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致富，你可以试着创建一家成就斐然的公司。或者，你可以去偷钱。据腐败监督机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估计，苏哈托（Mohamed Suharto）在担任印尼总统期间挪用公款达35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与比尔·盖兹（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创下的财富相提并论。而在更低层面，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选择。我们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来努力挣钱，也可以设法窃取或诈骗别人的钱财。如果大多数人从事有益的事业，社会就很有可能变得富裕；而充斥腐败的社会注定贫穷。
这样来解释富裕与贫穷，足够有说服力了，但什么导致了腐败呢？许多经济学家相信，腐败是对不正当激励措施的反应。例如，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商业环境调查》（Doing Business）显示，在印尼，合法成立一家小企业平均需要151天。这极大地激励了行贿行为或者不注册企业。官僚与腐败紧密关联并不奇怪。一般而言，合法挣钱越困难，非法挣钱的诱惑就越大，而且如果偷窃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更有可能去偷窃。
按照这个“激励至上”的观点，如果你从一个贫穷、腐败的经济体中找一个人，把他放到一个较富裕、较少腐败的经济体中，他将适应新的体系。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创始所长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指出，在休斯敦的建筑工地上，不识字的墨西哥工人与其他建筑工人具有一样的工作效率。墨西哥人完全有能力适应美国体系。
另一观点在“常识论”人群中颇为流行，即腐败成为印尼的一大问题，是因为印尼人是天生的骗子；穷国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充满了懒惰、愚蠢或不诚实的人。我对此持反对意见，但这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因为证据确凿。不过，能有什么证据呢？你需要从每种文化中挑选一些人，把他们放到一个可以无视法律且不受制裁的地方，看看谁行骗，谁诚实。
对任何研究战略而言，这听上去像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但经济学家雷·费希曼（Ray Fisman）和爱德华·米盖尔（Edward Miguel）认识到，纽约市的外交官们事实上是完美的实验对象。外交豁免权意味着，开给外交官的违章停车罚单无法强制执行，因此合法停车基本上是个人道德问题。
费希曼和米盖尔得出了支持“常识论”观点的结果。具有腐败体系的国家──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衡量结果──派出的外交官员也有违章停车行为。在1997至 2005年间，斯堪的纳维亚人只有12次未付罚单的违章停车行为，且其中多数是芬兰的一个“犯罪主谋”所犯。乍得和孟加拉国通常位于腐败排行榜的前列，这两个国家共造成了逾2500起违章案件。也许，穷国之所以贫穷，终究是因为充斥着腐败的人。
这是十分高超的研究，但我暂时不会放弃对经济激励的信念。2002年，纽约市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以惩罚赖账不还的外交官：把车拖走，吊销驾照，并从相应的对外援助预算中扣除罚款。未付罚款的违章行为立刻降低了90%。说到违章停车，个人道德十分重要，但激励措施更加重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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