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官方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缓解意识形态危机，只能靠发展经济来制造“ＧＤＰ合法性”或“政绩合法性”。但跛足改革带来的惟利是图、普遍腐败和两极分化，也使曾经备受支持的改革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民众对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当局不断变换意识形态口号，并祭出独裁化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不满，也无法重新凝聚起民心。所以，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除了惯用的政治恐布之外，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
于是，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
为保权力，不择手段
一，中共当局为了维持政权和权贵利益，一味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全不顾及人权的、道德的、环境的巨大综合代价。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它固守一党独裁，可以用“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来恐吓；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众素质低下和经济滑坡来辩护；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可以用“摸着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它对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压力，可以用“国情特殊论”来加以应付。总之，中共当局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权，只要能保住政罐及其其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
罔顾道德，不负责任
二，官员们的行为在从政道德及其责任之外运行：他们执行上级指令，不是出于从政信念和职业道德，而是基于乌纱帽及更大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上级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抵抗，是基于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这些利益最终要量化到各级权贵家族及其个人；他们对民间的和平反抗进行暴力的黑社会化的镇压，是为了对民间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而且现在的官员都不愿意在各类文件上签下个人的名字，特别是那些“干脏活”（担任镇压性职务）的官员更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以便逃避责任。
金钱外交
三，中共当局实行“金钱外交”，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支持。放眼世界各国元首的环球旅行，似乎谁也不如中共寡头们有钱且大方。不发达的穷国也好，早已发达的富国也罢，与中共同病相怜的独裁国家也好，与中共对立的自由国家也罢，皆要对怀揣超级金卡的中共寡头刮目相看。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北京政权的“金钱外交”让欧州大国不断讨好中共独裁者，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也让西方大资本争相进入，即便不是在中国市场上赚得手舞足蹈，超码也要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抢占尽可能大的份额。所以，中国市场变成了美国的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资本的宠儿。
另一方面，中共运用四处撤钱的办法来收买那些无赖国家。它用慷慨援助收买朝鲜、古巴、缅甸等残余极权国家；与苏丹、叙利亚、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展开大规模合作、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北京将向德黑兰投入一千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Ｙａｄａｖａｒａｎ）油田，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做的最大一笔生意。
普遍厚黑化
四，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及其交易行为，不仅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也在正式的法律规则之外。精英变得越来越无耻，民众变得越来越犬儒，个人的双重人格及其对尊严的自戕自贱越来越普遍，导致了个人操守和社会公德的双重死亡。而这种普遍的厚黑化或“狼性化”，居然都可以用舶来的“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 只要是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怎么干，都天经地义，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正如那些“狼图腾”崇拜者所言：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
政治冷漠，物欲横流
五，与发家致富和利益收买并驾齐驱的，一方面是民众远离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时尚的盛行。官方鼓励人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豪华的物质享乐和庸俗低级的文化消费上。这种强权下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代价，是让本来就极端匮乏的公共参与自由变得更加匮乏，是社会责任感的普遍丧失，是严肃话题和人文关怀的边缘化。它造就了政治冷漠、道德麻木的公众。当绝大多数人都驯顺于收买或要挟之下的时候，政治镇压只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和无所要挟者，足矣！
二００六年三月二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３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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