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在二○○五年八月之前，中国大陆的自然灾害及死亡人数都属于“国家机密”，谁敢向外宣布，谁就要负起泄露“国家机密”的责任，要追究刑责。
在严刑峻法之下，“非典”疫情流行于大陆乃国家机密，军医蒋彦永对外公布疫情，就遭到拘押和监控，至今尚未解禁。因此，这次“禽流感”在大陆蔓延，民间无人敢斗胆议论。
虽然中共官方不再把自然灾害及死亡人数当作国家机密，但各级共干为了保住乌纱帽，仍然把禽流感当作“国家机密”掩盖住，不让外界知道，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实在令万民敬仰。
我从前在台北《联合报》做记者，负责采访台风、地震的新闻。台风可以观察它的来龙去脉，因此从台风在南海酝酿到成型奔向台湾海峡，进入中国大陆，时间大概要三、四天左右。我根据台湾省气象台预报人员的分析，在台风行进期间，逐日报道它的动向并预测它的走向。当台风进入中国大陆，消息立即中止，问气象局预报人员，他们说，中国大陆不会发表台风登陆的消息，当然更不会报道台风所造成的灾情。因为，对共产国家来说，那是国家机密。
因此，我发表在《联合报》重要版面的台风消息，只报道到台风已在马祖或汕头等地登陆，就不会再有下文，更不知道台风的动向，因为，中共的广播电台是不会广播这种消息的。
铁幕内外，门禁森严
一九七二年二月，我被《联合报》派到香港做特派员，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才知道被中共列为“国家机密”的东西太多了。在铁幕低垂的大陆，外面有文字的东西不能进入大陆，而大陆上有文字的东西也不能外泄。如果不慎“进入”或“外泄”，会惹起很大风波，并被追究责任。
中国大陆各地的报纸，除了几份核准外销的中共机关报外，其余地方性报纸及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一律不准带出境。
一九七三年，我有一个去大陆探亲的朋友，把大陆的“参考消息”摺叠放在鞋子里带到香港，如获至宝地给我看，并形容他过关时的紧张心情。后来他再回去大陆，又再把“参考消息”放在鞋子里，没有想到被查出，边防海关如临大敌地把他拘捕、讯问，并调查他的成份、背景与出身，折腾了一个多月才放他回香港。他惊魂甫定地告诉我，假如中共给他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重则死刑，轻则十五年，而且服刑后还得送去劳改，他的一生就完了。因此他为求生，曾向共干下跪哀求，结果要他交出一笔为数不菲的罚金，关了一个月才放他回香港。
香港左报也在劫难逃
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每逢年节都越过边界返回中国大陆探望亲人，他们手提肩挑、大箱小包把大陆亲人渴求的食品及用品带回去，但香港的报章杂志绝不会带，即使中共在香港出版的几份喉舌报章也不敢带入大陆。因为中共担心这些有“封资修”倾向的东西，会对“纯净”的大陆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可能动摇他们的红色江山。
有一次，一列载送货物来香港的火车抵港，车上人员卸货后，准备把车开回大陆。过边界时，人民解放军立即跳上空车厢查看。没想到，竟在某节车厢内发现一份《新晚报》，人民解放军立即命令火车熄火待查，并如临大敌地把车上人员叫到面前，查问这份报纸从何处来？是什么人放在车厢内？有什么不良企图？整整盘查了一整天才放行，延误了其他车辆的进出。
要知道，七十年代的香港《新晚报》，也是中共对外的宣传机器，报纸内容全是歌颂“新中国”，赞扬“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文字，这样的报纸不准进大陆，更不用说那些在香港一厢情愿亲共的左倾刊物了。内外通信战战兢兢由于中共对有文字的东西如此重视，因此那个阶段与大陆亲友通信也要十分谨慎，万一疏忽写了什么不该写的文字，很可能导致亲友家破人亡。
那时候我在大陆的妹妹被下放到东北北大荒，生活艰困，除了寄衣物食品也通信。从大陆寄出来的信，多数千篇一律诉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希望“海外赤子”经常回去看看。写完这些套话，才敢提几句他们自己想说的话。由于这些话隐讳，收到信后要好好分析判读，才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意，才可以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而我们在海外的人写信给大陆亲友，也小心谨慎，除了开头以套语歌颂“新中国”，吹捧“毛主席”，还得骂几句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假大空话说完，才敢写几句想说的话。尽管这样小心谨慎，大陆的亲友也不一定收到信，因为，只要邮局的公安干部认为你的信有“毒素”，就可能没收焚毁。假如你亲友写出来的信暴露了中国大陆缺衣缺食，不但没收信件，而且还追究亲友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后果十分严重。
我的亲友后来到香港与我会面告诉我，他们为了避免麻烦，寄到香港给我们的信，先送到当地派出所给有关“同志”审阅、批准后才寄出；而收到我们的信后，也原封不动地送去派出所，请“党和人民”看过，认为没有问题才让亲友看。
现在中国大陆与海外来往比过去频繁多了，不过中共的“国家机密”并没有大的改变，以莫名其妙的“泄密罪”迫害中国公民的事情至今毫无收敛。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信息自由呢？
－－《争鸣》2006年2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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