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漫长时光悄然而逝了！我一生里发生的人生转折，是从1957年开始的。
一个从贫困家庭出身的草芥之民，经历了两次政治性“运动”－－1957年整风反右被打成“右派”，送往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度过了两年三个月的劳动教养的苦难生活，九死而余生；1970又被“一打三反”运动以“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在青海省西宁锒铛入狱，挨过了两年的铁窗煎熬，从“死缓”的阴影中捡了条“命”。
今天，已经时过境迁，一切已成过眼云烟。可是，作为一个人，在身心所受到的伤害却是刻骨铭心的！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我以深深地哀痛之心缅怀我的老父和两位爱妻，作为1957年五十年祭。
我的父亲提世林，河北省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16岁只身去闯天津，吃尽了苦，受够了累，学了一门做西餐的手艺，总算在天津这个大城市中站住了脚。
1937年“七·七”事变，天津沦陷。不久，在津的洋人纷纷回国，父亲失业了，而且染病在身，真是贫病交加，使六口之家陷入了困境。
1943年，我在今是小学毕业。为了分担家庭负担辍学，在一家日本企业－－东亚海运公司当了勤杂工人，为这公司有八家日本人的家属宿舍，每天劈木材、烧浴池热水、清洗上下两层楼的过道楼梯、厕所，清扫楼外大院环境。
每个月的薪水也只够买两袋玉米面或山芋面的杂粮。
在闲下来的时候，我还到停泊在海河的小火轮舱底去扫零星未卸净的海盐残渣，一次可以扫半布袋。舱内闷热，背盐时后背被盐渍浸的火辣辣地疼，为的是可以卖掉挣几角钱。
为了能够与日本人交流方便，我每天下午利用两小时，去一家日语补习学校读日语。我最大的享受是在近黄昏时候，捧一本书，站在院外石阶前，入神地读女作家黄卢隐的《象牙戒指》，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金镖》等等，还有张恨水、刘云若等大师写的言情小说，可谓手不释卷，读百家之书。
抗战胜利了，结束了八年屈辱的亡国奴生活，那时，我才十七岁，还是一个浑噩少年。
人生之路是走出来的。
人的机遇都在偶然之中。
天津的大街上出现了美国大兵。在街上到处听到老美大兵们喊着“哈罗”、“哈罗”的叫声。一时间，在天津出现了一股美国热。酒吧，舞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上，灯红酒绿、霓虹闪烁。美国大兵们随弃在街上的净是“骆驼”（Camer）牌的烟盒。
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医院，在天津原日租界，入住原日本一家军医院，招收“房间百役”（Room Boy）。于是我又找到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
这份工作如果和做日本人的“百役桑”相比较，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前者，一切都是死板的，僵死的，循规导矩的；而和年轻的美国大兵相处，则是愉快的，富有生气的，自由而舒畅的。它没有主仆之分，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就像是亲如兄弟，是朋友那样融洽。
我主管两间房子－－204、209室。一间住的是司机班；一间是炊事班。司机班的头儿(No.1)叫“切肯”；炊事班的头儿(No.1)叫欧·布兰特。我管理的这两个房间共有20多个兵。每个月他们每人给我一美元酬金，也就是说，我每个月有20几美元的收入，可以折合近50块银元了；这在当时来说，对我们这样的穷家小户来说，简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这些美国大兵，他们都把我叫“晓特”(Shoot)，就是“小个子”，我向他们学习英语，在房间看一本叫《幸福》(Life)的杂志。从画面的物件，例如裤子、袜子、汽车、男人、女人、小孩……从他们的口语中，我学会了好多词语。为了进一步学好英语，每天下班后，我就去英语补习学校学两个小时英语和英文打字。
从1945年秋到1947年春，我已经能够较为流利地和美国大兵对话啦，甚至连他们最野的粗话都能讲了。据说，这是学习英语达到最佳境界的表现。
这期间，当我和已经成为朋友般的美国兵去餐馆用餐或商店购物时，周围的人们都用又好奇、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这中国男孩，美国话说得这么好，这么流利。从衣着上看，一身改小的美国军装，简直是个“小老美”！
这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少年往事。但是，这一切都成为我若干年后，成为我被挨整的材料、罪证。
二、茫茫然初经“肃反”
在1955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肃反”运动，我是被审查对象。一是给日本人、美国人干过事；（可能还受过训练？）二是，1949年天津已经解放了，而当时，我还在未解放的青岛，而且还在美军的“EM克拉巴(EMCLUB)”当过“维特(Waiter)”，肯定是美国派遣的“特嫌”；三、冬天我常穿一件皮夹克，又是一个疑点，只有美国飞行员才穿的，而且认定我还是个空投特务！他们认为：我怎么会从未解放的青岛，怎么能够靠走路回到已经解放的天津呢？……
这是在我当“无冕之王”的记者时，第一次领教作为被审查者的滋味！低头，哈腰，任人推来搡去，口水吐沫、污言秽语，揭发隐私（无中生有），丧失人身自由，囚禁不准归家（当时我的妻子正在生第一个儿子大华）等等，等等。由于我被禁闭，妻子在怀孕期间为我担惊受怕导致失眠，她常常服用安眠药来入睡，结果生下的第一个男孩竟因受麻醉药物影响成为聋哑儿！今年已51岁的大儿子大华，十几年在农村干活，1979年后在兰州也一直干的是临时工。由此，我一生都为此而对儿子感到十分愧疚！
