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由香港赴东欧旅游。十五天里，我心中回旋着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怀着“眼见为实”的理念，我督促自己仔细观察、认真比较。
先抵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当地璀璨夺目的建筑群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但从机场往市区的四十分钟车程里，我却观看到郊外大片丑陋、粗糙的苏式住宅群，倒确实符合共产时代的口号“老百姓需要的是住房权，不需要豪华宫殿”。等看见百年前至二战前的具古典风格的壮观建筑后，我才意识到进入市区了。
我下榻多瑙河畔的游船酒店，当务之急得兑换机场拒收的苏格兰英镑。兑换处男青年曾叮嘱：“街头的外币兑换所不接受苏格兰币，去市中心银行也许有希望。”多瑙河东岸的OBT银行只收美金和欧元，职员写了地址要我试试另一间银行，于是我三小时的苏格兰英镑“苦旅”开始了。但奔波了五间银行后，最终仍是一场空。
下午四点还没吃午餐的我，昏头胀脑地跌坐在露天餐厅的座位上。侍者诧异地叫道：“怎么你一人旅行？”他殷勤推介匈牙利焖牛肉、烤鸭等。我□报经济窘境后，小伙子怕我吃霸王餐，立刻住嘴。我点了矿泉水和洋葱汤，并讨要了附近五星酒店的位址。
豪华的Grand Hotel前台，得到职员意料之中的拒绝后，我要求见经理，表示若肯帮忙，我愿意住两晚，随你收费二百一十欧元（折合约二百五十美元）一晚。经理仍摇头耸肩，爱莫能助。
晚上，路过此地的苏格兰朋友与其波兰太太来探望我，“倒楣”的苏格兰币总算找到了归宿。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位波兰朋友，八十年代底他曾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留学，待归国时，以往任职的外交部已烟消云散。无人收留的他，赴香港谋了份教职。波兰朋友说共产体制时代，其父常午夜十二点便于食品店门外排队，为的是次日清晨能买到定量的鲜肉。“十二月的华沙多么寒冷，你可以想像”。波兰朋友如此感叹。
记得一九九零年夏天，西德媒体报道于西柏林廉价 Netto超市外恭候的“自由行”长龙队伍，刊过一张东德主妇盯着黄瓜的新闻图片，解说为“安娜正欣赏她生平的第一根‘香蕉’”，嘲笑物质短缺的东德人连黄瓜、香蕉的模样都未见识过。而共产时代东欧国家流行的自我讽刺是：“什么样的人最幸福？那就是祖父母健在者，因为退休者才有时间凌晨守候食品店开门。”
且说与友人进入游船餐厅，我忙不迭归还早前借来的汤匙，因为侍者刚一再叮嘱：“明早你一定得还给我。”这种口气令我吃一惊，在西方国家从未遭遇过。波兰太太议论道：“典型的共产体制下互不信任的作风。”当我为精致化妆的美丽女侍拍照时，朋友告诉她我供职于媒体。小姑娘兴奋道：“说不准哪天我就被电影导演‘挖掘’了。”
波兰太太是八十年代初流亡伦敦的政治难民，我跟她都很欣赏德国电影《再见，列宁(Goodbye, Lenin)》。她最喜欢的镜头是德国统一后，清除共产遗迹的直升机吊起列宁的半身铜像，此刻高瞻远瞩的列宁正挥臂穿越城市上空，作告别之旅。
“列宁在波兰”是一例东欧政治讽刺。话说当年勃列日涅夫赴前苏联卫星国波兰访问，波兰领导人极想巴结宗主国领袖，思前想后奉献了一幅题为《列宁访问波兰》的油画。可惜，列宁从未造访过波兰，如何杜撰，难为了一群官僚。文化部长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监狱里有位犹太政治犯，是位艺术大师，于是赶紧将这个反政府分子押来。犹太艺术家听了官员的说明，表示“绝对可以胜任”，只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届时得亲手将油画赠给苏联客人。
勃列日涅夫抵达的清晨，犹太艺术家掀开罩着油画的布，众官员目瞪口呆。画的是在雕花大床上，一对男女正兴高采烈地扭成一团。勃氏惊叫：“床上男的不是托洛斯基吗？哟，女的可是列宁夫人呀。那么，列宁在哪里呢？”犹太艺术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列宁在波兰呀。”
