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有资料来看，李敬仪和吴天石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两个教育工作者。
1，文革不接受投降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最早兴办的现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1949年以后，学校的领导人换成了共产党人，学校也改换了名字。吴天石是资深共产党员，长期在教育界工作，1966年时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1966年5月 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这个文件被叫做“516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毛泽东亲自圈定了名单，清洗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这五个“界”。北京的中央大报点名批判一批人。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指定了一批人，作为文革重点打击对象。后来文革进一步发展，从省到市到县，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在每一层每一个单位都要找出打击对象予以严酷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文革就是由于层层处处都有打击对象而全面发动起来的。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革开始被选中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他是教育厅长，而教育界是“516通知”中说明要“夺权”的五“界”之一。另外，吴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1962年出版。这本书这时被指为“毒草”。当时正在批判 “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方式作出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批判”。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的领导人，出版过书的人也很少，写这本书也就成为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后，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中央”的压力，所以只好把吴天石当作了打击对象。当时不但江苏，其他各个省也都这样做了。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斗争”，文革后“平反”的时候，不同阶段的受害者们都混同在一起。有些人就回避说明在文革开始阶段他们怎么迫害了别人。
吴天石夫妇之死，虽然在文革通史上不见记录，但是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几乎路人皆知。老百姓对此也有解释。有人说，吴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低的人整倒。有人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据1966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怀的纪念》（《新华日报》，1986年8月3日）说，当吴天石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这里所说的“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是指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的这一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内部”是怎么和郭沫若谈的，怎么要求郭沫若这样做的，至今还没有人说出。明显的是，郭沫若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后，好象就“过关”了。他成了文革中可能仅有的一个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前海西街的描梁画栋且有大花园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服从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却不被准许这样作。只有郭沫若可以这样“检讨过关”，别的人则非要被重重地整不可。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点名批判。
在文革后的这篇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 陈光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一个不“天真”的人应该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运作方式。
事实上，回顾历史，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抗。从最开始，“彭罗陆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还有千千万万被“批斗”的人都检讨了。如果把文革时代人们写的“检讨”堆在一起，不知道会有多大的一座山。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他们的“检讨”停止。他们依然和吴天石一样，被拉到“斗争会”上受到暴力性的“斗争”，其中很多人像李敬仪吴天石一样被当场斗死。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投降的士兵，可以投降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的打击对象，不管他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严酷。
为什么这样？对文革的这一特点，只能解释成，打击这些人，不但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因为这种层层设立打击目标和不准投降的穷追猛打的做法，可以用来发动文革运动并且建立文革的无上权威，所以被实施于文革的整个过程中。
2，死于暴力“斗争会”
1966 年6月1日，毛泽东指示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该校领导人的大字报，从此开始发动学生攻击文革对象。大中学校停课。大批“工作组”被派到各学校。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揭发批判”教师和干部，并且宣布一批人“停职反省”并准备“处理”他们。暴力攻击也在这时发生了。
但是，在理论上，工作组不提倡用暴力方式“斗争”文革对象。 1966年6月20日，当时领导文革的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制止学校中的这种“乱斗现象”。他不是要制止“斗”，但是要制止“乱斗”。
1966 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前往北京大学，在万人大会上当众拥抱了当着他们的面打人的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彭小蒙。江青还在中学生集会上介绍了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说法。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热烈支持。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
像李敬仪吴天石这样已经被点名批判已经被工作组“揭发批判”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马上遭到暴力性“斗争”。
1966 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架着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 “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这时李敬仪和吴天石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
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被“斗争”后，吴天石昏迷了两天，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并不很老。他们在经历几小时的“斗争”后死去，可以想见受到的“斗争”的暴力摧残程度是多么严重。
李敬仪和吴天石16岁的儿子在家中看着他们被拖走，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他的另一个儿子在乡下劳动，班主任去告诉他家中的事情，他听说了以后，很久呆立在田野上，没有任何反应。那年他14岁。
