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共“特别党员”的历史和现状

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于十月二十九日病逝，中共在讣闻中指他是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表面上是 “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暗地里却是中共党员，类似荣毅仁这样的秘密高级党员，就是中共的 “特别党员”。他是一九八五年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不正式公布。一个超级大党，执政了五十多年，还要这样鬼头鬼脑、鬼鬼祟祟地搞地下活动，而不能堂堂正正以真面目示人，这除了说明这个来路不正的法西斯团伙实在有太多阴暗心理、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一. 什么叫 “特别党员”？

什么是 “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10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 “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研究员叶成林先生则定义为： “民主革命时期，有一批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秘密从事着革命工作，发挥了其他人所不可替代的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却不编入支部，不过普通的组织生活，其党员身份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其革命事迹更鲜为人知。他们就是中共特别党员。”

特别党员有何特别？叶成林举了四点：1) 阶级、阶层出身特别。指其与普通党员基本上 “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 不同，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 “中上层社会出身或其社会地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即所谓出身于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袖、社会名流、与上层社会人士有联系等，属于官僚阶级、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或地主阶级范畴的人；2) 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中共要求在国统区工作的特别党员在公开组织中“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中上层。3) 担任特别任务，如情报、策反、统战等工作，发挥普通党员难以发挥的作用。4) 在党内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由于该党员负有特别重要任务，要特别保守其秘密身份而采取完全不同于普通党员的管理措施，这措施包括入党手续与程序、入党后的管理与教育等。(《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7月号)

二，“特别党员”专搞策反、策动哗变

张闻天的说法只强调特别党员地位和过组织生活与否；叶成林之前两点按出身和社会地位分，后两点按作用分；二人之概念均难言准确。从广义来讲，中共每个党员都是特别党员，毛泽东是疯狂拔扈的皇帝，周恩来是逢君之恶的佞臣，江青是泼妇，张思德是生得不伟大、死得更倒霉，江泽民特别卖国，温家宝擅长演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狭义来讲， “特别党员”只是见不得光的、专搞偷鸡摸狗、偷呃抢骗的中共秘密党员。他们在武装夺权时期的任务是策反、情报、宣报、统战。

1922年在德国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中共的朱德，可能是中共最早的 ‘特别党员”，他破坏北伐，武装暴动，分裂国家，是非法夺权成功的 “开国元勋”；

1929年加入中共的罗炳辉任国民党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长，同年率部600余人投共，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

1931年加入中共的国军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于同年伙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1.7万人在宁都叛变，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1939年加入共党的国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入驻山东后，与八路军互通情报，狼狈为奸，和1938年加入中共后潜伏在该师并由团长升333旅旅长万毅共同胁迫二千官兵于1942年投共；

1938年加入中共的汉奸魏凤楼，在日本投降后率汪伪第四军独立师二千余人投共，为毛共下山抢夺抗战果实效劳；

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的张学良，吃里扒外、破坏抗日；死了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9 年加入中共时是国军77军副军长的何基沣，支持军中共党员朱大鹏等人在安徽桐柏组建77工作团，后来77工作团全部汇入李先念的新四军豫鄂挺支队，帮助共产党破坏抗战；1948年升任国军第三绥靖区付司令兼第77军长的何基沣伙同付司令、1929年加入中共的张克侠在华东野战军指令下，于11月8日率59 军和77军共三个半师共2.3万人在贾汪反戈投共，使无数国军官兵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惨遭杀害和催残；

1946年初，国军新编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二万余人在台儿庄宣布 “起义”，郝部第三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乜庭宾(1945年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和第二师师长张奇(1945年成为中共特别党员)，以及第六集团军付司令张克侠都对郝做了大量策反工作；

1948年担任国军23师46旅正付旅长的乜庭宾、张奇，共同策划 “起义”失败，乜仅带一个排逃入 “解放区”，1949年升任282师师长的张奇率该师五千余人投共；

1944年加入共党的汪伪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付军长谢庆云，是彻头彻尾的汉奸，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遵照中共华东局指示，策反国府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107军军长孙良诚和该军260师师长王清翰，并发展王清翰为中共特别党员，致使107军军部如206师在江苏睢宁投共；

同时在1947年10月被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的国防部三厅少校参谋兼要塞工兵营长唐秉煜、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守备总队长王德容，阵前反戈，炮轰江防守军21军，使华东野战军东集团在毫无威胁下渡过长江；

奉命谈判却率领谈判代表团投共的中共特别党员张治中，卖国求荣，致政府败退台湾，使大陆历数十年蹂躏。

张闻天说过， “注意吸收官长中的特别党员”，陈毅就郝鹏举起义向中共中央报告： “郝部中有两个师长是特别党员；另外我们由淮北区打入十几个秘密党员，均担任官佐。”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就把 “解放台湾”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中共党员“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可见中共历来强调争取、利用中上层分子。