经过“肃反”运动，我第一次在身心上感受到了自尊和自由受到了凌辱。既使在日本占领者面前，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我，都昂首走过他们所设置的铁丝网；而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士兵面前，我作为一个中国男孩受到的是对我的尊重、热情，经常听到的是一声：“谢谢”、“对不起”。
三、误中“阳谋”急转直下的多难之途
更残酷的是公元1957年，我所受到的屈辱与磨难，是因为误中“阳谋”成了“极右”分子。从此在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灾难频频，噩梦连连。多次进入和走出死亡圈，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为惊心忧目的是1958年10月1日，人们都在欢庆节日，而我却限令于当晚必须离开兰州去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于是我迈进了死亡之谷！
长达820余天的日日夜夜，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拙作《血泪惊魂夹边沟》已有详尽表述。那是凄风苦雨、惨绝人寰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凝血泣泪的往事！三千多名右派被劳教的无辜者，好多都抛尸荒漠，如今已化作了白白的朽骨！在夹边沟有多少人被饥饿、疾病、寒冷，夺去了生命！
1960年冬，在高台明水我已是奄奄一息，命悬一线了，全身浮肿，常处于昏迷状态。
四、亲人明水探亲，得以活命
11月17日，老父从天津达到兰州，会同在兰州的妻子宜勤，千里迢迢到了酒泉附近的明水农场，为我带来几十斤救命干粮！
我和老父离别已经十一年了。
他短短的花白头发，额上的深深的皱纹深陷在面颊，让我痛彻心腑！这就是我的心地质朴、热心肠、讲义气的农村出来的庄稼汉，望子成龙的老父。他时常教我做人要自强、自立、事事处处要走到人前头，鼓励我做“督军”，当“大写”长志气！为提家光耀门楣；
他曾为我在1947年考上了天津工人日报当记者而欣慰、而自豪；他曾动员我投身革命去报考华北大学，当我成了广播电台记者、播音员时，他那骄傲与喜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了！
事隔十年之后，儿子陷入悲惨垂死境地，老父后悔了！后悔不该让儿子考什么华北大学，参加什么革命，远离家人奔赴大西北，当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大骆驼！
希望成了泡影，欣喜变作了凄冷！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跟原来所听到的，所期望的、所深信的宣传，竟然有如此的差异！老父迷茫了！只有悔恨，只有对儿子的歉疚之情！
他和儿媳宜勤把我安顿到一个僻处小洞穴，老父弄来柴草，把门洞堵住，爷三个蜷缩在里面，听我痛诉两年多的磨难经历！老爸那刚烈的性子，向我吼道：“你怎么能忍、能受？你干嘛不拿铁锨跟他们拼？”
妻子宜勤在一个下午天气晴朗时，扶我在雪地上活动，她见我走过的白白的雪地上滴下的红红血迹，那是我痔疮流出的血。
妻子惊问我：“你怎么不治疗呢？”我苦笑着答道：“治？这里不是兰州，我更不是记者，想用点儿水洗一洗都没有条件，顶多用只能用旧布鞋底，在灶房后火口边烤一下，在患处敷一下，让痔核缩回去，就算是治疗了。”
妻子拥着我慢慢地往那个小窑洞走回，她低头看着在雪地上挺立着的几束芨芨草，低声自语：“老天呐！怎么一下子成了这个世道？我的钟政弟，为了革命，连家都舍了，把妻子女儿都抛下了。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
我看到妻子无助地流着眼泪。作为一位善良的女人，作为一位妻子，看到自己的爱人在荒漠无垠的戈壁，住在四面透风的地窝子地上，忍受着饥饿，挨着病痛，在死亡之谷苦苦挣扎，随时都会被死神掳去那虚弱的驱体。
生命啊，你太轻贱了，一只蚂蚁都贪恋生存，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抱负、有父母妻子、儿女、有温馨之爱的家庭，世上有那许多可享受的东西，生活是那样美好，生命是那样可贵！可是，在这里，远离人群、弃之荒漠，人，说死就死了！人，真的就这样轻贱不如一只小蚂蚁吗？
妻来明水的第二个夜晚，在黑洞洞的窑洞相拥相抱的时候，妻小声地说：“你想吗？‘坏一个’（做爱的暗示语，是我俩常用的）。
我凄然地一笑，解嘲地小声说：“勤姐，我不想……”天呐！我当时多么想象人们通常形容的话“久别胜新婚”，和我的爱人亲热一回？可是，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能力上，我已经丧失了做为一个男人的雄武了！
上帝呵，我主，请告诉我：这是人间应该发生的无奈的惨情吗？人的爱心，世界的博爱，为什么会在地球的一隅竟如此地被挤压粉碎？人的灵魂竟会受到这样的摧残呢？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是什么人造成的！而这样的人间悲剧，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千万、百万呀！有谁为此做出过虔诚地忏悔吗？是一种什么意念驱使那主宰亿万子民命运的人，竟会如此屠虐他的温驯的子民呢？子民们不是已经向你顶礼膜拜了么？不都向你山呼万岁了吗？你的子民不是把最美好的颂歌唱给你了吗？
你是被称作伟大的人，你可曾想过，当一切被面纱粉碎、被揭开之后，当一切表面的欺人承诺暴露出它伪善的面目之后，当人们从血淋淋的现实洞穿一切之后，你可曾想过：几十年，你在中华大地所作所为会受到怎样的诅咒，怎样的谴责？
历史是无情的！若干年后，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将会现出你怎样伪善狰狞的真面目！
