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年代---童年的记忆
那场发生在神州大地上,让整个民族深恶痛绝的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过去40年了。但史无前例的大内乱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却是久久难以愈合,时而隐隐作痛。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大内乱。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出于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此时高高在上的毛泽东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一种老年人的恐惧,担心在政治舞台上权力的流失。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力和威信,他不惜翻云覆雨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原以为可以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谁知事与愿违,十年的 “文革”对整个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难以估计和掂量的。
“文化大革命”时,我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由于母亲的家庭是地主,她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逃亡地主”。那时我的家是住在贵阳市蔡家街54号的一个大院内,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因为母亲是在“四清”时就被定为地主的,所以我们家在院落中就首当其冲的领略了 “文化大革命”发起时的第一张大字报“勒令地主婆彭登庆滚回原籍去”(母亲是毕节市的人)贴在过道两边的墙上。那时的我,看了大字报后,居然会有一种怨恨母亲的感觉,认为是母亲连累了我们。(但随着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贴上去,一家又一家的人被整,我的这种怨恨感越来越弱,直到最后荡然无存)没有多久,父亲在单位上,由于有人说父亲骂毛泽东是土匪,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当父亲被隔离,母亲被遣返后,我头上的天仿佛一下子跨了下来。去学校读书,同学三个、五个的揪着我就打,骂我“小地主”不准我进教室上课。就这样我绝望了,曾经想到了死。可是看着妹妹和弟弟,他们成天就说:“姐姐,我要和你玩”两人谁家也不去,(太太家、姑姑家)就成天围着我转。想着父母不在家,我又是家里的老大,一个九岁的孩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弟弟、妹妹,于是就带着弟妹和院子里其它被定为“黑五类”家庭的子女,(这时我们院子里除了两家没有被整外,其他家都被专政了,过道两边的大字报已经重复贴了多次。)只要一看见打过我的同学是一个人时,我们就一哄而上的冲上去打他一顿,这样重复了几次,就再也没有同学敢欺负我们了。
我们是孩子,在尝到点甜头后,愈发胆大,院子里十几个孩子居然组成了“宣传队”,上街去跳舞、唱歌,目的是尽量保护自己。这还不够,我们一群人甚至跑到各个部门去报名参加“红卫兵”组织,人家如果嫌我们个子矮,我们就在窗户外面用砖头把自己垫高。那时候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组织,为了表示自己组织人员名额最多,什么人去参加,他们都是热烈欢迎的。
父亲在被隔离了一段时间之后回来,抱着我和弟弟、妹妹大哭了一场,及至我兴高采烈的告诉父亲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经历,并拿出一大摞参加“红卫兵”发的袖章时,胆小的父亲哭笑不得的对我说:“儿啊、你可不能这样做啊!你们一个人参加这么多的组织,难道不怕人家找你们的麻烦吗?你们要记住,这是一场灾难,一场浩劫啊!连菩萨都在劫难逃,何况人呢!今后不管怎样艰难,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开开心心的活下去!”
土匪式的抄家,半夜三更破门而入,打、砸、抢、拿、忙得不亦乐乎。事后,你根本不知道,你家被哪一个组织抄家了。我们蔡家街派出所门口有一户人家,家里五姊妹都是大学生,那时的我,非常羡慕他们家,觉得是知识份子真了不起。可是这家人却因为一次半夜抄家,五姊妹一下子就疯了三个。许多老年人见后就说:“可怜啊!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而我家在“文革”时被抄家是若干次,我甚至不记得被抄走了哪些东西,只记得家里供奉的一尊菩萨被抄走了。结婚以后,由于双元的原因,我们家又两次被抄,但我已经体会不到害怕了,因为已经历过。
没有人性的疯狂,今天还在高高在上,明天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今天还在斗争别人,明天说不定就轮到了你。无论大人和小孩,都变得很疯狂,钻空子、找茬子,大人小孩都会。我们老师在黑板上教写词语,批评、马克思、真理、由于中间距离比较近,突然就有同学说: “老师写的是反动标语,”当时老师的脸都被吓白了。那时我坐第一排,不知怎么搞的,我想都没想一下子就上去用黑板擦替老师擦掉了,老师向我露出了感激的微笑。(我的班主任帅老师一直对我都很好)我们班里有一男同学和一女同学,成天就为了争当班主席闹得不可开交,突然有一天,女同学的父亲被专政了,女同学就不可能当班主席了,就在男同学轻松不到一星期,男同学的父亲也被专政了。批斗、带着“尖尖帽”斗争、挂着黑牌游街的人,每天不知有多少。这场运动的灾难性波及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孩子。运动初期时“黑五类”的子女比较少,那时他们大多受到了同龄人欺负,后来“黑五类”的子女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小小年纪反而团结在了一起,以此方式保护自己。
我们从进小学读书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好好的学过文化,这中间除了背“语录”就是抄“社论”,唱“样板戏”,连一场”,尽管我们因为年龄的因素,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由于受家庭和亲人的牵连,使我们过早的承受了我们那个年龄无法承受的灾难。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影响,使我对于这场运动十分的反感,对于此次运动的始作俑者,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王,如果你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体恤民众,安抚民众。而是用它来制造灾难和播种灾难,那你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老百姓也是不可能拥护你的!
(2006年2月18日于贵阳)
(《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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