三，“特别党员”即间谍：窃取情报

在大革命时期就打进国民党内、潜伏在南京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任机要秘书中共党员钱壮飞，1931年窃取了中共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密电，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避免了覆灭之灾；

1927年成为秘密中共党员的叶剑英时为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获得汪精卫要扣押叶挺、贺龙的情报后，即令叶、贺率部赴南昌，策划八一暴动；

丛德滋和中共特别党员于千在兰州办民众通讯社，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搜集了大量情报，1938年加入中共后由谢觉哉安排，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曾扩清的秘书；

1939年加入中共的郑汉，以国民党安徽省青阳县党部书记长身份，在与党政军各界交往中收集情报，特别是有关共产党、新四军的文电；

1946年加入中共的特别党员赵良璋以国军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中尉参谋身份，广搜国军空军情报；

尤其在抗战后的国共内战中，中共 “特别党员”遍布国民党军政各部门，如入无人之境，予取予携，以至政府全无机密可言而加迅崩溃。

熊向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高层的“卧底”，然而，直到一九九一年熊向晖亲自撰写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出版后，他的传奇经历才为人所知。他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受周恩来派遣，打进国民党内部，并博得了胡宗南的赏识，获委任为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潜伏十二年之久。一九四三年六月，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消灭中共首脑机关，但行动被熊向晖及时密报中共，遂使国民党功亏一篑。为此，毛泽东曾称赞熊向晖“一人顶几个师”。

一九四七年正值国共战争白热化之时，熊向晖又把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通报了中共，为共产党争取到了充裕的转移时间，使得胡的部队，一连几个月四处搜寻共产党军队而一无所获。共产党避免了与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恶战，此次事件成了解放战争的转折点。两年后，解放军进入北平。（2005年第二十期《财经》）

四，舆论欺骗、统战拉拢

1927年在南昌暴动后加入中共的郭沫若，抗日战争中以无党派人士混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窃取了第三厅厅长职务；

193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9年与张治中在新疆宣布“起义”后转为中共党员的包尔汉，长期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隐瞒身份欺骗中国的广大穆斯林；

1933年加入中共前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王昆仑，在重庆参与组纤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与共党彼呼此应，大拆抗日救国的台；

1934年就秘密加入中共，1947年成立农工民主党反蒋，又跨党进入民主同盟，后担任农工民主党主席的季方也不遑多让；

1933 年加入中共的胡愈之以民主人士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救援被政府抓获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苏俄特务牛兰夫妇，抗战期间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不利稳定、团结的团体，破坏抗日，1945年以后，在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组织民盟，联合境外反华力量颠覆政府；

1938年加入中共的杜重石，1939年起以国军29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川康绥靖少将参议以及袍哥大爷等身份在四川发展黑社会组织，纠合反政府力量；

1937年由王若飞介绍、由刘少奇批准加入中共的前清贡生、民初山西省议员刘少白，以开明绅士身份创办肖县农民银行，为八路军筹措军需，1942年担任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为巩固中共根据地大卖其力；

1937年加入中共的卢绪章在重庆中统、军统中广交朋友，还成为陈果夫座上客，使其主持的广大华行生意蒸蒸日上，从而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药品，为中共筹集大量经费；

为中共反政府提供经费的还有1939年入中共、时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保险公司总经理胡咏琪，中共特别党员杨建平等。

五，中共广收特别党员，实乃招降纳叛

1929 年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共的杨度，是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1946年加入中共的周之友，是大汉奸周沸海之子。做的都是招降纳叛的勾当，所以必须十二分小心、十二分神秘。1942年毛泽东亲自招收时任国军38军军长的赵寿山入党，居然还要对周恩来保密，别尽显黑帮团伙的本色。

值得一提的是续范亭是1938年由关向应介绍加入中共、由罗贵波和南汉宸联系的特别党员，他以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身份，活跃在山西和西北国民党上层人士阎锡山、傅作义、赵承绶、邓宝珊、马占山、楚溪春之间，为中共大做统战工作，可是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却是在1947年他临终前的遗书中申请加入中共，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方式予以公开。这究竟是因为续范亭对自己身在汉营心在曹于心有愧呢，还是中共为了掩盖挖人墙角的卑鄙行径？

在敌对的机构中招收特别党员，挖人墙脚、窃取机密，还可理解；但在自已的阵营中也安置特别党员又为了什么呢？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技正李世俊是由时任中央委员、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在1938年介绍入党的特别党员，原来共产党要派他到晋绥军做统战工作，以非中共党员身份出现，以更收欺骗之效；