老父与勤姐看到我体力恢复了，几十斤救命干粮已把我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了！
三年后，我的勤姐随我下放到沧县农村才家没多久，因为积郁愁闷的压抑，患了胃病，心力交瘁，于1963年2月丢下五个幼小儿女含恨撒手走了！
我和勤姐相识、相恋是在1945年夏天。十七岁的我，体验了人生的初恋。当年，天津市有一部走俏畅销的小说《结婚十年》，这位女作家在书中抒发了一位女人，在封建气息浓重的环境中，要挣脱封闭的牢笼，憧憬和向往自由的故事。这本书是我和勤姐结识的一条红线，因为我俩都是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偶然地邂逅相遇，话题就是《结婚十年》彼此爱幕，最后走到了一起。
我和勤姐爱恋的可贵之处在于：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她，能冲破门户之见，执着地爱上了我这个出身穷苦家庭的少年。
宜勤祖父曾做过漕关局长。父亲任电厂公务员，叔父是大学教授、律师。有自家宅院，有门房、有包月车，在辉煌时，使奴唤婢。自“七·七”事变后，家道才转为衰落。而我的六口之家，仅住一间不足十平米大小的矮屋，父亲的职业不过是一个厨师，两家相差有如天壤。但勤姐志坚意决，非我不嫁。
经过不少艰难、阻碍、终于在1947年春，我和勤姐结为夫妻，到1963年冬。我们仅仅相伴相守了十五年，这期间我们舒心相爱的日子很短，大多时日是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中，担心、受怕、惶恐不安中捱过的。
五、主是仁慈的，又一位侠骨柔情的红粉知已扶助我于困窘之时
1963年冬宜勤爱妻故去不到一年，又一位有着无限爱心、侠骨柔情的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在40多个年头里，为我倾注了全部爱心，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她对我提家情深似海、义重如山！
她叫陈璧珠（本名罗翠兰）。她本身就是一部书，书中描述了她那凄苦哀艳，命途多舛，大喜大悲，生离死别……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
她，1934年生于重庆一个裁缝店的家庭。由于长的俊美，性情乖巧，是家中一颗明珠。可是，在这个安乐窝里她只享受了十三年，此后她走过的却是一条坎坷多难的人生之旅。
1947年，她父亲罗汉卿的裁缝店接了一批军装订单，当时物价如脱缰的野马飞涨，纸币急剧贬值，按订单价格无法交货，无奈之中，全家弃店外逃。
罗家四口人逃到了汉中。由于母亲生病，加上生活无着，罗汉卿不得不狠下心，把女儿翠兰以500大洋卖到了西安，一个姓陈的老太太。
西安的陈姓老太，把翠兰视为一棵摇钱树，这个重庆丫头，高高的个子，身材苗条，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神情腼腆、聪慧伶俐，招人喜爱。
陈老太为翠兰改名叫陈璧珠。为她请来琴师，京剧教师，教她拉琴学唱。人所共知，京剧是京腔，京白、京韵，一个重庆长大的四川女娃子，满口的四川蛮腔蛮调儿，可以想象其难度该有多难、多大！仅仅为了咬字发音，不知挨了多少藤鞭抽打，身上青一片，紫一处，伤口渗出血水，可这个犟女娃硬是不吭一声，不滴一泪，忍受着抽打，忍受着辱骂！
两年过后，璧珠已长成亭亭玉立的漂亮的大姑娘，能拉弦、能唱戏了。她手指灵巧，嗓音清亮，而且还能够自拉自唱。
1948年深秋，国共两军在淮海激战，一时人心惶惶，时局动荡，西安城，物价飞涨，民心浮动。
陈老太这个世故极深的老妇人，在内心里盘算：养女眼看能挣大钱了，以目前时局看，前途未卜，恐怕未必能指靠得上，先捞回一笔成本吧！于是她收了一个大商人 1000大洋，把璧珠初夜权给了这个好色商，并且日夜不停地让养女在戏圈子清唱卖艺，陈老太又榨取到不少的钱财。另外，这个不幸的女孩还经常遭受当地地痞、军警的蹂躏欺辱！
主是仁慈的。每当她的儿女遭受不幸和苦难时，主总是仁慈地让她走出地狱般的困境，让她有个喘息的机会，再坚强地去感受另一次暴虐的大地君主的残酷施暴！
璧珠迎来了光亮，最珍贵的礼物是自由了！1949年，初夏，养母陈老太无影无踪了！她当年的投资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而这个孤身一人的女孩要自己主宰个人的命运了！她是个多才多貌的女艺人，很快她加入了一个私营剧团，当上了主角。
十月一日，西安大街喜气洋洋，锣鼓震天，她穿着灰布制服，扎着粗粗两条辩子，戴着女兵式样的嵌有红色五角星的八角帽，欢快地扭起了秧歌！
六、初相识引起的波澜
1954年，她二十岁时与同乡姐妹来到了兰州。在兰州双城门新声曲艺社演出，俏丽的形象，漂亮的面庞，出色的演唱，一时名声鹊起，又红又紫，捧场者如星捧月，趋之若骛！
那年，我在省广播电台文艺部担任文艺编导，经常到京剧团、豫剧、秦腔、歌剧、话剧团及几家曲艺社去组织演播节目，由此我结识了璧珠。多次接待录制曲艺节目中，我们逐渐熟识了。有一次，璧珠托我的同事老郑，打算请他介绍愿和我交个朋友。老郑告诉她说，老提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她听了大为惊讶，说：“呵！这么年轻就做爸爸了！”她失望之余感到惋惜不已。
璧珠和我家保姆徐大妈住在一个院子里，一次偶然机会在徐大妈家遇到了她，攀谈当中我了解了她的身世和遭遇，对她流露出了同情之心。
璧珠请我到屋里坐坐，她说：“钟大哥，我们认识也有几个月了，我从接触你以后，从心里爱幕你的为人，性情温和、热情、幽默风趣、多才多艺、多想结交你！可是，听老郑一说，我心凉了：唉，没缘分呐！钟政大哥，你能答应我做我的一位大哥吗？我孤身一人，没有亲人，只求大哥你照顾这个小妹妹，免得受人欺负，可以吗？”她的声音，她的眼神，充溢着哀恳的神情。
“璧珠妹，我答应你！我愿意做你的大哥，照顾你！”我诚恳地说。
以后，我们清清白白、坦坦诚诚地来往，感情纯真，从不逾礼。
我尽管在感情上十分炽热，但我却把真情埋藏心底，我时时提醒自己：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记者；你是电台共青团的一个书记，你是有了妻子，有了子女的人，你没有权利再去爱另一个女人！否则，就会身败名裂，造成严重后果！
