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之梦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蒙哥马利市的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一个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裁缝因为拒绝为白人让座而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个杰出的黑人刚刚从北方的一所大学毕业不到半年。当他从一个黑人民权组织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意识到黑人心中压抑百年的尊严已经觉醒，历史性反抗的时机成熟了。他站出来号召黑人兄弟，“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要再给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

他就是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美国南部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罗泽神学院学习，最后在波士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帕克斯事件” 发生四天后，他在该市组织黑人55000名，掀起了一场著名的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罢乘运动。这是南方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整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黑人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而抗议的运动。当时，金26岁，在一座小教堂当牧师，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

一个种族的尊严

对于南方大多数黑人来说，这是一场勇气与信念的考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懂得“非暴力”政治。但良知和本能告诉他们，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姿势，它事关一个种族的尊严，而尊严是不可让渡的。

因而，当罢乘的口令通过一个教堂传到另一个教堂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黑人都默不作声地给予了响应。他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奔走在家和工作的地方之间。他们把黑人中为数不多的汽车集中起来，一站一站地接送，但对成千上万的黑人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他们中的多数人就不得不徒步上班，为此，许多黑人被白人老板解雇。

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坚信一个人的尊严是上帝赐予的荣名，任何律法和威权都不能将其褫夺。因而当他们唱着灵歌，唱着那些由千百年来祖先们的苦难浸泡出的深沉旋律、手挽着手上班时，路两旁的许多人泪流满面。

毫无疑问，马丁·路德·金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他早在南方的黑人大学上学时，就读到了梭罗的名文《论公民的不服从》，而在来到蒙哥马利的教堂以前，他已经详细地钻研过甘地的著作，熟悉有关“非暴力抵抗”的各种论点。

作为一个精通美国联邦法律的博士，他意识到了“非暴力”在这个制度中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人道的、自由的，即使由于历史的原因，还存在许多暗角，那么，他们自身对平等、正义的诉求迟早会和这个国家的主流精神汇合起来的。因而，他反复劝说大家，要坚决捍卫宪法，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必须以不妥协的态度向这个充满歧视的国家认证：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荒唐地侮辱了他们的经济支持者。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阿拉巴马州和蒙哥马利关于在市立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1956年11月14日，马丁·路德·金宣布：为期381天的罢乘运动结束。黑人回到了久违的公共汽车上。虽然这只是他们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尊严而勇敢迈出的第一步。

填满监狱

这是马丁·路德·金在风起云涌的美国六十年代大学生“入座”运动中向所有黑人发出的著名口号。

“入座”运动开始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波罗市。起因是这样的：1960年1月31日，一个叫裘瑟夫·迈克乃尔的黑人大学生，来到一家连锁店的吧台买酒，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不为黑人服务”。这时，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已在南方的大学中广为传播。裘瑟夫遭拒返校后，他的同学十分愤慨，决定以实际行动挑战这个酒吧的种族歧视。“入座”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它的具体做法是，平静地进入任何拒绝为黑人服务的地方，礼貌地提出要求，得不到就不离开。这是南方大学生深思熟虑运用“非暴力抵抗”的直接后果。不到两个月，就席卷了美国南部50多座城市。参加“运动”的大学生事先都经过严格的技术训练，包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服装整洁，头发一丝不苟；在进入“运动” 时，以最有尊严的目光请求服务。为此，许多大学生遭到围观、嘲弄、甚至身上被浇满番茄酱。但他们不卑不亢、不喜不怒，从学校出来时就带足了书本、文具，得不到服务，就坐在那里做作业，读书，研究学问。

这和公共车的“拒乘”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抵抗行为。事实上，有许多大学生在“运动”中被捕，但马丁·路德·金早已向他的同胞发生了号召——“填满监狱”。

这是一句非常符合南方黑人风格的口号。比起人类历史上众多政治骗子的华美预约来讲，它没有任何黄金般的承诺，有的只是对人类苦难和不公正的坚韧对抗。这个口号对大多数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北方公民来说，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对祖祖辈辈忍受着奴役、压迫和不公正对待的黑人来说，这口号里涵盖的仁爱和殉道精神几乎就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马丁·路德·金作为一个杰出的黑人领袖，一生有过无数精彩的演讲，而其中有一段非常典型地阐述了他的“非暴力”思想：

