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俄罗斯民主化为何不能遏制掠夺之手?
最近,俄罗斯普京政府惩治腐败,十几位高官落马。舆论四起,而中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们(包括一些连 “御用”边都沾不上的拍马者)则藉此重弹老调,即“俄罗斯的贪污腐败戳穿了民主 万能论的神话”。鼓吹此论时,他们自然没忘捎带上台湾最近的赵建铭案件。其实,中国政府这种言论本身就有问题。从来没有人说过民主化国家不会发生腐败,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在面对腐败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于:专制国家缺乏监督机制,媒体是权力的喉舌,腐败发生之后先拚命向公众隐瞒真相。无法隐瞒之后往往不是处罚腐败者,而是处罚揭露腐败者。比如中国就是如此,不少记者因为揭露腐败锒铛入狱,至今尚系狱中的人士就有揭露原国家总理李鹏家族暴富内幕的军队作家马海林、山西记者高勤荣等多人。而民主国家的媒体是自由的,且不说那些成熟的民主国家,即以民主化还不特别成熟的台湾为例,最近赵建铭案件曝光后,入狱的不是揭发者,而是腐败者。这就足以说明民主国家反腐远比专制国家有成效。
但俄罗斯民主化后的社会演化历程,确实给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留下了一道相当大的难题,这道难题倒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什么“戳穿了民主万能论的神话”,而是中俄两国改革的出发点不一样,结果却殊途同归:中国只改经济体制,至今仍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权力市场化导致弊端丛生;而俄罗斯则由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后改经济体制,而所产生的各种弊端却与中国极为相像。
两国政府均高度腐败,在国际腐败排名表上且总是被列为最腐败的国家行列。两国的共产党精英均凭藉权力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将自己变成暴富者,区别是俄罗斯的精英财产通过私有化途径可以公开化,而中国的政治精英只能做隐蔽的富翁或到国外做富翁。两国的司法系统与军队都高度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极度悬殊,黑社会组织对政治经济生活都大规模渗透。而政治上两国却殊途同归。中国一直拒绝民主化,目前正由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体制一步步走向新极权政治,政府更在不断制造大量的政治异议人士;而俄罗斯虽然经历了民主化,现在却正由一心想做彼得大帝第二的普京总统带领着走向一条与民主化渐行渐远之路。
中国有些人对这个结果心中窃喜。在一篇题为“俄罗斯民主化时代的政治腐败——再论‘民主不是万应灵丹’”的文章中,文章作者总结了民主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之后,借用他人的口总结说:在叶利钦的统治下,“民主成了祸根 ──民主派人士的称呼成了‘骗子’的同义词。这两个曾经被想像为引导俄罗斯迈向西方式未来──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概念现在已经名声扫地。在莫斯科街头,人们开始将民主化称之为‘掠夺化’,而将民主政治讥讽为‘肮脏的政治’”。作者特别强调,俄罗斯成了一个民主国家但却并不被美国和西方国家接纳和包容的事实,以及俄罗斯从一个强国、大国走向衰败的历史教训,更是中国当前片面追求“西方化”人士所应当深思的。
其实,俄罗斯改革后的问题并非民主化本身不可避免的。东欧各共产党国家的情形,特别是波兰、捷克等国,就较少出现中俄两国的转型期病。
俄中两国改革中的种种弊端,其实肇因于这两个国家改革前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与俄中两国不同的是,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是苏联红军用坦克从外部强行输入的,所以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自由经济、市民社会、独立思维的残余,捷克当年的布拉格之春即是一例。一旦苏联解体,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无法再用强力支撑下去,这些国家新建立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能够比较顺利地取代共产制度。
而中、俄两国则是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并巩固政权的国家,是共产党革命的原发地,且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共产党极权统治,自由经济、市民社会及非共产主义价值观念等经过反复铲除之后,几乎荡然无存。在这样的国家里推行民主化与市场化改革,而又不对共产主义价值观进行清算,其结果必然是共产党精英乘机劫持改革为己牟利,而民众则习惯于威权统治,缺乏公民意识。所以,共产党革命原发地国家的改革和转型非几十年不能收功,社会转型期可能未必短于共产党以往的统治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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