可是，在当时世俗的观念里，一个漂亮的年轻女艺人和一个电台记者，频频交往，这其中……于是流言蜚语四起，慢慢传到广播电台领导耳中，我被勒令在团的生活会上作交代检查。最后会议决定：必须与陈璧珠一刀相断，断绝一切往来。否则，我要受处分，还要把陈璧珠逐出兰州，在这样强大压力下，为了使可怜的璧珠不致丢掉饭碗，不致流离失所，我作了保证，才算平息了这段短暂的情感纠纷。
七、九年后意外重逢得遂眷爱夙愿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九年过去了。
1963年夏，我意外地与璧珠重逢。
我的发妻勤姐故去后，我陷入极大的困境，我将如何在农村生活，五个孩子又如何抚养？无奈之中，我去了兰州，找到旧日朋友请求他们替我托人情，设法能我为落实政策，给我一个生活出路。经过多方奔走，兰州城市人口调整办公宝一位刘处长，听了我的陈述以后，顿生同情侧隐之心，答应我在兰州暂住等待消息。
在此期间，我百无聊赖地在街头徘徊闲走。一天下午，我在兰州市小沟头一个街巷里，在一个剧院门前广告牌上看到《文昭关》演出消息，我有意无意地走向售票窗口想问问情况，谁想到里面坐的竟是久别了的璧珠！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而璧珠也是一脸的意外表情，她走出票房领我到她的办公桌前坐下，又倒茶、又递烟，极为热情。说：“钟政大哥，再过一会儿我就下班了，多少年没见了，你好吗？”我凄然一笑，说：“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啊！等会儿咱再细谈吧！”
交班以后，她领我到剧场一个小院，走进一间平房宿舍，屋里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两只箱子，两把木椅，出奇的简单。
“钟政大哥，刚才你说‘一言难尽’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向她细细诉说这九年所经历的一切。她静静地听着，一会儿皱起了眉头，一会儿发出轻轻地惋叹；一会儿两眼流出了泪水！我们从下午一直谈到了傍晚，两人都感慨万端，两颗心贴得越来越近了。
璧珠充满柔情地对我说：“哥，别愁了，妹妹管你，不能再让哥苦下去了！这次，省上如果落实了你的政策，咱们一起在兰州生活；万一不能落实，我陪你去沧州老家，咱俩一起劳动，抚养孩子！我陪伴你一辈子。
我无声地流淌着止不住的泪水！
但是，我的心在剧烈地思忖：“不能啊！我，一个右派，一个农村农民，有五个孩子的沉重拖累，我不能让我的小妹为我受罪，陪我受累，她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我向璧珠坦诚地说出了我的想法。
她笑了，眼里却含着泪珠，说：“哥，这一切我都不去考虑，我只想着，老天爷把你还给了我！我认定了你，今后吃糠燕咽菜，喝凉水，哪怕是讨饭，我都伴随着你！”
我满怀感激之情，说：“妹妹，谢谢你！”
我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
天无绝人之路。
省城办刘处长高兴地通知我：省上讨论决定：“收回兰州入户，重新分配工作。”真是天大喜事。
9月27日，我被分配在市五金公司化工商店当了总务。行政24级，工资42.12元，比在当年广播电台工资82.68元少了一半，既使这样，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63年11月16日我与璧珠结为夫妻，真正的情投意合。志趣相同夫唱夫随的一对恩爱伴侣。
婚后，我们把在天津的三个最小的两个儿子和三女儿接到了兰州，璧珠为了三个孩子，学着为孩子缝缝补补，买菜做饭，而且为了补贴家用，每天晚上从剧场下班以后，还要糊盛碱的纸袋子，不顾疲劳地坐在小板凳上，一边糊纸袋，一边跟我小声对唱京剧《武家坡》、《四郎探母》等成段成出的传统戏。有时还唱秦腔，越剧、豫剧、评剧、黄梅戏等不少的地方戏。
前年，兰州一位作家邢同义先生写了本书《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其中有讲述我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右派》。我想，邢先生能够如此评价我，可能是我和璧珠40多年相伴对戏剧互相切磋，戏路广大有关系吧？
八、文革浩劫又罹厄运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在中华大地又一场劫难揭开了序幕，一时腥风血雨，天昏地暗！
那是一段黑白颠倒的历史；
那是一场毫无理性的疯狂的丑恶剧；
那是人妖群丑在恶魔指挥下的凶残杀戮！
那是无数人文、历史各领域精英，被推残待尽的年代。
那是人欲横流、权欲倾轧、利欲熏心的极致表演；
那是神州大地“史无前例”的空前大劫难……
而这场飓风刮到我的小家时，我所遭受到的是更为严峻、更为难以名状的命运转折。
文革期间，在化工站批斗走资派时，我总是被当作摘帽右派、陪批、陪斗，在台上低头哈腰，每晚在“神”前请罪！被揪发、被踢脚……
文革1968年新戏登场，勒令城市十种人：地、富、反、坏、右……必须遣送到农村！于是，我带领子女第二次返回沧州后白马老家。此时，我的璧珠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囚禁在剧场失去了自由！
此事缘何而起？有次剧场员工在闲谈中央领导人多不留须。璧珠说，连毛主席都没有胡须，所以其他头头也一根不留，后来被跟她有过口角的一个姓高的女人向工宣队诬告引申说：这是认为毛主席“嘴上没毛”的意思，因而打成了污蔑领袖的“现行反革命”！
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一个不问世事的单纯女艺人，平地风波起，倾刻间妻离子散，东西分隔，牵肠挂肚，心似火焚！这是什么世道，哪来的飞灾横祸！
上帝仍是仁慈的，但她沉默不语。
欧！是了，主也有惊恐、迷惑的时刻，漫长的2000年来，不同国籍，不同地域的子民经历过如此混沌，如此血腥，如此丧失理性的惨象吗？连万能的主也爱莫能助了！
