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自杀对五反运动的影响

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过了21天，1月26日，毛泽东下达《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过了13天，2月8日，59岁的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总经理、被称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在参加该公司的五反动员大会上，由他提拔，并且从香港带回的通信员关怀，在会上对他进行肆意的诬陷与攻击，使他的人格尊严受到无端的侵犯与羞辱，当晚回到家中之后，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与世长辞。

在中国可以筛选出一百个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及其代表人物，但是在资望、人格、功勋、才智、资质方面，综合起来，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相匹的人，更没有可以取而代之人。

如果这个自杀的人，是荣毅仁，是十个荣毅仁，是中国排名前十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么，当时的人，后来的人，大概也不至于这么扼腕哀叹。

然而这个自杀的人偏偏是卢作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一个无可替代的人，是一个代表了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人，一个投身实践，把教育救国、农村建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完美地结合起来，把知识分子、实业家和政府官员三重身份完美地结合起来，为社会改造、为国家进步、为抗战大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而且他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惊天动地的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中第一天自杀的人。

毛泽东无论指示要打多少老虎，也不会让卢作孚充数。凭了卢作孚解放后从香港回来，还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共产党望眼欲穿的拥有18艘轮船的船队，那是雪中送炭，毛泽东是绝对要保护他的。当时还远远没有到 “推完磨杀驴”的时候。因此，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应该是始料未及、出乎意外的。

#p#最近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五反运动在全国导致了大批的自杀事件，卢作孚之死对北京高层的震动不可小视，3月中旬运动开始降温。但全国经济形势仍继续下跌，4月间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1）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上海‘五反’斗争的策略和部署》（《薄一波文选1937—1992》）这些官方文件中至今没有透露此事，但从中可以隐约看到，卢作孚的自杀，确实是“对北京高层的震动不可小视”。听说周恩来曾专飞重庆处理卢作孚的丧事与善后事宜，按照情理推想是可能的。卢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请，由香港地下党专门安排于二十个月前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两次宴请卢作孚，可谓礼遇颇高。这本来是中共统战的大手笔，大成就，值得张扬。但是回到重庆之后，卢作孚以自杀出局，还不如当初不邀请他回来。周恩来一向充当毛泽东的救火队长，出了这么大的乱子，理当由他去灭火善后。此事是五十几年前，我的父亲对我说的。我父亲当时在上海中百公司钟表批发部做会计。我的小舅母卢国诚是卢作孚的三女儿（庶出）。舅舅远在重庆，不会不函告这些重大事情。将近五十年后我才见到舅舅，他仍持此说。虽然此时他已是望九之人，思维已经发昏，许多记忆不可采信，但这件事我觉得似乎可信，只是所有的文字记载都没有，我提供于此，留待将来证实。

我在《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中说：有一种传说，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的自杀，是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死谏”，那大概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任何根据。也许这是因为卢作孚在工商界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大家猜想他以死相谏可能会使毛泽东有所收敛。其实对于开展政治运动，毛泽东是无所顾忌的。开展五反运动是他的既定方针，也是他得意的大手笔。他认为这是他创造的，有别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手段。凭了一个卢作孚哪里阻挡得了已经起锚的航船！

话虽如此说，但是卢作孚不比别人，不比资产阶级中的任何人，包括那些所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或民主党派中的头面人物。卢作孚的自杀，是对五反运动最强烈的反弹与抗议。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能感受到。据说，卢作孚留下了遗嘱，现在只见到他的儿子记忆的几条（见卢国纶写《卢作孚之死》），完全不直接涉及五反或中共。

#p#我细读毛泽东留下的“文稿”以及薄一波的文章，排比揣测，足以证明，卢作孚的自杀，影响到五反运动，影响了毛泽东的五反部署。概要而言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推迟了五反的步伐，特别是在上海，推迟了大约一个半月；第二是采取了“稳步前进，狠而不乱”（薄一波语）的措施；第三是缩小与减轻了打击的范围和力度，最初设想的“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举措，可能主要只剩下“罚款”。

1 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已经定性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那理所当然地要 “坚决击退”了。敌人发起了进攻，自己当然要反击。哀兵必胜。这样，就为师出有名开展五反运动找到了充足理由，使自己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毛泽东的这一套谋略，在对付蒋介石、对付资产阶级右派的时候，可谓屡试不爽，百战不殆。可惜的是抗日的时候，他却采取“敌进我退”的方针。

