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校学生抬一口棺材来开会气坏蒋梦麟

予生也晚,没能赶上蔡先生,于是从蒋校长说起。

  孟邻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学却实在很少见到他。因为北大既从不举行纪念周,更没有开学或毕业礼,他又不兼课,如果你再不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于是,有什么机会见到他呢?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见他的必要。他的汽车却是大众熟悉的,一部深蓝色的轿 车,挂着七十八号的牌子(很巧,胡适之先生的车牌是八十七号。这是北大教职员中仅有的三位汽车阶级中的两位。)停在二院门口,于是大家知道校长来办公了。

  我首次见到他,却并不在校内,他很瘦,但精神极好,面上充满了秀气,那副眼镜和不高大的身材更显出是位学者,但那双锋利的眼神,却立刻使人觉到他并不仅是位普通的书生,鬓边微灰的头发和一口蓝青浙江官话记录着他奋斗的痕迹。说话声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条理。而且从一次偶然的机缘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细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彦文女士在香山请客,有他也有我,他将一只抽烟用的打火机叫我带在身旁,再三嘱咐我记得交给胡适之先生,结果到了山上,记起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从19年起,这北大校长的职位即使说不比蔡先生时代或陈大齐先生时代更困难,但仍旧是不好当的。九一八事变,长城之战,冀察问题,一连串的动荡,在这国防前线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长的一举一动都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且向例,一切的学生运动,北大同学没有不站在前面跳的,并且跳得复杂。

  据说日本特务机关曾将孟邻先生请了去,想挟他赴大连,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学教授们打来的电报所称:“危城讲学,大节凛然”,虽被胡适之先生笑为悼文,现在回想却确实能说出当时北平的正气。孟邻先生就是这正气的代表者。

  但是同时,同学们常常有难题给他作。那次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北大应派三个,而学生大会却偏议决了不派。学校没法,只得指定了三个人参加。后来让同学们知道了,将那充代表的行李书籍从东斋一起掷到马路上,连爱人相片都撒了一地。并且继续着罢课。于是孟邻先生出布告召集全体同学开会,在这会场上他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们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又说:“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 ’(Nearer My God to Thee)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

  又有一次,全北平各校的学生抬了一口棺材来北大三院开会,这一次把他气坏了,但从此学生运动也入了尾声,真正的爱国青年将力量转入了抗战的实际行动。

《过去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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