以后，不到一年，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噩运临近了我，又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险境！
1969年春，我二次回到老家，大队不让我下地干活了，让我在大队副业厂当业务员，负责购销业务，还交代我在外地物色有能力的、懂技术的人。第一站，我去了兰州。妻子“现行反革命”罪已不了了之，重获自由，可是家没有了！在我被遣送回乡不久，我原住的房子分给了别人，再说，此时的我与五金公司没有瓜葛了！
经过“胡须”事件，对多事的文化单位已经厌烦了，璧球不愿再呆在文化系统了，请求调往郊区远离闹市的地方当营业员，请求批准了。被调到兰州烟酒糖公司杨家桥门市部当了营业员。我与璧珠此时已经没有从前那般心情了，家破碎了，我又要到处推销厂里手工制的玻制产品，我和妻子离多聚少，她跟前只留下了上小学的小儿子二华在她身边，大儿子大华、三女儿莹莹都留在了后白马老家。我在兰州找到了我好友，原来也是广播电台的右派叫张一明，他父亲是个有经验的化工技术工人。
张一明原来在电台当播音员，比我小七、八岁，人聪明、酷爱音乐，1957年整风时，他谱曲、作词，写了《官僚主义你这个坏东西》在饭厅里唱，还热心地教台里几个年轻人唱。为此，被打成右派，送张掖农场劳动，与刚结婚不久的爱人分开了，妻子独自回了天津家里，这椿婚事也就结束了。
不多久，张一明到北京上访，要求自谋生活，于是离开了张掖农场回到兰州在家里跟父亲学化工。
我请他父子当后白马大队副业厂的技术员，七月份，我们筹划了生产一种叫“护桶胶”的堵漏产品，盛装汽油的铁桶破漏淌油时，涂上护桶胶就能堵上漏洞不再淌油。
在投产以后，我除了推销玻璃产品以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新产品护桶胶的销售。
在甘肃，我先跑了河西走廊玉门油矿，又沿途在武威、张掖酒泉油库，汽车运输公司等好多单位展开推销工作，接着又去了青海西宁，八、九个大运输公都跑遍了。
总的来说，产品是有吸引力，可是，一个小小的社队企业这样有价值的产品，他们都疑信参半。
有一天，我去西宁一家轻化工单位联系业务，有位戴着眼镜的干部，他很客气地接待我，在我介绍产品时，他一直在端详我。一边看我的介绍信，最后他问我：“你是沧县陈圩公社人吗？”
“那是我的老家”。
“我看你的言谈举止，不象是公社业务员”。许处长还是在端详盯视着我。
“怎么不象，许处长。”我试探着问。
“第一，你说话带天津口音，没有沧州那种侉味儿；第二，看你象是个有知识的人，很有文人的那种气质，对吗？”许处长也非常人，颇能识人。于是我说我在天津长大，在华北大学学习过，以后分配到兰州广播电台当播音员、记者，1957年犯了错误，下放老家当了副业厂的业务……
经过这番交谈，才知道我们还是天津华大同学，我在91队，他在92队。
许处长对我的遭遇很是同情，他为我重新开了一张青海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推荐介绍信，这封信对开展业务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到哪个单位联系业务就顺利多了。
由此，我先后和西宁的制药厂、化工厂、地质局、电化厂、五七汽车配件厂七、八家企业厂矿订立的业务合同有：璃璃仪表，地质大队报废帐棚防水修复，高、低压配电盘等。合同金额多达30几万元，在这期间，我在兰州托朋友找熟人，请了化工、扳金工、电机技术工人，答应给他们较高的报酬，此外还从老家后白马调来几个年轻社员当普工。这样的业绩，对一个农村大队来说，就是在沧县也是了不起的！公社、大队头头们都特别兴奋，已汇回大队的十几万元货款，给全大队通了电，不再用人力推磨碾粮了，而是用电力推面了！家家不再点油灯了，都是电灯，这年还给社员按工分分了钱，上百的、上千的票子，让社员们笑逐颜开，喜气洋洋。
正当后白马乡亲父老们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费心竭力为乡亲们谋福利、做贡献，并且取得实效当口，等待我的却是一场灾难，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大劫数！
1970年，神州大地掀起了又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风暴：“一打三反”运动！
在经济上是打击“投机倒把”。西宁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经济警察瞄向了经常向该局去办理鉴证的我！
一天晚上，我刚从河北沧县老家返回西宁，临近春节，去请示大队给从兰州请来的几位工人师傅发放工资与春节奖金的事。下车伊始，几个穿制服的人气势汹地先是验看我的介绍信，我给他们看的是许处长给我开具的那封介绍信，他们要看沧县工业局开的那封原始的介绍信。接着几个人互相对看了一眼之后便如狼似虎似地开始了搜查，看箱内有六、七瓶汾酒、西凤酒，还有六、七筒熊猫牌香烟，那是我从北京买来打算赠给兰州几位工人师傅的过节礼物。
在检查人中有个很霸气的人，很凶地对着我说：“哼！看你喝的、抽的，都是大名牌，不投机倒把才怪呢？”于是不由我辩解，硬把我送到了一个叫“清理指挥部”的地方，他们把我的箱子和我身上财物、手表拿走了！
所谓“清理指挥部”就是收容“氓流”的地方，一个不大的院子，有几间土坯矮屋，院子黑洞洞。屋里也是暗暗的，我住的那间屋子，地上铺着草，横卧着几个人，在墙边处蜷缩着两个藏族女人。
进屋后，我静坐在一个小木凳上，掏出仅剩下半盒的简装前门烟，默默地吸着。屋里的人都好奇地打量着我，也许他们在想：这个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的人，神态自然，悠然吸烟，兴许是个大干部什么人吧！
后半夜了，烟吸光了，长夜漫漫，屋里人都入睡了。我寂寞难耐，心潮难平，于是低下身，在地上捡拾我扔下的烟蒂，把较长些的，拾起又抽了起来。
我没有惊恐，我心里坦然不惧！因为这一切我都已司空见惯了！以前，可以随便限制你自由；审查你是否美国空投特务，以前，你怀着忠诚帮助整风，凭几句话就可以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在大饥荒中由于饥饿难忍在田里偷吃了点生糜谷便被捆绑起来，今天，又是无缘无故地被推进了收容“氓流”的鬼地方，私人财物就可以任他们抢走，明天又是怎样的呢？
