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差距

一位美丽贤慧的女士曾得到友人捐赠的一只肾而过着美满的生活，若干年后发生排斥，因泰国政府1992年的法令禁止非直系亲属之间捐赠人体器官，她通过友人安排到广东中山医学院得到肾脏移植手术，又延续了生命。但是，当她得知肾脏来自一个不知姓名的死囚时，十分难过。

我问她：“如果再次发生排斥，因为只有中国最容易得到肾脏，你会不会再去中国呢？”她回答：“我不会去的。即使我因此无法延续生命，我不能接受这种器官。” 据了解泰国的器官捐赠多数是自愿捐赠，都有一系列的法律和监督程序。但是，还有不少涉及非法金钱买卖及黑社会活动。因此，1992年通过法令禁止非直系亲属之间捐赠人体器官。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意”，即器官买卖。有的在网站上，有的在报纸广告上，有的在街头电线杆上的招贴，甚至有人站在街上展示卖肾的声明。器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供需之间落差很大。由此，这种“生意”在中国大陆火红起来了。

中国大陆至今并没有法律关于个人之间的器官捐赠，只有“利用死囚器官”的政策规定。1984年10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司法部、公安部、卫生部、民政部的联合文件是一个暂行规定。按文件的规定，若死囚本人同意或死囚家属同意，以及死囚毙后尸体无人认领或家属拒绝领取的情况下，政府可随意 “利用”其器官作移植之用。文件中明确规定，医院手术车必须覆盖医院标志，医生不得穿白大褂，手术车可进入刑场等待枪毙，以便“及时”摘取死囚器官，然后，火葬场应“及时”火化余下的尸体。实际上在这份暂行文件颁布之前（1984年前），北京政府早就开始干了。中国医学界的高手兴奋无比，“合法”地大显身手，利用死囚器官，既捞到大把银子，又在国际医学界提高了名声。

累计到2005年，北京卫生部承认肾脏已超过60，000例，心脏约3000例，眼角膜、皮肤就不当回事不必统计了。去年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中国的器官移植95%来自于死囚。

最近北京吵吵嚷嚷，要对器官买卖立法，完全是针对国内出现的民众活着或死后“销售”人体器官的问题。但是，目前看到的是2006年3月16日中共卫生部颁发了卫医发[20006794]号文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这份“暂行规定”并不是法律而是政府某些部门的规则，不具备完整的法律基础。该文件大量的条文是针对目前因器官需求火红，因而发生大大小小医院行业内部无序竞争的情况，需要进行规范及管理。

据说“器官移植条例”已经成文，但还未提报到国务院。也没有呈请人大审议批准而立法。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器官买卖已遍地开花，十分兴旺。官办的医院及司法部门早已大行其是了。就依1984年10月9日“利用死囚器官”的政策，这份暂行规定竟然“暂行”了22年之久。这就是中共治下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司法特征。

中共卫生部卫医发[20006794]号文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但是，器官买卖不是一个卫生部的行政条例所能决定的问题。而且“买卖”的法律定义是什么？如果违反了规定进行了买卖又将如何，哪个部门进行处置都没有下文。这个条例中第二十七条又说“人体器官必须有捐赠者的书面同意”。什么样的“书面同意”？有没有法律的规范？还是一张便条加一个手印？医院部门怎样认定某一份“书面同意”是来自“自愿捐赠者”呢？这些浅显的问题都没有陈述，似乎中国的医生及法律专家脑细胞不够数。

“死囚器官”是政府一手包揽的，从判决死刑、枪决死囚、摘取死囚器官一路在政府手中。这里没有“买卖”一说。中国的政府及政府的医院是在“利用死囚器官”，没有卖给任何人死囚器官。国际病人从没有人付给中国医院器官的钱，他们付的是手术和住院费。中国从来没有出口死囚器官，这是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种做法的。这是中共的社会主义文明吧。国际病人是在身体内带回来了一个死囚的器官。

今日民众的器官开始不得“买卖”、“捐赠”，也将纳入政府管理之中，政府及医院又开了一条财路。

回到文章开首，以泰国为例，十四年前泰国已经决然停止私人之间器官捐赠，因为这不仅是金钱及黑社会非法活动的问题，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权问题。而今天中共却要开始规定，器官不得“买卖”，但在政府控制下私人之间可以“捐赠”，如此这般，使人感到这样一种时代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是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不准进入美国的，因为他们不仅丧失了医德，而且参与了暴行。不知道这些医生是否想到这一点。

作者为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中国信息中心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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