拜东欧共产年代教育体制的成功，中年以下国民操英语十分普遍，以英语问路比在南欧便利许多。布达佩斯地铁四通八达，不过常遭遇肥胖的“大妈”车掌稽查外国人车票。苏格兰先生因车票没有打孔，被罚款二千福林（一欧元换二百六十福林），若当场交不出罚金，补罚就是八千福林。布达佩斯热门旅游景点都是前帝国时代的雄伟遗迹，城里已看不到共产时代的蛛丝马迹。共产旧体制的雕塑都集中运到郊外，进了“共产时代雕塑博物馆”。如今，东欧数国的旅游节目之一即“共产时代之旅”，可观赏过去时代的雕塑、宣传画及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等等。
我们参观国会大厦时，草坪上搭建着示威者帐篷，抗议牌上写着：“上上下下的政客统统是流氓。”一位保加利亚先生连连称道：“保加利亚的情形也一样，那些旧体制时代的官僚，如今或作实业家富翁，或摇身一变当国家领导人。”国会大厦对于持欧盟护照者免费，美、俄等外国游客须付十三欧元。一位俄国人喃喃抱怨着，售票员说：“我们现在是欧盟成员国了，华沙条约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转脸又回敬一位咆哮的法国人：“你或者回酒店取护照证明身份，或者付十三欧元。”
乘夜车前往布拉格是游客的首选，省时间又省一晚酒店费。布达佩斯火车站办票程式如下，售票员先一笔一划填表格四分钟，随即起身消失五分钟，待返身再沉默四分钟后，最后递来一大串福林数字的头等单程票，合一百二十欧元。但我决定改买二等车厢，询问二等票可否享受单独卧铺时，波兰太太逗趣说：“全世界都听到你宣告独自睡觉，在场帅哥可都是一脸失望哪。”售票先生没有不耐烦，撕掉做了十多分钟的“功课”，从新展示一遍刚才的程式。
差十分十八点时，我们已恭候在火车月台，准备前往华沙。但告示版仅显示一个匈牙利城市名称，也无列车员守候车厢门口。苏格兰先生爬上高高的火车头去打探，确定无误后，我们狂奔至车尾的车厢。
炉火熊熊的火车头
前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列车开还得一小时四十分。我来到站前餐馆，吃完主菜后半天不见人招呼，只得进入餐馆吧台点了甜点，同时要求买单。几天来的经验是，餐后恭候买单常需十至十五分钟。同桌的澳大利亚先生刚参观火车头回来，惊喜地大叫，“是一九一二年制造的蒸汽火车，如电影镜头一般，工人正在熊熊炉火前，挥汗如雨地铲煤呢”。
鉴于华沙之旅的经验，登车前我谨慎地多瞄了一眼中央告示牌，最后一分钟居然换了月台，我只得再次百米冲刺。车厢外没挂起始站牌，也来不及爬上高高的火车头打探，举着车票询问一位匈牙利汉子，回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一狠心进了卧铺车厢，东寻西找总算将列车员揪了出来。这位可与好莱坞影星彼得．布莱特有得一拼的帅哥，进来包厢示范如何使用两道门锁，末了叮嘱我一定要用锁链条，还说“用两道铁锁都可以从外面撬开，唯独锁链条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旅途中需经过两道匈牙利、两道斯洛伐克及一道捷克的边防检查。列车员告诫，必须提早十分钟打开房门，手握护照端坐着恭候。午夜一点多急促的敲门声中，我手忙脚乱，打不开锁链条，只得从门缝递上护照，警察善解人意地说：“OK，OK。”后扒着门缝往里探头，差点与正在开链条的我碰个贴面吻。
五天后在由布拉格返布达佩斯的夜车上，一位捷克女士表示运气不如我好，警察执意要求开门，最后大家合力用刀撬开了链条。捷克女士感叹，俄国火车即使白天也得上锁。没错，一九九三年二月我曾乘“北京──莫斯科”列车，中国乘客都自备了锁链，包厢六天六夜固若金汤。
专制国家人民典型的反抗行动是“用脚投票”。布达佩斯站前餐厅遇到的澳大利亚籍女士，其父母是逃出来的捷克人，如今他们回国探亲。澳大利亚女士讲述了布拉格的惊险：游客云集的查尔斯桥头露天餐座，邻桌客刚叉上一块牛肉，一位吉普赛男童蹿过来抢过去塞进嘴中。澳大利亚女士的主菜刚上桌，眼疾手快的吉普赛小姑娘“嗖”地端走了盘子。正拍照的游客被横抢相机，刀子捅肚子抢腰包的现象，亦是布拉格游客须面临的惊险。一位美国先生对吉普赛童的盗技目瞪口呆，七岁左右的吉普赛女孩和二位弟弟拥上来，执着兜售多半是捡来的皱巴巴地图，待美国人突围出来时，惊觉夹克内层口袋里的钱夹已不翼而飞。
我脑袋塞满了关于布拉格的恐怖印象，等火车清早五时三十分抵达当地时，与隔壁包厢的美国华人威廉交换讯息。意外得知，原来这里是头等车厢，作为挤进来的二等车厢旅客，我不得享受咖啡和早餐。