这是人类在面对苦难和暴政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心灵才能作出的坚韧反应。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受迫害、遭凌虐的一方主动撤出“以暴易暴”的恶性怪圈，将自己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以一种谦恭而又有尊严的方式邀请对方回到理性、和平、仁爱的规则中来。这里面包含的勇气、智慧和宗教理想为后来历次黑人运动所证实：

1961年5月，“公路入座运动”如火如荼。由一白一黑搭配好的六对北方志愿者，分别乘坐两辆长途汽车从华盛顿出发，计划穿越南方种族隔离的腹地。在途经阿拉巴马州的一个车站时，遭到一群白人暴民的袭击。他们砸玻璃、戳轮胎、往车厢里扔炸弹，但志愿者们只是从浓烟滚滚的车厢里跳出，并没有辱骂或还击。

几天后，第二趟北方志愿者的车从田纳西州出发，继续向阿拉巴马进发。当车行至蒙哥马利市时，遭到300多个暴民和许多KKK成员的野蛮进攻，但他们遵循了 “非暴力”原则，没有一人出手还击。以致于当他们决定继续从该市前往密西西比州时，联邦政府不得不派出六名荷枪实弹的执法士兵跟车，车后有20多辆交警车开道，在他们车的上空，甚至还派了几架直升飞机护送。

我有一个梦想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广场的林肯纪念堂前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黑人集会。会上，他面对25万听众，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当时，与会的黑人唱了一天灵歌，听了一天演说，身心疲惫到难以站着听讲。但当马丁·路德·金上台时，人群顿时沸腾起来，他在演说里，把美国关于自由和正义的许诺比作一张“期票”，当黑人兑付时，“银行”就贴上“资金不足”的字样。语音铿锵、雄浑苍凉，它让人想起黑人兄弟自贩卖为奴以来几百年的苦难和眼泪——

这是20世纪最为惊心动魄的声音之一，穿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我仍然能够感到其中的大悲悯和大悲痛。但即使在这一场波涛汹涌、黑人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的集会上，他仍然以他惯有的理性和基督之爱向人群宣讲：

“我必须对站在通往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人们进一言，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决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决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的糖浆。我们必须永远站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平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狂峰怒浪”。

这就是一个“非暴力”提倡者的理念之花。在他看来，“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这场演讲鼓舞了东西方世界所有酷爱平等的人们，甚至肯尼迪总统在演讲当天就邀请马丁·路德·金到白宫作客，并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到，有一天新的民权法案能够在参众两院通过。”三个月后，总统带着这个梦遇刺身亡。而像大多数理想主义者一样，马丁·路德·金，这个一生苦心经营“梦想”的黑人也最终倒在了“梦”的路上。

1968年3月，金组织“贫民进军”。4月，来到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下榻洛林汽车旅馆。4日晚饭前，他立在二楼三百号房间的阳台上，和其他同志谈话。而没有想到，这时在街对面的一幢普通公寓里，一个狙击手已端好了一架带有观测镜的汽步枪。子弹从前面穿过金的脖子，在颚后爆炸，一根使无数黑人站起来的颈骨就这样断裂了，一个怀揣美好梦幻的黑人就这样倒下了。不再起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丁·路德·金，这个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非暴力主义者，他的死却引来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暴力”。一些黑人组织因金的被刺而号召同胞： “拿起枪来！”短短几天，全美168个城镇遭到严重破坏。华盛顿的纵火事件就达到711起。全国因暴乱被抓2600人。

这说明“暴力”和“非暴力” 孰好孰坏，从来不是几个白面书生坐在书斋里议论的结果。当一个社会或时代的人民面对奴役和压迫觉得还有希望通过言论、集会和结社的形式来表达时，他们一般不会铤而走险，这时个别领袖人物的“非暴力”主张就会适得其时；但当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对它人民的剥削、压榨无以复加，而且剥夺掉他们的一切自由，使他们没有任何可能通过合法形式来表达愿望时，暴力反抗几乎就是必然的选择。

你不能要求李自成用“战无不胜”的理论武装后再来推翻明朝，我相信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不是他们天生热爱攻城，而是因为上午不“革命”，下午就会饿昏；我也不相信一些全无心肝的“告别革命”论者对孙中山的指责，事实上，孙在起义以前有过许多次“改良”的请求，但大都破产。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类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忧时伤生的思想家，面对暴力和灾难时的苍凉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