1月26日，毛泽东下达《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 “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2）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就在全国展开。我们有必要解读一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五反运动计划：

这个运动的领导是“各城市的党组织”，并“依靠工人阶级”；

声势要“猛烈展开”；

运动的目标就是得到“惩处”资本家的“理由”，惩处的方式有“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

运动的重点是“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的对象；

运动的时间是“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

一方面是“猖狂进攻”，一方面是“进入‘五反’战斗”，采用这样的军事术语，更加强了肃杀的气氛。如此等等，真是杀气腾腾，于是全国大中城市的党委会动员了工人阶级，纷纷进入了进攻出发阵地。

#p#但是，正如以前以后毛泽东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他是不需要作任何的调查论证，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民主程序，也不需要事先对运动作出进程的安排，反正是只要能够做到有罪推定，师出有名，放手发动，大轰大嗡就可以了。至于怎样具体开展运动，政策界限，后果估量，他从来是不事前讨论安排，不讲科学，不讲民主，不讲法制，而是发动了再说，反正最后总是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这种领导政治运动的方法造成文革拖延了十年最后以他本人的逝世才结束。毛泽东已经执掌了政权，他从来不害怕造成天下大乱，特别这个五反运动，对国计民生会造成什么影响，他是不考虑的。在领导政治运动方面，他是完全彻底的一厢情愿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而中央政治局的他的那些左臂右膀们，从来都是充当他的应声虫。如果中国共产党内果真有过什么路线斗争，有过一条刘少奇路线，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至于犯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决策错误，给中国人民造成万劫不复的苦难。

这方面具有标志性的论据就是临阵换将。“1、26指示”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因此，毛泽东于2月5日发电报通知华东局等，“派彭真、罗瑞卿去华东、中南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结果，彭真还没有出发，情况骤变，发生了卢作孚8日自杀的突发事件。原来由毛泽东独断朝纲发动的五反运动遇到了真正的阻力。这个冲击波使中南海发生了什么样的“震动”我们还没有见到任何记载，可是彭真没有去，是事实。到2月22日，毛泽东发给华东局的电报写道：“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中央关于改派薄一波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薄一波是25日到达上海的（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为什么要换将呢？临阵换将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按照级别，彭真似乎略高于薄一波。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治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两相比较，薄一波在节约检查委员会是主任，是具体领导五反的“一把手”，而且薄一波从1949年起，“参与接管北平和组建新中国财经领导机构的工作”，在财经工作经验方面优于彭真。

从卢作孚自杀的8日之夜，到决定彭真暂停出发，到22日决定薄一波去上海，这十三四天当中，中南海里是发生了一场“震动”。如果说，决策发动五反之初，政治局没有讨论的话，那么出现了卢作孚自杀事件之后，高层就不可避免地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面对这个问题了。如果没有互动，没有讨论，没有争执，那么，即使钦差大臣换将，也不需要十三四天。这十三四天，可能是用来统一认识，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看来焦点不是要不要开展五反运动，而是怎样开展。毛泽东终于知道对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确实是“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不可掉以轻心，不可虚张声势，不可等闲视之。卢作孚的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毛泽东的锐气。毛泽东调整了部署，这应该是22日改派薄一波的背景和原因。大概原来他以为只要放手发动群众，“逮捕，徒刑，枪决，没收”那1％到2％到6％的反动资本家和最反动的资本家，就可以大功告成，鸣金收兵。

这就是卢作孚自杀对毛泽东的教训和影响。

当时有一个传说，因为卢作孚自杀，使五反停止。看来是有一个小小的停顿，主要是在上海，使外界因此产生了错觉。原来毛泽东计划在二月上旬进入“战斗”的五反运动，上海是在薄一波去了之后，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在3月25日才正式开始“第一个战役”。（3）

由此可见，五反运动的开始时间由于卢作孚的自杀，在上海，推迟了大概一个半月。

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卢作孚自杀以后，薄一波出发之前，毛泽东对于五反的重要批示指示有：

2月7日、8日《关于推迟公审违法资本家的批语》，是回应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的请示。

2月10日《转发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肯定了济南市“举行劳资见面会的经验”。

2 月15日《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其中，对于1％的完全违法资本家处理，分为不判徒刑（占0•5％）、判徒刑直至没收财产（0•5％）和判死刑没收财产三种。“北京天津拟共只杀十人左右，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
2月20日《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捉人封店问题给华东局的电报》，一方面要求运动已经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的城市“予以适当节制”，另一方面又认为运动没有开展的城市“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强调开展斗争”。