我一夜未眠，天亮了，严冬的早晨是冰冷冰冷的。打饭了，他们发给我一个铝盒，沾满了乌黑乌黑的油垢，盆子凹一块凸一块，饭是一勺小米稀粥。我把打来的粥给了我同屋的陕北老木匠了。这时，我想起了当年在酒泉夹边沟时的劳教往事，历史又让我重演了一次，不觉感慨系之。
旧历，大年除夕了。
我托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为我买了一瓶青海互助白酒，就着花生来，一个人喝闷酒。
微醉之中，我一时兴起，去唤另两间屋里的人到我屋里，开个除夕联欢会，我出节目！于是，我要他们点节目，先是一个山东汉子，让我唱段吕剧，我唱了郎咸芬的《蓝桥会》。“……蓝瑞莲今年一十八岁，周南宽他今年五十单三，这夫大妻小的难成恩爱……”
一片掌声，接着我又唱了豫剧，常香玉的《拷红》“……你小妞她若是呀，把这良心来丧呵，他的病可就要命丧无常……”
两个河南“氓流”跑过来跟我握手，可惜没有鲜花可献！
我每唱完一段就喝口酒，这晚，我尽情地唱了甘肃著名秦腔小生，被人誉为‘活周瑜’沈和中的《黄鹤楼》“……狂风吹动了长江浪，黄鹤楼上有埋藏，我命甘宁过江往，要害刘备一命亡……”接下来又唱了一段老生戏《周仁回府》旦角戏《游西湖》李慧娘的一板唱段。
酒酣面热，忘却乡愁，越剧、评戏，特别是京剧，传统的，现代的，生、旦、净……乏了，累了，人散去了！如此除夕之夜，在我一生中该留下怎样的纪念呢？
我自己这样想，我一生中有很多次这样的、莫名其妙的、无可奈何的怪事！我怎么说呢？说什么呢？只能是轻轻地叹口气，摇摇头，只怪我，为什么在在这样一个年龄段！正好，这段路上布了这么多的坑，有这许多陷井；我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如果我们不陷下去，不填满那深坑，那后人们怎么能从我们身上去找出今后的路，将会怎样走呢？
十、惊心动魄的牢狱之灾
“清理指挥部”门前停了一辆吉普。
寒夜，公安人员给我拷上镣子驶往西宁南滩的看守所。升级了，由人民内部矛盾提升为敌我矛盾。
黑呼呼的院墙，铁门锒铛打开，我进了一间狱室（号子），屋顶上有盏昏黄的灯，矮地铺上躺着四、五个人，靠门那堵墙上有个小小的方形窗子，靠窗的墙边，是一个老藏，还有一个回族老者，再下来是个回民小青年，还有一个胡子拉喳的上海人，我没有被褥，我披着皮大衣，在最靠边的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那几位狱友不约而同地爬起来向我问长问短。
“哪里人”？
“什么案情”！
……
我一一作答。忽然我发现我衬衣口袋里还有多半截前门烟，我真想抽烟，可是，没有火柴，我正在摇头感到无奈之时，窗下那个老藏民，说：“想点着吗？看我的”。
他从棉裤里撕出一小块棉花，三搓两搓弄成一个细条条，然后，他从矮地铺下取出一窄条一尺多的长木板，他把那束棉花条平放在水泥地上，使劲地压住木板来回搓，不一会儿，拿起那束棉花条，把它撕成两半，对着有糊味儿的棉花用力吹气，奇迹般地燃起了火苗儿！
我们几个瘾君子一人吸一口，很快就吸完了。这是我平生在牢狱中第一次产生的惊奇！
狱里的伙食每天两顿，每顿一个馒头或是一勺米饭，一碗菜汤。清汤寡水，汤里还时常有玻璃碴、电线，甚至还有过死老鼠，汤喝到碗底则是一层砂砾。
狱中的老藏民是个乐观的人，说一口流利的汉话，总给人们讲些他们藏族的民俗习惯，人物故事。很多时候他又沉默不语，蹲在地上长吁短叹，一脸愁苦无奈地表情。
那位回族老人，白净净的脸，留着长须，看上去慈眉善目，戴一顶回族男人常戴的小白帽子。他叫马啸天，其父很早以前曾是马步芳部下的高级官员。马啸天25岁就是少将军衔。1950年以后被判刑劳改。十余年后刑满返归西宁，还和一位回民中青妇女结为夫妻。他平时就是到清真寺做做礼拜，或蹲在街边与近邻友好聊聊天，过着平静安适的生活。“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不久，不知为什么又被抓了进来。
马啸天指着他穿的一件背心说：“这是前几天婆娘刚送进来的！我不会有事的，我规规矩矩地做人，没乱来，很快就会出去的。”每晚，他都在牢中用水洗脸，然后坐在铺上，口中念念有词地做祷告。
有个西宁高大汉子，在牢里时常大哭、诉冤，两只手捂着眼睛，蹲在地上拍着胸脯，对着自己，又象是对着旁人痛哭失声地说：“我做下啥了嘛？我咋了嘛？为了活人，我倒腾了几回粮，倒了不多粮票，犯了啥大法了？我家里还咋活哩！孩子们咋活呢嘛……一口的西宁土话。
牢房里年龄最小的是回民小青年，十七、八岁，叫马乃，他阿爸派他去四川给人送了几百斤粮票，作为投机倒把抓进来的，在审讯他时，小家伙铁嘴钢牙咬定：粮票是我个人干的，跟家里没有任何关系，我干的我担！家里人任谁我都瞒着，你们要办，就办我好了。据说，回民们办这些事，谁犯了事，都是一个人承担绝对不会攀扯旁人。
大概经过三几次提审我，是公检法的一位叫马耀英的人，是当地回族。
我回答他所有的提问，一五一十，原原本本怎么来，怎么去，一古脑谈个清楚。因为，我心无私，行的正，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可是，运动要造出个声势来！要大张旗鼓，起到一个威慑作用，什么王法、屁法？权就是法！有一个人，说一句顶一万句！什么都是最高指示，谁敢不遵，哪个敢不从？
就在黑色的三月一个早上，我被五花大绑地押上了仅有30多万人口的西宁市，竟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我们这群待判的“罪犯”，在体育场下边一个大房子里，个个头顶地面跪下，我却没有跪，一个军人厉声地命令我下跪！
我说：“报告‘班长’，我可不能头朝下跪下，我高血压，心脏病，一跪可能脑充血上不了台就死了！”我使了个小小诡计，争回一点人的尊严！
在被带到台上以前，有人在我脖子上挂了一块大木牌，上写：“投机倒把集团主犯提某某。”两个军人揪着我的头发向后仰，颈部还勒了根细麻绳儿，大概是怕我呼喊什么口号！
体育场，黑压压一大片人头，大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口号声此起彼伏！
