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太乙是林语堂的次女，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执教,后任《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她在自传体散文《女王与我》中,回忆了他们一家在上海期间的生活，读来亲切、真挚、感人。
● 橡皮擦
我六岁时入上海的觉民小学一年级，好像整个人都变了。我不再是自由自在的“戆囝仔”(家里人这么叫我)，而变成用上海话发音的林玉如，学校里的人连名带姓这样叫我。
母亲给我买了书包，里面有练习簿、拍纸簿，我都在上面写了“林玉如”三个字。有一管木尺，还有个木匣子，把盖子滑出来，里面有两枝铅笔和一个铅笔刨。我高兴得不得了。笔管是黄色，六角形的，一端有一粒橙色的橡皮擦用铁皮钳住。我用铅笔刨把铅笔刨得很尖，一卷卷的木屑和铅末，都收在自己折的纸盒里，舍不得扔掉。我带着书包上学，自觉很神气，我是不折不扣的小学生。
但在学校里做什么都要记分数，令我大吃一惊。不但如此，还要评等级，六十分以下为不及格。我的功课虽然不至于不及格，但我很要面子，很想得满分。教室墙上贴有一张表格，成绩优良的学生的名字后贴一粒红星，红星最多的学生，学期结束时有奖可领。
于是我尝到竞争的滋味，结束了我有生以来六年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很用功，但不免会写错字或答错问题。错误发现得早的话，有个救星，那便是铅笔一端的那粒橙色橡皮擦。起初，它还管用，虽然擦得不干净，但马马虎虎过得去。但是越用越糟，因为它盖了一层铅末，越用力擦，纸头变得越脏，甚至擦出一条条橙色的怒纹。用口水试试洗掉。大错特错！这样一来，铅笔的墨迹和橙色的条纹都染在纸上变成一团大污迹，再别想弄掉！
我把我的烦恼讲给爸爸听。他书桌上有一块橡皮擦，他说，“你用这个试试看。”哎唷！那块橡皮真好！把铅笔字擦得一干二净，一点痕迹都不留！爸爸说，那是专门画图的人用的橡皮擦。我说，给我好吗？爸说，你要的话，放学以后跟姐姐去文具店买。但是你在长大，要自己开口，不能样样靠姐姐说话。
这对我又是大考验，因为我在家里虽然话很多，在陌生人面前却很害羞，也没有买过东西。但是为了那块橡皮擦，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手里捏着几个铜板，跟姐姐去文具店，声音小得像蚊子一般对店员说：“我要买块橡皮擦。”店员指着玻璃柜里陈列的各种橡皮擦问我要哪一种。我认出我要的那种，他取出，我给他钱他交橡皮擦给我，交易顺利完成。我如释重担，买东西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跟陌生人讲话，他也不至于把我吞下去！
我有了块中用的橡皮擦，生活轻松了许多。写错字，答错问题，可以把错误擦得一干二净，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 母亲的肉松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柳迎。那是个弄堂，一排排两层楼的房屋建造得很密。母亲会从楼上窗子俯身窥视住在对面的“广东仔”打麻将，或嫌他们的留声机开得太大声，放出的“广东仔”戏真难听。隔壁住的是“福州仔”，“福州仔”做的肉松和厦门人做的不同，母亲不爱吃。我们是厦门人。的确，除了厦门人之外，母亲对别地方的人都存有疑心。
母亲少年时最愉快的记忆,就是在大厨房里和姑嫂姐妹们一起做肉松。家里人多，过年过节时还要送礼，一做起肉松就要买几十斤猪肉，大家忙得团团转，边做边聊天，笑声连连。肉松不容易做，考验女人的细心、耐心和技巧。门门是学问，如果炒得太久，肉炒焦了会发苦味。炒得不够干，吃起来就不够松脆，外公家的肉松又香又脆，是极品，亲友尝了都赞口不绝。等肉松冷却之后装在铁皮饼干盒里，储存多久都不会坏。
亲戚从厦门来，总带许多吃的东西给我们，常有龙眼干、铁观音茶、扁鱼干和外婆嘱家里的女人做的肉松。母亲收到了，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她把肉松像宝贝似地收起来，偶尔才挑几茶匙出来让我们拌稀饭吃。后来大舅的女儿桐琴、舜琴到上海中西女塾读书，因此我们收到的肉松加倍，是大舅母托人带来的。肉松不但弥补学校里的伙食，也减轻桐姐、舜姐思乡之情。这对姐妹长得像两朵玫瑰花，却不善适应上海的环境，上海话也讲得不好。中西女塾校规很严，她们一个月才可以出来一次。
1938年，我们举家要去美国。外婆知道了，就托人送来肉松让我们带去美国吃。父亲说，去美国别的可以带，却不可带肉松。母亲不相信，大声问：“怎样使(不能)带肉松？”
“美国海关不准外国肉类进口，说是怕有细菌，带进传染病。”父亲说。“肉松怎么会有细菌，带传染病？”母亲惊叫起来，一时动摇了她去美国的决心。
这时，舜姐也已经结婚，夫婿是北京人宗惟贤，他是驻纽约的副领事。他回来省亲时遇见父母，这门亲是母亲做的。舜姐和惟贤是一见钟情。舜姐离上海时大家很伤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谁也没想到过了一年，我们也到了纽约。我们又相聚，高兴得不得了。母亲和舜姐又做起肉松来。她们花了整天工夫，切肉去皮去筋，用文火慢慢地烧，慢慢地炒，炒得满屋香味。那锅肉松香脆无比，我们都说和外公家里做的一样好吃。