在吴天石死去的同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帮”，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卞仲耘当时50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 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就在那一天，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撤销了刘少奇在6月间要求“制止乱斗”的通知。
就这样，在1966年8月初，校园暴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并不断升级。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被“斗争”而死，还有大批的人在受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暴力进一步发展，从校园内延伸到校园外，大批城市和平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打甚至活活打死。
北京和南京，都是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都。学校，更是保存和发展文明的处所。但是，文革中的暴力杀戮，却自南京和北京的学校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夫妇的死，卞仲耘的死，标志了文革以所谓“斗争会”来杀戮生命的开始，也标志了这种“斗争会”被广泛应用的开端。“斗争”本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到那时，1966年8 月初，变成了一种普遍使用的在群众集会上对被斗者施加暴力虐待甚至杀害其生命的方式。
具体来说，这些暴力方式常用的有：殴打，包括用铜头皮带抽打；游街，还要被斗者敲打簸箕自报罪名；颈上挂黑牌，还常用细铁悬挂很重的牌子；剪头发，尤其是对女性，剪去半边，称为“阴阳头”；戴“高帽子”，不但是侮辱，有的地方把帽子作成很重的，一如刑具；“坐飞机”，又称“坐喷气式”，是指在“斗争会”上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状如飞机的姿势。加上各种可能是“即兴”发明的残酷折磨。这些都可能置被斗者于死地。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主要在于其暴力的凶猛程度，另外还在于其相当程度的随意性。酷法固然害人，但是至少有稳定性，有言在先，依法处罚。在“斗争会”上，打人者有一群，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时的情绪就可决定下手的轻重。被斗者生死叵测，只能绝对忍耐顺从，“低头认罪”，以免打人者一时性起，就下毒手。在这种“斗争会”上试图说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还在于其用“革命”的名义。这些暴力行为都是伴随着高亢的“口号”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进行的。任何对暴力的抗议，都会被说成是“反革命”行为而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从1966年8月初开始，这种暴力“斗争会”成为到处可见的文革风景线。以下是几个例子：
1966年8月4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共青”操场上，近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学生拉出“斗争”。他们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游街和抄家，被强迫跪在操场的司令台下。
1966 年8月11日，在江西师范学院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过程中昏厥倒地死亡。教师黎仲明、熊化奇和校医周天柱三人被折磨殴打致死，教师何基在被“斗争”后自杀身亡1966年8月19日，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争”第四、六、八中学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把这些人打得血流遍地。随后，在同一舞台上，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东城区幼儿园等校的老师们也被“斗争”，被打，被剃“阴阳头”。
在文革时代，无数人惨遭迫害，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公开反对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暴力“斗争会”的威慑。
3，毛泽东、周恩来知道李敬仪吴天石被打死
1996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和他们夫妇的死亡有关的事情。
1966 年8月初，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共有16条，1966年8月 8日通过）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当时已经通过电话知道了吴天石之死。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页）。
从江渭清的叙述，我们知道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已经发生的残酷的打杀事件。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不是什么最高当局未曾预料之事。
“十六条”用热情赞扬的口气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被称为“闯将”，这“一大批”青少年作出的有突破性的事情是什么呢？事实非常清楚，他们的主要突破，就是这种暴力性的“斗争会”。
事实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后，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不过，不像江渭清，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如何向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的反应。没有人出面制止暴力。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一画面无疑进一步鼓励了暴力的增长。
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8月3日所发生的行动，一直被称为“革命行动”。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年8月26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
校园暴力也在南京的其他学校中发生。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也在“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当场殴打折磨而死亡。南京第13中学有两名教师，韩康和夏忠谋，被活活打死。南京的校园杀戮也发展到校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校外的工人王金。根据北京的一项“内部”统计， 1966年夏天，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种打死人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文革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校园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年8月3日的“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可是却从来没有被当作罪孽或耻辱。相反，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8月3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
显然，名称的使用，权力的授予，巨大象征性器物的设立，都在弘扬强化8月3日这一事件中包含的暴力迫害原则。从文革一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先被他们的上级抛出作为打击对象，继而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打死，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死亡日期还被用作传播暴力迫害信号的载体。
一位受访者说，1999年，南京大学外文系一个风流倜傥的男教师，在苏州突然暴死，尸体在室内一周无人发现，以致腐臭，死时年纪不到60岁。他的在校学生都为此深感遗憾。但是学校中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传说，这是报应。当年打死吴天石夫妇，这个人很积极。文革后他也没有为此受惩罚，但是老天还是要算账的。哪怕是 33年之后。
显然，这样的说法表明了说话者心里的道德判断和惩恶愿望，却不见得是事实，因为与此有关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作恶者，并没有受到报应。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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