我站在台上，看见第一排坐的是好多女军人，我为了静下来等待命运安排，居然背诵起唐诗、宋词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还记起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赢得生前身后名……”随口在心中吟来，在想着：报国志无从实现了，心中有些自慰地想起：这次回了后白马，给老爸买了瓶酒，给妈妈买了条烟，给兰州璧珠买了一条长长的蓝色大围巾……可能都是纪念的遗物了。
宣判开始了。一串串名单，一个个列举“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一串串名单，判××年徒刑，还有被逮捕者一串串名字。当时我只注意如何给我定的罪是什么罪？
“提××，右派分子，长期在社会流窜，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在西宁，拉扰腐蚀干部（指许处长），偷盖公章，严重破坏了青海省的经济建设……”
真是无中生有：信口胡言，凭空捏造！这样地颠倒黑白，乱加罪名，岂能让人信服？可是句句在耳，布告上字字在目，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插曲，使我躲过一次“死缓”的判决。
当年广播电台的有位叫曲滋莲的，她爱人当时是兰州军区的作战处长，在文革期间升任青海军区司令员，当曲滋莲听说我犯了“投机倒把”罪，向她爱人说：“这个钟政在电台时，是个很有才华的记者，还是新闻系统的团委书记，这样的人怎么会搞投机倒把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司令员的秘书听说这个投机倒把罪犯，居然还是张司令员夫人的老同事，为了好奇，于是打电话给表海省公检法，想问问情况，当对方得知是军区张司令秘书时，以为司令员会过问此事，确实慌了手脚。
在十万人的公判大会开完渡过两天，上午，我被提审。我奇怪地发现：不是我去过的那个小间提审室，而是把我带到了像个会议室的大房子。
一个长方形大会议桌的周围，坐了十几个穿绿制服的人，其中还有两位女的。
坐在方桌前，有一位年龄比较大以外，其他人都是年轻的。年龄稍大的审判员向我问了例行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外，又讲了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
在我一一作答之后，我先是简略地说了上过华北大学，在电台当过记者，1957年当了右派，两次回到沧县老家，后一次当了大队副业厂的业务员。接着介绍了我与华大同学许处长交往过程，以及与几个厂矿企业签约的来龙去脉……当我谈到工作情况时说：“由于我的业务摊子铺得大，工作量特别大，从早上七、八点我就去工作现场解决要办的事，原材料领取，或购买，西宁没有的还要去外地，每天晚上加班，给后白马厂子写合同上的务必注意的事项。”比方：生物制品盛装菌苗的玻璃器皿，用的玻璃料必须要选用中性的，怕厂里人图省钱买普通的玻璃料。后半夜，常是又饥、又乏、又累，就到外边花几角钱买个煮洋芋（马铃薯），或是买一瓶啤酒。既充饥又解乏。每天睡眠不过四、五个小时，正在讲着，忽地有个年轻的啪地一声拍了桌子，他桌子面前还放着一把手枪。“你哪里是交代问题，纯粹是表功嘛！哎呀，废寝忘食啊！这样没白没夜地干，还不是为了一个‘钱’字？要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都要学你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啦！你说，是不是为了捞钱？”
“报告政府，我绝不是为了钱”。
“那你是为了什么”？
“我是个犯了错误的人，来次运动，每次都挨批挨斗。这次回到老家后白马大队，我是尽心竭力想搞出点成绩，让乡亲父老看到，我为他们增加了收入。这样，我想以后再来个什么运动，由于给他们办过好事，该狠批狠斗的，轻批轻斗，或者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让我轻松点儿过关口……”
会议室里的审判员们静静地听我诉说，一时间，静悄无声。就在此刻有位一直在作记录的女审判员，匆匆地走了出去，回来时两眼红红的，她说是着凉感冒了。很久以后，马耀英告诉我说，她是听了我的那番话后，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提钟政，你下去好好想想，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可以向所里报告。”这是那个年纪较大的审判员说的。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国家级的审判员，一位处级审判员。
“报告政府，今天我所交代的全部，如果在重大情节上隐瞒，我愿意受最严厉地法律制裁－－枪毙”。
在此以后，提审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到后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焦急期盼有人来提审我，可是，杳无声息！
在我住的牢房中，两年里，换了几茬人，接触到了各色人等，真是形形色色，各行各业，无所不包。
马啸天枪决了，老藏民那些老囚徒，判的判了，放的放了，一茬一茬的人，各有各的经历，各有各的案情。政治的、经济的、作风的……其中情节的轻重，是非的曲直，谁能真正搞得出来？有什么“法”可以衡量得出？不过是因时而异，因势而定，可松、可紧！其中有很大很大的收缩性，有很大的随意性。
不管是哪一茬的人，他们都把我当成“号子”里的中心人物！为了给他们消愁、散心，我反反复复地大讲古今中外的故事，通俗的演义，典雅的名人名著；大唱各剧种的传统现代戏曲；幽默的笑话，引人入胜的传闻典故，随着人们的修养素质，可以雅俗共赏。四面土粉墙壁上，我用小铁钉刻写了满墙的成语，从一开始，“一鸣惊人”、“一曝十寒”、“一箭双雕”……到“十面埋伏”、“十室九空”。每个成语，我都为他们绘声绘色地讲出一段故事。
