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籍兵团” 唐朝番官番将知多少

大量任用番(外族)官番将,是唐朝政治上的最大特点。以文臣的中书(宰相)来说,据新唐书表所示,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

  再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文官武将的最高位置如此,其下的番官番将数目可想而知了。

  造成这种情况是有其时代的背景的。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汉化极深。汉番对立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其中唐朝几位皇帝的血统也是主要成因: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玄宗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其实隋朝两位皇帝的血统也是这样。皇室的人既然已是番汉合流的标志,下面的官将合流又有什么奇怪呢!

  任用番人也是唐太宗的一种政策,他看这政策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玄宗则变化为一种民族政策。宰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汉人文弱、番人剽悍,这倒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门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吏》一诗,便可知晓。幸而那时有番人补上这个缺,当时的骑兵几乎全是番人充当。番兵多自然番将也多了。当时唐朝的劲旅,如朔方军和河东军骨干都是番人。

  “统战”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唐朝人比现代人坦率,径直把这项政策呼之曰“羁縻”。唐初国力富强,邻近国家或部落里的一些头头,或战败被俘;或惧于唐的声威;或是希图大唐的援助,而要求朝贡内附。唐对之多能收容,将他们的原辖地改建为羁縻州、羁縻府。仍旧任用他们为原地的都督、刺史,或将军不等。对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国家更是这样。如东突厥的突利可汗战败降唐后,被封为都督,仍辖原地。“利可汗是兵败被擒的,也被封以顺州都督。唐所以这样做,除了安他们的心,使他们驯服以外,还要利用他们为之守边,去抗拒,甚至征伐一些有敌意的国家。突厥的将军阿史那思摩,就因为这样为唐守边有功,不但官职得到晋升,而且被赐以姓李,成了李思摩。他忠心耿耿,为唐防御强悍的薛延陀,使唐无忧于北疆者数十年。

  还有,波斯国王卑路斯,因自己的国家长期受大食人侵扰,无力抗拒,请唐援助。唐太宗和高宗都以路远,拒绝出兵,只封他做波斯都督府都督。后来他逃亡到长安,唐又封他为右武卫将军,直到他客死在唐京。这种对弱小逃亡者的呵护,是泱泱大国的恢弘仁慈的气度。

  在天宝年前,当朝廷力量强大的时候,这种封官晋爵的事,都由朝廷主动为之。但在天宝以后,朝廷变得软弱无能,而藩镇割据坐大。这等事情便变成跋扈军人提出的要挟了。还有些强人干脆自封官位,而且世袭下去,朝廷往往不得不依从。李克用是沙陀人,率领他的番兵把黄巢赶出长安,算是对唐立了大功。他后来盘据在河东一带,唐昭宗不得已封他为晋王。他可以永久据有该地,并且能分封节度使等官职。这些便是为什么唐朝越到后来,番将越多的原因之一。

  本国人口不足、兵源困难,可能也是不得不依赖番兵的一个原因。唐朝的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南北和现在相仿,只现今的西藏和云南没有纳入版图。而人口据天宝十四年调查,只有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还被认为是人口极盛时期。从这么多的人口中所能征召的兵力,在和平时期,用来驻防在这广阔的领域,维持治安,或者尚能应付。到了需要外御强敌、内敉叛乱、战争连连的情况,恐就要捉襟见肘了。雇佣一些外籍兵团也就成为必要。

  这些成为“统战”羁縻;或因功擢升,甚至为受挟授官,都是指对武将而言。对于手无寸铁的文臣来说,朝廷是用不着这样费心的。文官要登上高位,还是得循着传统的道路─个人的才华和官场里的关系相结合。我们举元稹为例:元稹是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号《元和体》,宫中的妃嫔都爱唱颂。他的散文《莺莺传》美丽动人,后世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便是元代的王实甫根据这故事所编的曲本。元稹是鲜卑族人,只是他的六代祖元岩就做了隋朝的兵部尚书,所以他的汉化是很深很早的。元稹幼年就丧了父亲,幸而他的母亲郑民“贤而文、亲授书传。元和元年举制科,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从此进入仕途。他在同州做官时,因为均平赋税,颇着政绩。后来遭贬,被谪到江陵,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任监军的宦官。这位宦官非常欣赏元稹的文才,回到宫里后,便把他的诗词数十百篇呈御览,“帝大悦……即擢祠部郎中,俄迁中书舍人,……未几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谓位极人臣了。只是他的擢升*的是太监之力,为当时一般士族所不齿。盖当时朝廷里,士族和宦官两派争夺权力正凶呢!

