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收集的是中外政治评论家披露于媒体的关于中共“气数”预测，括号内是发表时间。
（1）预测“气数”在1到5年者：
▲“中共的末日应该就在2005年！”（2005年1月）
▲“我相信，不出两年，中共一定会垮台！”（2005年6月7日）
▲“今明两年中共政治上随时都可能崩盘”。（2006年1月30日）
▲“它们的寿数只有两年半。”（2005年1月3日）
▲“中共有可能在三年之内，政权大崩溃”。（2005年6月10日）
▲“刚才我预计中共倒台在1到5年间内，看来是接近1年间机会大一点。”（2005年12月20日）
▲“六四二十周年，必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主大革命胜利庆典”。（2006年5月2日）
▲“2010年前，中共将从执政地位上下来。”（2005年1月）
（2）预测“气数”在6到10年者：
▲“我相信，最多十年，2010年中共必然亡党。”（2002年2月11日）
▲“中共的灭亡……快则五六年，迟亦不出十年。”（2005年1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十年内崩溃。”（2005年2月2日）
▲“二零一六年，我们就可以迎接民主中国的到来。”（2006年4月）
（3）预测“气数”在10年以上者：
▲“中共不改造党本质，35年后必瓦解。”一说“这个危机将提前3-5年发生。”（2005年9月）
上述预测在1-35年的幅度内摆动，其中1-5年为多数。现在可以确认的是，1年（2005年）之内就结束统治的预测业已落空。这项预测没有给出必要的条件分析就得出1年崩盘的结论，显然有失慎重。判断3-5年或5-10年“气数”应尽者也必须以研究对立双方在相互抗衡中形成的实力对比为基础，以分析它们之间的对抗与妥协而形成的综合状态以及彼此的演变方向为前提，才能使“气数”预测具有可靠性。这种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民情、国际等诸方面，既要有权力当局实力状况扫描，又要有民间抗衡实力状况反映，还要有双方发展前景估计，是一项颇大的工程。如果不能在这方面下苦功，只满足于一知半解或理性概念就冒然出牌，那么，所谓“气数”预测就难以具有参考价值。
预测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它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总会有不少客观因素不能如实映现在头脑中，当然就影响判断的质量。又由于预测涉及对未来的展望，从现实推测发展前景，不肯定因素增加，自然会影响估价的水平。这些不可避免的缺欠要求预测的概括性、抽象性要强，具体性、可感性要弱。对于社会转型这样巨大的变化，对于执政党生存期限这样严重的课题，可变因素特多，偶然因素难以估计，更决定预测不可能太具体，否则就会增加失误率。从这种角度看，不管是预测为3-5年还是预测为35年，都不能显示很强的说服力。
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初对中国大陆形势发展有一预测：“在经济日趋多元化的长期过程中，中国肯定会出现一个最终要提出自己政治要求的民众社会。因此，很可能会发生严峻的、甚至是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对抗。在某个时期，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会激起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反过来又会危及经济上的成功。”（《大失败》295-296页）这个预测由于1989年夏季的政治风波而得到证实，又由于不断增长的、直到一年数万起群体抗争事件和一年数千万起上访事件所表现的政治危机以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获得印证。这样的预测即可起到警示作用。布氏也曾以“年”来表达他的瞻望，他在2000年春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中国将经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新世纪已度过5个春秋，布氏预言的“严重的政治危机”还有待分晓。至于中共“气数”，他未曾作过推断。预测之难使人们对此持谨慎态度。包括布氏在内所有西方克里姆林宫专家都曾在苏共瞬间解体面前目瞪口呆，谁也没有预见到这个共产主义大党会如此突然长逝，这是西方未来学上一点空白。
事物总是由渐变的累积而引发质变的突破。所谓“压倒骆驼的一根草”，这根草就是引发质变的最终渐变因素。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是标志性事件，由此世界共运史宣告斯大林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而波兰记者格拉耶夫斯基设法弄到秘密报告影印件这件事则类似“压倒骆驼的一根草”。影印件交给以色列安全局再转华盛顿，因而这份揭露共产黑暗的文件得以公布于世，引起世界性退出共产党高潮。这位记者的行为是偶然因素，但在这种偶然中却为掀起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必然性作出贡献。事变往往是因一件偶然的因素引起，在刹那间发生令人惊愕的巨变。所以，有人说“中共的崩溃将突如其来”，是可能的。做这种预测的，比如：
▲“中国很像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随时可能发生重大事件，使整个体系在突然间崩解。”（2005年3月1日）