什么叫“随遇而安”？什么叫“委屈求全”？什么叫“逆来顺受”？什么叫“能屈能伸”？造词造句的古人，怎么会设身处地想到了今人的这般心境？朗朗乾坤，阳光普照，而我却囚于铁窗牢房！看不到一丝曙光！等待的不知是何种命运，是生？是死？
两年，寒来暑往，草青草萎。冬天，“号子”的铁门蒙上一层白霜，像电冰箱的冷层；倒挂的冰柱在房顶上悬挂而下。
我常在寒夜不眠倚墙披衣而坐，不断地思索，不停地追忆，一千次，一万次地想不明白！人生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度日如年，转眼到了1972年冬。11月21日，一个盼望已久的日子来了。
审判员马耀英，把我们在押的五个同伙人叫到看守所办公室，向我们宣读了一份判决书，念了我的名字，还有后白马大队副业厂厂长石中信，化工技师张一明，以及其他两位从兰州聘请的电工师傅。判决宣判如下“……坦白交代好，有立功表现，免予刑事处分……”！
上帝啊！我们无辜受冤，受到捆绑，剥夺了自由，还平白无故地坐了两年监狱，说什么坦白交代好，我们交代了什么了？说什么有立功表现，我们在铁窗禁锢之中，立下了那门子功啊！
来西宁接我们的是后白马大队书记王振邦。
我在狱中曾发誓，如何能活着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让我饱饱地吃一顿“羊肉面片！”可是，到我真走出了牢狱，临上火车前，我仅仅吃了一小碗羊肉面片。
不知为什么，西宁公检法马耀英竟也送我们去沧州！
在兰州站，我妻子璧珠似乎按照约定也上了这趟东去的列车。我喜笑颜开地看着她说：“珠妹，如何？我说我没事嘛！我这不是平安地出来了吗？”
璧珠含着泪花凄苦地一笑。一起同行的人有厂长石中信，化工技师张一明。
在车上，我和我周围的旅客们海阔天空的聊天，笑语融融，声音朗朗。这是我恍若从地狱回到了阳间，怎能不欢情满怀？
马耀英向我讲述了一些事情：
“钟政啊，你在狱中心急火燎地催我们，你可知道，那次有十多人参加的审问，是一个大关键啊！你的发言，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审判员！那本是要决定判你“死缓” 的一次审判啊！多玄啊！为了这个，我们采取了拖而不决的策略！真的，我们穆斯林是信‘胡大’的，做人要是非分明，不能亏心……
一路上，我们同行回沧州的人，为什么都沉默寡言？一切我还蒙在鼓里。
车行在石家庄，我们转车到了沧州站。大队干部早派来大板车接人。
我和璧珠坐在一块儿，她平静地对我说：“咱爸病了，听王书记说，挺重的，现在不知轻了没有？能挺过去就好了，七老八十的了。
我听了这话，还是不怎么往心里去，我了解我爸爸，身体硬朗着呢！
走进后白马南场，街上已经围了不少人，老的、少的、大人、孩子，拥簇我们进了村。
当我跨进土墙院子时，我一下子惊呆了！
在院子中间，摆了一口白木棺材，我一下子明白过来！那里面躺的一定是我的老爸！我急忙趋前跪到了棺材前，放声嚎哭，顿足捶胸！“爸爸啊，您为什么不多等会儿子，儿子这不回来了吗？”
我的父亲是11月22日在深夜里，双目失明的他，摸着早已熟悉的小路在南场枣树上用一根早准备好的麻绳含恨自缢了！
上帝，我仁慈的主啊！是您吗？主？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多的悲苦的遭遇？多少回啊，让我的亲人如此含悲、含恨离开了人世；为什么，我要频频受到如此的摧肝裂腑的打击？主：您真的选择了我这个人来品尝这凄苦的人生经历吗？这，公平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什么？
我泪水干涸了！我神经木然了！
我心已破碎了，我的眼前一片空白！
主啊！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
主啊！万能的上帝！主耶稣！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啊！是那个可诅咒的1957年，为我带来这么深重的磨难啊！
我咬紧牙关，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从1972年以后，我为后白马副业厂，为了家乡父老乡亲，几年里，走遍天南地北，餐风露宿，忍受酷暑严寒，面热心冷地直面人生，每天挣九分工，不足三角钱，仅仅是为了活命！
在1976年以后的日子，我改名换姓在兰州龚家湾百货仓库当过搬运工人，一天装卸六趟车，在曙光机械厂当泥瓦小工，修灶房、盖厕所、刷墙，和泥；在企业联合中学当高二班的语文、历史两门课的代课老师，备课、多半夜修改作业，每天不过只挣2元钱！
1979年1月，我结束了苦难的历程！
我的右派得到了“改正”！“改正”是什么含义？当初是被错划了，现在给你个“改正”！清了吧？22年旧债已了。这旧债真的“了”啦？请问：我22年宝贵青春年华，能“改正”回来吗？
请问：为我终日提心吊胆郁郁而早逝了的勤姐－－我的爱妻，能在这一个“改正”而使她重新活过来吗？
请问：我可怜的老父亲，支持鼓励我投身可以效力建业的“革命”，但多次残酷的含冤蒙难的现实，让他激愤难平，一次次绝望，长久地对儿子心怀内疚之情，最后竟自缢死去，以此对这世道发出抗争和控告！
请问：这位一生好强、正直热肠的老人，还能够起死回生在儿孙绕膝，怡然享受晚年的欢乐吗？“改正”是含混的、轻松的；而我却是血泪斑斑，灾难深重！ 逝者已矣！
如今，余垂垂老矣，青春的壮志、梦想，人生的憧憬，都已如云如烟了！
往事历历，恍若隔世，不堪回首！
我至爱、至亲的家人，哪一位撒手而去时，不是心事未了，愁肠百结的牵挂，双眼难闭啊！
如今，他（她）们的音容笑貌犹在我眼前浮现，有多少回梦中相见不是洒泪哭醒？
我永远深深缅怀我的双亲和我的两位爱妻，愿他（她）们在天国得到安息！
人生，本应是美好的，可是，我经历的却是两次刻骨铭心的无妄之冤，所受到的身心摧残伤害，向谁去讨回个说法，讨回个公道呢？
1957年那可诅咒的浩劫，给我以及如我一样的数十万知识精英，曾遭受到多少磨难，发生过多少令人凝血泣泪的人间悲剧啊！阿门！
谨以此文作为“57”的五十的祭。
提钟政
2006年4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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