我没有预订酒店，威廉说服我一起去他的酒店碰运气。在站前游客谘询部门外恭候威廉时，我查阅列车员赠的精美布拉格地图，听见身后一位日本女孩向职员索要免费地图时，那位先生即尖着嗓门唱起资本主义“新经验”：“这是私人公司，没有免费。”
的士站司机瞪着地图半天找不到酒店位置，甩下我们拉了一对捷克夫妻。一位黑车司机凑过来要价三十欧元，我还价二十，他坚持二十五欧元，说跑趟来回有二十公里远。待十五分钟后下车时威廉索要收据，说是回公司报帐。司机就反复一句回敬：“No English（不会英语）”。
三天后，旅店老板帮忙订车回火车站，只要一百五十克朗（一欧元换二十九克朗）。所谓酒店其实是一战年代的古典民居，不挂任何营业招牌。主人亚历山大是位画家，对游客的告诫是：“你的生命是安全的，钱袋是不安全的，要提防装扮成阿拉伯富翁的吉普赛人。”二楼古香古色、家俱齐全的公寓拥有四间卧室（其中三间上锁），客厅、厨房、浴室和洗手间一应俱全，一晚四十五欧元。
威廉付同样的钱，却只有一间卧室，淋浴圈在床头角落，厕所则在走廊对面。两天后店主通知我住地下室，说正逢布拉格国际音乐节房间紧张。结账时我忍不住问：“家庭公寓与简朴单间居然同一价格，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店家不吭声。
每天早餐时我都与亚历山大攀谈一阵，得知共产时代严禁私人经营酒店，因不允许国民接触外国人及外币。西方游客若想造访，须持捷克官方邀请函才能办理签证。外国人抵达后被强迫每天兑换五十美金的克朗，那时相当于捷克人一个月的薪水。
在“反对物质享受”之国空荡荡的商场里，根本花不掉这堆“废纸”，离境前允许外宾以官方汇率换回外币，但价格低得形同明火抢劫。
东欧曾流行政治笑话：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就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并喝道：“萨沙你被捕了。”主人惊慌地辩解：“萨沙住在隔壁。”对比新旧体制，亚历山大坚定地表示：“当然是现在好。最重要的是自由的珍贵，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因反党言论蹲监狱
共产时代当局宣传“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其实人人过得很坏。那个时代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党分配你一个苹果，你就得千恩万谢。绝不能怨言自己对苹果过敏，梨子比较适合，那就会成为政治罪犯。而今民主体制下，只是有人过得好，有人过得差，贫富差别及阶级差别也变得巨大起来。你的邻居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猜不出财富从何而来。共产时代公民可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的高福利，“变天”后改革为基本医疗免费，就是仅能保住性命，若想得到正常生命所需的医疗就得付费。幼儿园至大学的基础教育仍免费，若想进修音乐、美术、体育等，就得自掏腰包。
捷克人曾有不抵抗主义的“名声”，一位来英国进修的捷克妇女说：“谁来侵略，我们立马投降，为的是保护古迹免遭战争摧残。反正外国杂种不过几年便会逃走。”她还常常劝导西方人：“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烦恼算什么？我父亲曾援助古巴革命，后来父母又因思想反动双双入狱。十岁起我就每月跑监狱。”
抵达布拉格的上午，我赶到Wenceslas广场的普拉夫纪念碑。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时，在驶入广场的苏军坦克前，一位名叫杨．普拉夫的学生以自焚抗议。纪念碑前哀悼、敬献鲜花者人流不绝，我也献上一束鲜花，思绪万千，泪水盈眶。布拉格之春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终冲破专制体制，百万民众涌入Wenceslas广场，聆听日后成为捷克民选总统的诗人哈维尔自由主义的激情演讲。那些天，示威民众手举汽车钥匙摇动着，寓意是要求当权者立即驾车滚蛋。
共产时代有一句假大空口号：“市场丰富，物价稳定”。直至变天为资本主义后才终于实现了前半句，不过从食品到工业品大都是进口货。
布拉格一直被誉为古典建筑博物馆，大厦外观都装饰着精美的雕刻及彩绘图画。