细查这些文武高官的族裔,颇堪玩味。任宰相的二十三位番裔,绝大部分属鲜卑族。这说明他们在很多代以前,就已经是汉化的人。这道理很简单:要在中国做个治理政务的文官,没有深厚的汉族文化知识是不行的。而武将呢,来自西北番族的七十二员武将,大部分都属突厥族,没有一人来自早期即融入中原的旧五胡人。他们没有汉化,或者汉化很浅,所以还能保持其彪悍猛鸷之劲头。这正是朝廷所要利用的。知书不知书对一员武将来说,并不太重要。

  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这指的是“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

  这种批判是片面和有失公平的。批判者只看到番将作乱的一面,没有看到在整个唐代,番兵番将在东征西讨上立功厥伟的一面。京城长安三次陷入敌手(安史、黄巢和吐蕃三次作乱),不都是*番兵番将把它收复过来的?再说,汉人就那样*得住、不会反叛作乱吗?要知最后篡位灭唐者乃是汉将朱温,而非番将呀!

  属下叛变多和上级驾驭无方有关。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这期间,叛乱之事极少,规模也不大,没有危害到国家。而天宝以后,差不多都是昏君*相当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爱听谗言。如是乱事频仍,而且危害极大。安禄山本是一个外痴内诈的人,野心多次暴露,也多次被人家说他要谋反,可是唐玄宗就是不听。而有人诬告忠臣王忠嗣要谋反,就王立刻给贬谪到远方去了。唐玄宗对安禄山恩宠有加,委以范阳、平卢和河东三地节度使(一个节度使就够大的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全国兵力交他指挥。这是养痈为患嘛。责任归谁呢?

  其实,番将并不乏忠义之士,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契苾何力的父亲是铁勒部的酋长,在他九岁的时候死去。他随母亲率众内附,被唐授以左领军将军职,击吐谷浑有功。其后去凉州省视其母和弟。那时薛延陀族很强盛,他旧时的部落都跟随了薛延陀。有人劝他也去。他说:“我弟沙门孝而能养。我以身许国,终不能去也。”众人就硬将他拽往薛延陀处。对着薛延陀的可汗,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番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他将自己的左耳割下,以表其志之不可夺。可汗大怒,要杀他,幸可汗之妻力保未死。这边也有人对唐太宗说,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不会回来了。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最后,太宗以许嫁公主之诺言,换回何力。而何力回来后,力劝太宗不要践嫁女之诺,说薛延陀是不会久长的,此话终于证明真实。何力又被拜为右骁卫大将军,在征辽东、高丽,击龟兹、九姓的战役中再立新功。太宗驾崩,何力欲自杀以殉,被高宗制止。

  恝苾何力身陷番营而不屈、大义凛然,可比执节苏武。同时君王贤明,知人善用。为爱将不惜以公主相赎,爱将自然也愿为主子肝脑涂地了。可惜这个好风气到了昏君*相掌政的时代就变了。请看:

  北斗七星高,哥舒挥大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这是唐代诗人歌颂哥舒翰的诗。曾立下不少战功的哥舒翰是突厥人。安史乱起,叛军南下渡过黄河,占领洛阳,正图继续西进,以攻取长安时。大将哥舒翰于老耄之年,瘫痪之躯,被临危授命,去前敌御寇。当他莅临潼关亲目一看,天呀!给他指挥的士兵多半是些未经训练的市井之徒、乌合之众,而敌军却力量强大、气焰正张。老将军虽行动不便,但头脑清晰。凭他多年的征战经验,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据险力守等待时机,切忌轻举妄动。其它的大将,如郭子仪等也有同样的看法。玄宗开始也是同意的。果然,潼关天险,在他坚守之下,叛军屡攻不克。如此过了半年,却急坏了宰相杨国忠。原来他害怕哥舒翰重兵在握、于己不利,便上言玄宗,妄说贼军现在不备,我军若不进击,将坐失良机。这位皇上正求胜心切,恨不得马上荡平贼寇。便一再下诏,要哥舒反守为攻。哥舒不得已,只有遵命。大军在出击前,他知道此去将凶多吉少,不禁捶胸痛哭。果然,作战的结果是大败而归。

  哥舒翰手下一位蛮族将领叫火拔归仁,劝哥舒翰投降安禄山。他说,“元帅率大军二十万,一次攻击中,全部丧失,何目见天子,未见高、封的下场乎?”哥舒翰拒绝了他的建议,竟被火拔归仁用绳子捆在马背上,押往安禄山处。

  高、封的下场是什么呢?高是指高仙芝,高丽人。封指封国清,两人都是因与安禄山作战失败而在潼关被斩的。高仙芝在临刑时说了两句话,“我兵败退却有罪,虽死不辞,然以我为裁减兵粮,则冤枉也!”