以上是薄一波去上海前，毛泽东关于五反的批示，可以看出，卢作孚的自杀，使毛泽东领导反击“猖狂进攻”，“进入‘五反’战斗”稍稍有点谨慎起来，稍稍有点收敛，但是根本态度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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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资本家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的五反运动搞得好坏会影响到全国，所以毛泽东派薄一波到上海亲临领导。就薄一波而言，虽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每走一步都要请示汇报，那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绝对不敢擅自决定，自作主张。

五反运动时，笔者当时在华东军区后勤部训练处工作。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签收处长的文件。处长黄志远是师级干部。那时，为了指导运动，华东局编辑出版的刊物《斗争》发至师级干部阅读，每天一份，刊登了三反五反运动所有带有指导性的文件，其中特别是钦差大臣薄一波的请示和毛泽东的指示、批示，每天都有，而且不止一两个。这些指示批示，现在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可以看到若干。

薄一波从2月25日到上海，4月中旬或稍后先到广州考察了几天才回京，前后坐镇上海“考察及帮助”工作大约五十几天，从全面发动五反到基本结束，“得胜回朝”复命。

因此章立凡的“3月中旬运动开始降温”之说是不准确的，事实是上海3月25日才进入“第一战役”。这有薄一波的文章可以证明。这些措施、步骤显然是汲取了卢作孚自杀的教训而采取的，使毛泽东改变了那种大轰大嗡、“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而是吸取教训，调整步伐，加强领导，稳步进行。毛泽东当然不会因为卢作孚的自杀而停止运动。整资产阶级是他的既定方针，他丝毫不会动摇，但是他会吸取必要的教训。派重臣薄一波到上海，就是为了加强领导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最大多数的资本家，国际影响大，事关运动的成败，所以他要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沟通。

薄一波说：“我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实际上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极为猛烈，逮捕了200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温，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我到上海的当天，就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上海推迟‘五反’的指示……对抓起来的人分别情况加以处理，或取保释放，以缓和紧张局面。……”（4）

这大概就是当时上海人传说的因为卢作孚自杀停止五反的背景和由来。

薄一波是领了圣旨去的。他将工商户分为三批。第一战役的对象为74户，第二战役的对象是2000户，最后第三战役解决剩下的一万户。全程大约一个半月。薄一波在上海领导五反，最著名的创造就是资本家和工人大多数实行“背对背”，而不是“面对面”的斗争方法，尽管少伤害感情，使最后处理留下回旋的余地。

卢作孚自杀，使毛泽东在指导五反运动的方式方法、策略部署方面，汲取了若干教训，采取稳扎稳打的步骤。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关于稳扎稳打、亦步亦趋地指导、部署五反运动的文稿，最多的部分，就是毛泽东给薄一波的指示批示。其署名发给薄一波的计有：

2月29日《对薄一波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

3月1日《转发薄一波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3月5日《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报告的批语》，

3月13日《对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和五反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3月16日《中央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上海市委并告薄一波同志……），3月29日《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4月5日《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二期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4月8日《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第二期经验报告的批语》，

4月15、16日《对薄一波关于五反报告的批语和在中央复电稿中加写的话》。

以上共有10次之多，但实际上应该多得多，因为当时几乎每天从《解放日报》读到的五反大事，都有薄一波的请示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指示在先，然后才见报。

卢作孚是2月8日自杀的，其起因大概和运动放任失控有关系，因此3月5日《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写道：“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他要求“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做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民生公司的五反运动，显然是“盲目”开展而“出了乱子”。同一天，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中，指示“严防自杀现象发生”。3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严格掌握广州五反等问题给叶剑英的电报》中，指示“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五反的报告的批语》中，注释透露，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五二年三月九日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十条经验：(一)运动开始前，须明确五反内容是反什么，不反什么。 (二)五反发动的时机以在机关打虎运动基本结束后为有利。(三)五反的第一项准备工作是开展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动员。宣传策略上必须掌握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投机商人和完全违法的大盗骗犯，大行贿犯，不要向所有的资本家同时开火。(四)五反的第二项准备工作是搜集材料，侦察敌情，分类排队，找出重点。(五)五反的第三项准备．工作是建立坚强的指挥部，训练骨干，以市为领导中心，以区为作战单位，建立坚强的五反指挥部。……”