现在母亲已作古，舜姐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我每次见到她，她都会提到做肉松那回事。我们的回忆都和肉松拌在一起，外公家的肉松是用细心、耐心和爱心炒出来的。
● 邓波儿与我
刚从香港搬到华盛顿来住的时候，我们买了一架电视机，发现有五十多个电视台可收看。后来我发现有几家电视台经常播出旧电影。有些三十年代的电影，突然带我回到上海，天真无邪的童年，使我想起许多淡忘了的事。
我对一部叫做“小上校”的电影特别欣赏。秀兰和一个叫做比尔罗宾逊的黑人手拉手在楼梯上上下下跳踢踏舞的镜头给我印象很深。小时我夜里做梦，常梦见自己跟着她跳舞，醒来之后，察觉自己在遥远的上海，与她相隔一个大海，何况人家是大明星，哪里有和她一起跳舞的事，不觉失望、沮丧。惟一接近这个偶像的办法是收集她的照片。我在爱文义路觉民小学念书，每星期六，十二点放学，校外就有小贩卖电影明星的照片，胡蝶、陈燕燕、王人美等等的照片我都不要，我只要秀兰邓波儿的照片。有一种是要泡在药水里，照片便会慢慢在白纸上出现，我常买这种；回家后找个饭碗，加入药水放在地上，蹲着全神贯注地看，不久，秀兰的影子就像魔术般在纸上出现。有时她是穿着军装在向我行礼，有时她穿着白色貂皮大衣，白袜白鞋，微笑向我招手。我看得眼睛发呆之后，使把照片收在一个铁皮香烟盒子里，一有机会便拿出来看看，那些照片比什么都宝贵。
我还没有念完五年级，就跟着父母前往美国。我们在洛杉矶停留几天时，父亲有个朋友竟然安排我们三姐妹和秀兰邓波儿见一面，那位朋友带我们去好莱坞一家片场里，在一幢精致的小洋房前等她。十点左右，来了一辆长轿车，里面有秀兰本人、她母亲、两个保镖，一个保姆。秀兰就像她的照片里一样，向我们招手。她笑眯眯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还说了几句中国话，那是她演“偷渡客”的时候学到的。我一心要跟她说我是多么喜欢看她的电影，但是我不会讲英语。我眼巴巴看她照完像便被人拥走了。
随着时间消逝，我对秀兰的兴趣渐渐减少，甚至忘记了她。没料到有一天，一位邻居太太跑来说，“你想见秀兰邓波儿吗？捷克大使馆下星期举行国庆大酒会，秀兰会参加，我有几张请帖，我们一起去！”
我高兴透了。但是在赴会那天早上我突然惊醒，自问，“为什么秀兰要参加捷克国庆酒会？她和捷克有什么关系？”我赶紧跑去找邻居。
“哎唷，你难道不知道？秀兰是美国派驻捷克的大使？”邻居说：“秀兰本事大得很呢，她1950年与查尔斯·白莱克结婚之后就退出影坛，从事社会工作。现在是驻捷克大使，听说官邸是一座有六十五间房间的宫殿。”
我回家，感到很不对劲。也许我对秀兰太不公道了，但是我不免会带着怀疑的态度看她，想判断她到底是个真有本事的外交官，还是个善于在官场打滚的名伶？童年的回忆不要去搅乱它。
“我不去了，”我打电话告诉邻居，“我宁可抱着小孙女在电视上看秀兰的旧电影。”这样，本来已经淡忘的天真无邪的时光，可以原封不动地抢回来。
● 父亲的“发明”
父亲自从23岁起就梦想发明一架人人无须受训练就会打的中文打字机。关键在于重新把汉字分类——不用康熙部首——进而发明一个便利的键盘。1931年，父亲36岁时，他以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从上海到美国去和工程师研究打字机的设计，回国的时候钱用光了，口袋里只有三毛钱。他没有制造模型的本钱，但是他念念不忘这个梦想。
1947年，由于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有了几万美元的积蓄，他以为足够制造打字机的模型，于是便开始积极进行。
问题层出不穷，每个零件都需请工程师绘图，以人工制造，开销越来越大，远超出他的估计，但是既然已经投资这么多钱，实在不能半途而废。模型造好之后，由我练习打，按照父亲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只需按三个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比起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笨重难打的打字机，实在方便得多。
父亲开记者招待会，各大报以大篇幅刊出“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的消息，我们家并且一连开放三天，欢迎各界人士来参观。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1948年，美国默根索拉排字公司和父亲签约付了父亲两万美元，取得独家研发中文打字机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内战，没有进行制造。父亲发明打字机背的一身债要许多年以后才能还清。他从不抱怨，从不后悔。“人要有梦想，才会有进步。”他说。三十年后，计算机时代开始，父亲研发的“上下形检字法”和键盘，被台湾神通公司采用为计算机输入法，父亲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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