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1941年秘密加入中共成为特殊党员，则 “为了便于我外出工作，继续动员医药等方面专家以及争取急需物资到解放区。”后来也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就是由其所招致。

执政前偷偷摸摸，采取地下、秘密方式工作可以理解，执政后还继续偷偷摸摸，装神弄鬼，又为了什么呢？一个靠阴谋诡计起家的党，始终不能光明正大，不改其招摇撞骗、欺骗老百姓和 “朋友”的本性，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 “留在党外，起更大的作用。”

刘少奇在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卅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委会委员，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百○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百○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怎样可耻地玩弄民主、怎样玩弄各民主党派，也可以看出共产党所谓 “肝胆相照、互相监督、真诚合作”的虚伪。

六，香港遍地是中共特别党员

香港自中共成立那一天起，都是中共活动的重要据点，当年香港是中共颠覆政府、夺取政权的 “反国民党基地”，今天香港又了中共扑灭自由、民主、人权运动的前哨阵地。共产党在当年的暴力夺权中，称作第二条战??的地下秘密工作起了关键作用，今天在维护非法统治的挣扎中仍要依仗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

中共除大量派遗特殊党员到香港以外，又在香港大举招兵买马，发展地下组织。 1985年香港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一位叫毛钧年的中学教师出任副秘书长，后来他出席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并当上香港新华社副社长，港人才知道他是隐藏多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林保华：《中共地下党在行动中》，《新世纪》)像这类从地下冒出的 “特殊党员”将随着自由和专制、民主和独裁的斗争激化，会不断的增多。

据说当初李长春接管广东时，给江泽民打过一个报告说：广东省有二十二个“办公室”，全是军、警、宪、特。比如说，“一办”和“二办”是省公安厅的，三办是“港澳工委”的，“四办”是总参二部的，“五办”是广州军区情报部的，而“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办”。共产党对暴力和恐怖手段的依赖居然到了这种程度，真是匪夷所思！

在香港回归前后，港澳工委下面挂靠了很多人，因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尤其是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中国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例子：在香港的亲共党派某组织当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头头都是共产党员；香港的一家主要电视传媒的老板就是由总参二部派出的特务；另一家知名的电视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过是以某公司的名义出现罢了。

二十多年来的来港单程证，据知情人仕估计，其名额的15─20%为中共各情报机关所占用。现在逃亡加拿大的 “远华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就是身兼军情、国安、公安的三重特务，仅他所认识的新潜入特务就有五十个以上。有一个退伍共军已经拿到香港的居留权了，他是带着任务被派到香港的，这个前战士在香港的任务就是到各大商场、酒楼、酒店、电影院等地听人“聊天儿”，搜集香港社会上的反共情报，和香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盛雪：《访问赖昌星》)

七，中共特别党员的可悲下场

中共 “特别党员”通常都是合法身份做非法勾当，往往社会地位越高，所负任命越重，所冒风险也越大。1925年加入中共为特别党员的《京报》创办人、社长邵飘萍，为中共张目，言论过激，为张学良父子所杀。丛德滋窃取情报事败，于1942年被杀害，年仅32岁。

谢庆云和周镐(1946年加入中共)、王清翰等受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派遣，偕周孙良诚去策反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刘汝明，不料孙良诚反水，周镐、王清翰在蚌埠被捕，谢庆云在南京被捕，三人均为国民党所杀。

中共 “特别党员”，由于特别保密的缘故，多采单??联系，如此一来往往因为介绍人或联络人死亡、失踪，或者干诡不认账，这些 “特别党员”就只好自认倒霉，甚至被认为汉奸、叛变、历史反革命而被杀、被关、被管制、被岐视、被迫害。

袁殊是中共情报史上 “孤胆英雄”，在潘汉年的导演下扮演分别为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中国共产党服务的"五重间谍"角色，屡建奇功。1955年受潘汉年事件牵连被捕，判刑12年，刑满后再被关押8年，1975年被解送到一个劳改农场 “就业”， 1982年随潘案一起平反，但始终不得安宁，直至1987年离开人世。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葛佩琦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由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招收为中共党员。受中共指派潜伏国民党内部，历任第一战区暂编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参议，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1940年策动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他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1957年却在中国人民大学受《人民日报》和毛泽东的诬陷，划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妻离子散，双目近于失明，吃尽无产阶级专政的苦头。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 “特别党员”大都没有好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特别党员”下场会好一点吗？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官员陈瑜林等，被控 “英国当间谍”，以及那个老党员、老报人、老作家被圈禁北京十年都是很好的例证。

希望中共顺应民主潮流，落实《基本法》，不折不扣把全面普选和高度自治的权利还给香港人民，把一切自由、民主、人权还给中国人民，这才是长治久安、建设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否则派再多的特务，吸取更多的特别党员，都是无济于事的。

《争鸣》2006年1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