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北京的消息灵通人士披露，最近一段时期来，中共对海外流亡人士的“ 统战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动作，他们以为筹备中共17大创造和谐气氛为由，将目标锁定在流亡海外的胡耀邦、赵紫阳旧部和主要民运领袖身上，甚至已经派员与流亡美国的前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召集人徐文立等人具体沟通，据闻中共拟定的接触对象名单还包括前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负责人魏京生等人。这一波统战攻势，北京尤其看重原来从中共体制内部分裂出来的反对力量，诱之于“着眼于长远，捐弃前嫌，共谋和谐”。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流亡人士就不断申诉自己的“回国权利”，陈一谘、柴玲等人就曾组织六四后流亡在外的异议人士，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集会，提出了“我们要笑着回家”的口号；1994年，原《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也在党内上书，要求中共撤销在八九年六四期间颁布的通缉令，让流亡海外的爱国学生能够自由回国，以化解执政党与民间社会的紧张对立关系。
此后，要求“和解”的建言、呼声不绝于耳，期间也发生了陈一谘等个别流亡人士被“特许”回国奔丧的案例，或者一些流亡人士的家属（妻子、儿女等）被获准回国探亲；当年学自联的骨干甚至也成了“海龟”明星，“空降”中国的大市场，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者握手言和，成为不可一世的暴发户。
尽管如此，中南海对海外流亡人士和民运组织的定性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凡是要求回国的流亡人士必须首先具结悔过书，这个门槛始终还在。一些“闯关”回国的流亡者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被扣留在机场甚至原机遣返。中南海当权者把流亡人士的要求回国的呼吁，视为海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攻势，并断然吊销了一些流亡者的护照。这些年来，在海关禁止流亡人士回国的“黑名单”越来越长。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这个黑名单又延伸到了香港。
王炳璋、张林、杨建利等海外民运人“闯关”回国，付出了失去自由的巨大代价；近年来法轮功在海外的蓬勃发展，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队伍在客观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共与反对力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处在持续恶化之中，海外各种形式的针对中共的抗争和抗议活动，更加暴露了中共政权的非人道本质，迫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批评有增无减。近年来，在海外流亡者群体中，赵品璐因罗患癌症而英年早逝，以及古稀老人王若望、金尧如、刘宾雁等相继客死异乡，病魔缠身的戈阳、苏绍智等也晚景堪虑，这些都极大的激发了流亡人士的悲愤之情，也使中共在道义和舆论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批评压力，对于中共公关兜售的“崛起”形象无疑是一大障碍。
流亡人士王军涛曾呼吁：让流亡海外的老人回国乃是朝野和解的第一步。2001年底北京学者陈小雅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发表《建议中国政府准许七十岁以上老人无条件归国》的公开信，她建议海外同胞对各个历史时期出国，至今因政治原因不能归国的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状况、心理要求、国籍状态和愿意接受的条件作一调查；政府的办事机构，在受理这类老人申请归国的问题上，应排除政治见解因素；与普通中国人或外籍中国人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些老人；不要提出常理、常情和礼貌之外的带歧视性的、为其个人人格尊严不能接受的要求。2004年北京记者王光泽发表了呼吁朝野大和解的公开信在签名网征集签名，虽然迄今只征集到38人签名，但是他代表了这种呼声始终没有绝迹。
但是这些呼吁和建议，都无法阻止流亡者“客死他乡”的人道悲剧重演，去年12月5日刘宾雁在美国去世，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叶落归根的期盼，照样被中南海当权者无情的拒绝，……是可忍，孰不可忍！ 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但愿刘宾雁的遗憾点燃异议老人回乡的希望”。
也许是事情的发展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临界点，今年春节前夕，流亡美国的法学家于浩成“获准”回国定居了，作为支联会成员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也被“解禁”获准 “回大陆”观光了，前不久六四难属周国聪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获得了当局的“困难补助”回报……万润南进来的文字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解读，所揭示得“寓意”显然不会是巧合。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共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六四和流亡人士作为敌对势力的定性，中共对海外流亡人士的这一波统战新动作，多半是中南海高层个别领导人的决断，个别流亡人士“获准”回国，始终属于个别当权者特批的“个案”。如果北京真的有一种他自称是“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政策，首先应该释放王炳章、杨建利等政治犯，停止镇压法轮功，至少 杨天水等不该被判重刑。从这里不难看清中共舍近求远、欲盖弥彰的统战伎俩。
众所周知，中共高层并不是铁板一块，既然有特批个案的曾庆红，也会有决不手软地罗干，这边厢放人那边厢抓人的事时经常发生的，由于中共政治黑箱运作，北京插手海外民运的也出现了好几条线多头作业，甚至他们之间还时有纷争，在此情形下，流亡人士如果放弃原则轻信中共，就很难避免成为中南海高层权力斗争的筹码。前两年，王军涛等人轻信了北京的承诺，做出了“良性互动”的回应，却被中共另一条线在官方权威喉舌上抹黑，指责他们与台湾的关系，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还有一个可资借鉴的教训是：这次胡锦涛访美前夕，北京故意制造达赖喇嘛即将访问大陆的消息，西藏流亡政府的网站对此作出了善意的回应：要求流亡藏人不参与抗议胡锦涛访美活动。但是在胡访美结束之后，北京立即“辟谣”，甚至有说法称不可能允许达赖有生之年回到西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共，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毫无道义、信用可言，像玩弄达赖喇嘛那样，对海外流亡人士施用统战伎俩，“良性互动”只闻雷声不下雨，客观上倒是出现了分化海外反对力量的政治后果。
这些年来，的确有一些过于“聪明”的流亡人士，对于来自北京当局的统战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自以为能够两边“通吃”，在中共那里获得资源以后，就以“良性互动”为名，试图把本来就散沙一盘的民运队伍“拉出去”。若中共真的象某些人认为的“气数未尽”，中国政协或许会有他们一席之地，可是中国又坐在随时爆发一场新文革的火山上，国人对付“叛徒”、“特务”之类的变节者又自有其传统，届时便“吃不了兜着走”了。
——原载2006年6月号《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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