以上五条经验显然也隐含了汲取民生公司的教训。

公正地说，毛泽东并不希望五反运动出现大批自杀的现象。这对于中共的形象影响很坏，但是，以政治运动来解决经济问题，而且预设了比例、数字目标要完成，那么在方法上、策略上做一点修补，是无济于事的。

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从3月1日开始，毛泽东对于五反中的政策界限，作出了大量的指示批示。试举例于下：

3月1日《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示》：“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

3月5日《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报告的批语》：“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规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五反“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3月7日《关于严格掌握广州五反等问题给叶剑英的电报》：“清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

3月28日毛泽东下达《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标的指示》，这就是笔者所写的《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中的“谜底”，即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控制资产阶级及其工商业。

4月23日要求《五反宣传不要用军事术语》。其实，毛泽东带头使用“军事术语”在先，这时五反已经临近尾声，提出这个要求已经没有意义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使用“军事术语”，采用一个变换的词语， 本质还不是一样！

从这几则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先反右倾开路，然后再纠正过左的偏差，要么就是预设整人比例在先，要么就是制定政策在后。他搞的是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他完全不懂得以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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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五反运动虎头蛇尾，草草收兵。这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如果拿毛泽东制定的五反运动计划来衡量，那么可以说没有完全做到如愿以偿，心想事成。这就是先验地被定性为5％、6％“反动的”、“最反动的”的资本家，在最后处理时人数少得多。

“1，26指示”：五反运动要惩处“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的对象；

“2， 15指示”：对于1％的完全违法资本家处理，分为不判徒刑（占0•5％）、判徒刑直至没收财产（0•5％）和判死刑没收财产三种。“北京天津拟共只杀十人左右，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

“3，5指示”：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分别划定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分别为占10、60、25％，也就是5000户、30000户、12500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为4、1％，即2000户与500户。

按照毛泽东的分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合计占5％，这正符合以后他每次运动都要重点打击5％的比例。他把这5％的资本家称做“反动资本家”，并且要“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他还把1％的完全违法户称为“最反动的资本家”。问题还在于，“五反”要反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对于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称为“反动资本家”、“最反动的资本家”就把问题的性质混淆了。

以上数字都是计划数字，不是实际数字。薄一波到上海“考察及帮助”了五反全程，但是他四十年后写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时，没有提供上海最后处理五反问题的结果。他提供了一个范围更大近乎全国的统计数字。他说：“10月2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政治研究室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按，这里囊括了当时的六大行政区——李）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很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仅占工商户总数的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仅占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5）如果按照“2，15指示”，判徒刑直至没收财产的为0•5％，就应当有5000人。至于判死刑没收财产原来设想北京、天津各10人左右，那么全国要杀多少人，就是1‰也是1000人。因此五反运动最大的收获是罚没和退补，使中共得到了一大笔收入，缓解了抗美援朝战争造成的困难。

薄一波说建议中央“慎重处理违法资本家的退财补税问题。上海退补金额将达10万亿元（不包括罚没），即使打七折，仍有七万亿元。而全市私营资本包括动产不动产在内总值约50万亿元，1951年除所得税及抗美援朝捐献以后的盈利额为5万亿元。资本家要退补这样大的数目，无论如何一下是拿不出来的。建议采取三种办法解决，即现款偿付20％左右；退而不出转为公股20％左右；其余60％左右记帐分期偿还。”（6）这个建议最后被毛泽东批准。

少杀了大量的人，也算一件幸事。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不能说没有卢作孚自杀造成的影响，但是没有文字记载这是毛泽东的龙恩浩荡。

按照薄一波所说，上海的自杀都发生在他到上海之前。他到上海之后，经过整顿，运动“稳步前进，狠而不乱”，自杀的人就少了。但是，我在《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中，引用的材料是“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看来，运动中逼供出来的数字，最后到了退财补税罚没的时候，实际上是客里空，拿不出来。怎么办？只有死路一条了。

因此五反运动中有多少冤假错案今天已经无法验证了。


（2006-7-6于山东大学附中）

注释
（1）《黄炎培日记中的卢作孚之死》，章立凡著，原载《中国新闻周刊》，转引自网刊《观察》
（2）本篇所引毛泽东的文字，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
（3）（4）（5）（6）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