悯、对转型政治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对民众的正义感和明辨是非正邪的素质有起码的信心，当然，必须有对街头政治这一人权的尊重精神，和与民众站在一起的能力与勇气（这就不必军队的支持了）。这样的政治家群体需要注重时机但没有神秘的时机观。
我坚信：民意必定是中国政治转型最伟大的支持所在。郎咸平揭露顾雏军刮起一阵现在看来远远只嫌其小的旋风，从中不难看到本文谈到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开半公开的较力。还是要援引秦晖先生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吉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
“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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