Wenceslas 广场是布拉格主要繁华闹市，现在这条长街成为“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卷土重来”的秀场。C&A、Marks & Spencer等西方百货，一家连一栋占据着价值不菲、美轮美奂的帝国时代建筑。捷克城市与乡镇的超市已被英国Tesco抢滩，栖身的旅店里全部是瑞典的宜家家□。以往捷克生产的手表、皮鞋及家俱享有盛名，我的英国夫君收藏旧款上海表、苏联表，我打算赠他一块捷克表。布拉格寻了三天后，只见到日本、瑞士和法国表。当我诉说要买捷克表时，售货员像打量怪人似地诧异回答：“我们没有捷克表，这是日本的Citizen。”后来终于在四小时车程远的小城 Krumlov，找到了捷克外壳、日本机芯的手表。
上世纪捷克的BATA皮鞋曾名扬海内外，共产党掌权后厂主逃到印度，继续生产 BATA皮鞋。于是，数十年间两个BATA品牌争奇斗艳，一个是国营产品，一个是老品牌。如今，布拉格市场上的皮鞋皆是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国货，我同样在 Krumlov找到了透着股东欧拙朴风格的BATA皮鞋。选购羊毛外套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品牌，生产地则是罗马尼亚、土耳其、中国及泰国。连所谓的匈牙利、捷克特产刺绣品，看上去同香港国货店的中国货如出一辙。同行的波兰太太甚至断言：“恐怕仍是中国货。”我曾观赏过一位印度客购买的布达佩斯议会大厦纪念章，背面竟印着“中国制造”。匈牙利产品有瓷器、鹅肝酱、辣椒粉及葡萄酒；捷克产品有啤酒、水晶工艺品、琥珀及石榴石首饰。
由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那晚，火车站告示牌前我与一位捷克银行女职员聊起来。她表示虽属中产阶层，但也仅能消费得起黑市上越南人贩运的走私货。她表示：“当然黑市货品质不怎么样，但市中心的购物中心我们去不起呀。”
大学免费书费自理
该女士月收入一万七千克朗，电器工程师丈夫九千克朗，女儿读大学法律专业，学费全免，书费自理。三十年前她在大学读英语时只有捷克老师，没机会与外国人交谈，并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
三十年前该女士去过罗马尼亚，去年故地重游时见到那里没有一点变化，境况甚至比三十年前更糟。共产时代，国民若与外国人交谈，警察就会带你到警察局问话。那个时代不可能知道敌人是谁，丈夫、家人和邻居等都可能背地里陷害你。
清早再次光临布达佩斯火车站，三天前存行李时的费用三百福林，眼下变成六百。我刚一申辩，大汉指着我的手袋不耐烦道：“这样的小包三百。”巴士车站，售票员要求我买两张去机场的车票共四千福林。她说：“若再来一位乘客就退你一张车票，否则你就得付两人的车资，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
东欧变天后的另一特色，就是色情刊物泛滥如雨后春笋。布达佩斯机场公路上，见到一位汉子胸前背后洋洋洒洒披挂着数十本春宫画报，正穿梭于公路中央向来往车辆兜售。当“色情看板”消失于视线后，我回头最后眺望了一眼古城布达佩斯。
这里红旗已落地，自由市场经济焕然一新，人民享有欧盟的福利保障，这就是眼下的新东欧。捷克银行女职员如此表述：“我们痛恨以往的共产体制，如今尽管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宁可选择现在。因为享有自由思想、自由政治体制、自由媒体、自由旅行；人活得有尊严，不再恐惧所谓的‘反政府罪’。”这话使我想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体制，致使我们落后到世界文明的末端了。”
也记得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变天，身为俄语教授的父亲得知革命不流血的真相时感叹道：“欧洲毕竟是拥有传统文明的社会，任何专制体制只能是过眼烟云，不可能长治久安。”
我则依稀记得严厉的政治告诫“如果红旗落地，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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