  原来高仙芝非常富有,但也善施。人有所求,无不应先,偏偏当时有位任监军的太监叫边令诚的,向他索求宝物被拒而怀恨在心,在玄宗前诬告,卒致杀高。

  再看:

  仆固怀恩,铁勒部,其曾祖于贞观二十年率部来降。天宝中仆固受封为左领军大将军。及安禄山反、从郭子仪讨贼。曾在一次战役中,其子领头击贼,兵败而降,不久自拔而归,怀恩在叱骂他之后,把他斩了。怀恩的两个女儿,皆由肃宗作主,远嫁异域。他们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战,无役不从。一举歼灭了史朝义,收复了燕、赵、韩、魏之地。他在最后上书给代宗时说:“兄弟死于阵敌,子侄没于军前,九族之亲,十不存一。(怀恩一门之中,死于王事者四十六人。)纵有在者,疮痍遍身。”“我朔方将士,功效最高,而皇上不别加优奖,却信嫉妒谤词。郭子仪已被猜忌,而臣今天又遭毁黩。我过去认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并非其情,而今知乃是事实。”

这是多么哀痛的陈述,人到此时没有二心也难了。仆固怀恩后来果然跟了他的女婿、回纥兵的头头登里可汗一起反唐。幸亏有郭子仪,此事闹不大,而且不久怀恩也病死了。

  郭子仪是被民间认为享尽荣华富贵的人,其实他有苦难言。仆固怀恩已经提到郭已被猜忌。他之所以能善始善终者,只不过是因为他韬光养晦有术。当他接受诏令去进击侵入长安的吐蕃时,他手下一个兵丁都没有啦,--都为了防忌而自动给解散了。后来郭子仪因功而封为王时,也没有兵权。

  唐初对臣子的信任,如今变成对臣子的猜疑,而且,不管你过去的功劳多大,如何一门忠烈,此时则被认为必去之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是忠义之士,卒之晚节不保,是谁之过哉?

  使用外国人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自古便有“楚材晋用”这句话。春秋战国时,人才根本无国界。连孔子也要周游列国、兜售其主张。使用番人,其实开始于隋代,只因为它为时极短,所以未显突出。汉民族是比较气度恢宏的,与其它民族相处时,不过分在种族上立异,所以能融合许多少数民族,成为今日的中华民族。唐太宗曾就是否允许塞外民族内附中原的问题,召集群臣集议。当时温彦博就主张让他们进来。他道,孔子说过,要“有教无类”,那么,为什么我们今日要把他们当做异类呢?在同一教化下,我们彼此融合成一体,不更好吗?唐太宗采纳了他的这种开明的主张。

  能够让外族人乐于为你所用,你必得十分富强才行。唐初国力隆盛,如日中天。域外民族尊太宗为“天可汗”,争相内附,且以此为荣。连远在堪察加半岛的流鬼国国王,也在公元6×4○年遣使来朝,太宗给以骑尉的官职。这真正是“万国衣裳朝冕旒”了,漪欤盛哉--其实,这又有何奇怪?现代世界不就是这样子吗?人才都是愿意到发达的国家去,发达国家因为吸引了人才而愈发达。

  最后,作者再引述一段历史事实,据通典所载:

  “大唐武德中,其东西南北四天竺 (印度),悉为中天竺所并。贞观十五年,其王名尸罗逸多,遣使奉表。廿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奉使天竺,会其王死、国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策、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征邻国之兵。吐蕃发精锐千二百人,泥婆罗国(尼泊尔)发七百余骑来赴。策与其副将薛师仁率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连战大破,获其王妃及王子等。于是天竺响震,城市降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遂俘阿罗那顺以还。”

  一个使臣在外,能征两国的武装部队,去讨伐另一国,可见唐的声威了,何怪边境各邦国莫不争相内附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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