▲“中共的解体正在发生，一旦有足够数量的民众走出来，中共马上就会崩溃，24小时之内就会结束。”（2005年4月12日）
▲“中共目前已如同十六年前的苏联与东欧共产党一样，一夕之间就会瓦解崩溃。”（2006年4月12日）
存在“突如其来”的可能性，只是提醒我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进一步分析双方实力对比关系的消长态势，注意把握可能成为“一根草”的事件出现，推动突然塌台的来临。这时才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最后一刻，是垂死前的最后挣扎，任何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均可发生，比如军队哗变、接管政权，比如制造特大事故、数十百万人逃亡，比如导弹突然射向台湾、引起震动世界的强烈反响。这样估计事态可能的恶性趋向是完全必要的，不要忘记网上曾流传某位前军队领导者关于“中共与世界共存亡”的誓言。这方面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不过，话不妨说回来，一个问题不妨从不同方面反复思考。关于中共“气数”，现在几乎是一片即将结束的意见，认为3-5年解决问题的占上峰，胜利似乎就在眼前。预测长达35年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预言，外国人也许高估了大陆权力中心的实力。那么，我们不妨听听国内人士比较冷静的声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再慎重地估价3-5年解决问题的乐观情绪。2006年2月23日刘晓波君发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其中讲到当局与民间的实力评价：“由于中共在政治上的权力自私，也由于民间力量的分散，短期内还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换代的政治力量，官权内部看不到戈巴契夫或蒋经国式的开明力量，民间社会也无法聚积起足以抗衡官权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国向现代自由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是渐进的曲折的，时间的漫长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计。”他说：“任何急功近利的计划、纲领乃至行动，只能是难以兑现的空中楼阁。”晓波君这个对大陆形势的评价也许让一些性急者感到沮丧，也许会遭到“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谴责。与这种评价相对立的形势分析是：
▲“毛泽东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四个遗产──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南海警卫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会土崩瓦解。”（2004年11月24日）
▲“中共现在是日暮途穷，很快就要垮台了。”（2005年9月7日）
这个“很快”虽未点明具体时间，但无疑表示与“漫长”的估计截然相反。两种不同答案，该如何取舍呢？
也许，宏观的把握难度较大，不易区别上下，那么，不妨从微观、从个案观察它的实力对比关系，以个别推断一般，可能会给我们以启示。比如，村级选举是当局的民主厨窗，中共高层许诺民主从村级始步，连美国前总统卡特都为此助势。太石村民要求改选村主任，合理合法，经过一番抗争，包括静坐、绝食，终于赢得“改选要求合法”的认可，村民力量得到显示。然而，官方通过分化瓦解，迫使改选委员会瘫痪，又用警力强夺账册，逮捕村民代表，雇用流氓暴打支持改选者──软硬兼施，专制依然压制民主。这样的力量对比，是不是具有象征意义呢？再如，八九那场风波后要求平反、正名之声不断，包括蒋彦勇医生上书痛陈利害，中共高层以杨尚昆为代表自知理亏，但死结难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个案：1989年6月6日15岁的周国聪被捕，关押时被毒打致死，其母多方奔走、喊冤，日前与官方签订“困难补助协议”，官方分两年补助7万元，其母承诺再不提此案的刑事或民事诉求。这是八九受害者经过近17年较量得到的一个突破。在这个案例中，周国聪母亲的要求“查明真相、惩罚肇事者、进行经济赔偿”没有得到，官方以“困难补助”方式摆脱了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只表示了人道关怀。官民两方这种妥协显示的力量对比，是不是也具有象征意义呢？
问题还要归到：社会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间是“漫长”还是“很快”？我以为，如果缺乏足够依据，一时难以决断，不如作稍微长远一些的打算，这样考虑比较主动，不会失算。问题的核心是：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民间力量的壮大上，形成足够强大的压力。这是关键。
（2006．5．7）
新世纪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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