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吧，某城市有甲、乙两个医生，甲医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你头痛了，给你点进口的头痛药物，你发烧了，给你点强效退烧药物，你贫血，给你点美国特效补血药……。这些病人当时好了，过后，该头痛，还头痛，该发烧还发烧，该贫血还贫血，但短期内，甲医生生意兴隆，门庭若市，政府支持，因为甲医生为国家创造了很多GDP，甲医生因为生意好，也发家致富，日子过得很风光。
乙医生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如果你头痛了，他会仔细检查你的头颅、睡眠情况、受损情况，发现头痛病人是因休息不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起头痛，于是乙医生对症下药，开了一定剂量的安眠类药物，要求病人以后睡眠前，一定不要过度兴奋，坚持喝点牛奶什么的。如果你发烧，经过检查，发现是你的抵抗力下降，于是医生给你开了很便宜的阿司匹林，短期解决了发烧问题，同时建议病人加大运动量，增强体质。贫血病人经过检查，发现是患者是长期轻微胃出血引起的贫血，于是，医生在针对胃出血给药的同时，要求病人不能喝酒、吃辣椒……等刺激胃的食物。短时间内，医生的生意也很好。
一段时间以后，甲医生开办的诊所倒闭，乙医生也门可罗雀。因为甲医生负责的区域，人均寿命大大降低，经过街区的有心人分析，发现凡是到甲医生看过病的，当时都好了，但没几天病情复发，头痛病人因为脑部有良性肿瘤没即时开刀，病情给耽误了，结果，这个头痛病人一命呜呼。发烧病人得的是初期白血病，因为最佳骨髓移植时期已错过，这个病人不明不白也跟着走了奈何桥，最后一个病人明明是胃出血，因为吃完治疗贫血的药物，感觉好了一点，以为自己没事，胡吃海喝，导致胃部大出血，没几天也下地狱了。于是，政府又大肆培养这样的庸医，……导致恶性循环，医生越来越多，病人也越来越多，当然，医学院的生员好招了，收费也高昂了，当地的GDP增长了。不日，该市市长提升为省长，发点小财的医生越来越多，老百姓没钱看病、没钱上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
乙医生负责的街区，人均寿命大为提高，因为凡是到乙医生那里看病的人，都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人们身体素质大为提高，病人逐步减少了，所以，乙医生的诊所也门可罗雀了。这样导致了医学院招生困难，学费也低廉，老百姓的身体素质提高了，但是，GDP下降了，不日，该市市长退休休息。
这个头痛医头的庸医和对症下药的高明医生，为何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因为判断医生的价值标准不一样了，评价官员政绩的标准不一样了。如果以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能够健康长寿为标准，显然，医生越少，学费越低，老百姓越长寿，虽然GDP下降了，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进步了，这样的官员应该提升，但现实情况是这样嘛？
回到文章的主题，小偷多了，可以采取增加警察的办法暂时维持秩序。但小偷增加、犯罪率上升的原因是因为贫富两极分化，失业人员增加……等原因而导致生存困难的人员增加引起的，不去解决这些问题，一味增加警察，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警察能增加到多少？下岗人员越多、贫富分化越严重，偷盗抢劫等犯罪行为会越来越多，警察越多，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社会治安形式的恶性循环，行政成本成倍上升（20多年以来，国家的行政费用上升87倍）：表面看起来是罪犯与警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实质是百姓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差，，就像“庸医”看病一样，警察的增加和百姓的生存总会有一个临界点吧？如果靠增加警察来降低犯罪率，恐怕沉淀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笔者认为，主张增加警察解决犯罪率高的问题之人，和那个庸医——甲医生没什么两样，总有一天，会严重危害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所以，笔者主张类似“庸医”的各类饭桶官员、经济学家统统下课，免得他们继续危害中国。比如那个主张朝国企吐痰，而后MBO国企的张维迎；那个贱卖银行，反辩解说国有银行没有贱卖，是国有银行资不抵债的周小川；那些主张性产业合法化的败类；那些主张中国全盘私有化的“学者”……，还有那些个“庸医”的大小喽啰们，一并下课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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