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三年灾害：庐山会议与反右倾

上回我们谈到在五八、五九年，开始推动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纰漏了，也就是大跃进跃进一年多已经发现问题。一个是在钢铁生产上面，钢铁上不上去，然后地方上搞土高炉，搞自己家后院去炼钢铁，那搞得当然不成功。

第二就是我们提到在全民都去大炼钢铁、去找矿的时候，它自然挤压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农业的部分就滑下来，初步有些地方出现粮食紧张，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所以在五九年上半年，大概春节前后，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情，大家就想我们要想个办法来处理它，所以就出来了这么一个“庐山会议”的构想，当然前面还有几次会议，不过这个庐山会议是比较重要的。

在前面几次会议中大家已经初步检讨了什么浮夸风、共产风、形式主义，但是大家最后讲说还是必须要开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型的会议，把问题要讲够、要讲透，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庐山会议”出来。其实如果庐山会议按原定的方向去走，开得彻底，然后真的解决问题回来扭转的话，本来它是一个很好的改正的机会，也就是人民公社或大跃进所酿成的这种惨剧可以得到煞车的，可以停得下来。

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会议上面整个空气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万言书，就使得毛泽东痛下杀手去打击彭德怀，整个庐山会议的性质改变，而使整个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发展的空气又为此再继续向左转，所以酿成了更大的惨剧。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号到八月一号召开的，整个时间大概是一个月左右。我们提到原来庐山会议的目的是要反左，因为在五八年一年到五九年上半年当中，在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整个社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毛泽东所推的方向其实已经走得比较左了，不管是在成立人民公社的动作上面过急、过快、过粗，还是在报粮食生产上面浮夸得严重，然后开始高征购粮，或是在大炼钢铁上面都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庐山会议我们提到它整个目的是要反左的，就是把共产风要压一压。我们在上一次提到说所谓“共产风”其实就是把农民的“产”去“共”过来。农民家无余粮、家无余物、家无余财，最后就是心全部都死掉了。农民死心的话，这生产就一蹋糊涂了嘛！这可以想像得到的。所以用大陆的话来说叫做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那么积极性被破坏，产量自然就向下滑；产量向下滑，但是因为又要鼓吹说人民公社有多好，改变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上去，所以各省就去弄虚作假，浮夸风就开始出现。所以从亩产一、两百斤到亩产三、四百斤，五、六百斤到亩产千斤甚至亩产万斤，亩产十数万斤都出现了，浮夸非常严重。

浮夸严重，中央就算心里晓得有点浮夸，帮你打个几折，心想你粮食还是增产的，所以既然增产的话，我就要高征购嘛，不是说统购、统销了吗？所以就高征购，一高征购，底下这些省委书记也好或县委书记又不敢不配合，甚至有些还左倾一点，再报高一点。所以其实粮食已经报高了，再高征购，所有老百姓就开始饿肚子了。

那么这一来整个形式开始变坏，然后大炼钢铁又做了很多假的东西，我们上回都说到了，这些东西都是庐山会议本来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七月二号到七月十号头一个多礼拜，刚刚开头的时候毛泽东讲了，我们庐山会议是神仙会，基本上不作记录，也不定特别详细的议题，就是有那么几个方向大家讨论讨论。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总路线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啊？弄得怎么样？大家来谈一谈，然后有一个感觉。所谓“神仙会”就是大家轻轻松松、不着边际，就这样讲。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纪录，从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或者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或者像其他像薄一波这些甚至有些比较高阶层的干部，不管是在写回忆录还是说写一些记载，或者是回头去讲话或谈一些党史材料，我们都可以看见，在最早一个多礼拜当中大家开了很多小组会，这边一组，那边一组，有的地方是按区域分组，有的是按产业分组或是按专业分组。

在大部分的会议上面都是基调肯定大跃进，因为没有人敢基调不肯定，但是讲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大家批评非常多、诉苦非常严重。大家讲说方向很好，但是不是搞得太左了？是不是搞得太凶了？是不是应该开始纠正？

那么比较具体的，真的讲话比较大声的是彭德怀，然后再来像刘少奇自己本人、陈云，或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这些是地位比较高的。其他地位中低的讲话也非常多，各种各样的记载散见在各个地方。所以整个方向上谈下来大家心里有谱了，去年这一年多，经济是搞左了，搞得差了。空气既然已经定的话，那很简单，解决方案就是后退，就是要去纠左，不要走得太左要把它向拉右一点点，这是整个的方向。

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在五九年七月十三号连夜写了他的一封信，写给毛泽东。后来七月十四号递上去，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万言书”。在谈万言书的内容之前，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它的起因是什么。

五八年开始搞人民公社、搞大炼钢铁，彭德怀就有一些因缘际会就看了一些地方，他看过老家湖南、看过湘潭，然后又有机会到西北去，从甘肃到北京一路也看了一些，然后中间又去过东欧，去跟人家谈过，人家也问过中国大跃进的经验，他也很坦率的讲了一些。回到北京，他一路在军事院校也好，在地方的讲话也好，他都或多或少提过一些东西，相信毛泽东那时候心里是有数的。等到这次七月份要到庐山去开会，本来他是想请假的，后来毛泽东据说是自己打电话给他，然后请他去，那彭德怀一看就不好不去，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路上，又看了很多。

后来彭德怀回到湖南的时候，在乡下举行座谈，后来有一个老红军就递了一个条子给他，回去打开一看是一首诗，诗上写了：“谷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简单说，就是要求彭德怀帮农民讲讲话，农民太苦了。彭德怀看完之后，据说当场落下眼泪，回来决心帮老百姓讲话。

万言书上讲了什么东西呢？其实万言书后来修改过，基本上是两个大的部份。第一个大的部份它是肯定大跃进，整个发展方向他认为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什么等等，但是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问题也是不少的。

第二部分谈到了，总结过去几年工作的经验跟教训，他特别提出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浮夸风，也就是产量其实没有这么高，大家这样报，这样是有问题的，这是浮夸风。第二，他说我们大家都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有了这种狂热所以大家这么推，就把它这事情推坏了。他所看见的东西的其实不少。

朱德也下去看过，朱德下到福建的时候，人家让他去看那个高产田，说稻田产量怎么怎么高，他也下去看了；人家说这一亩产白薯，产得怎么好怎么好，他就下去很细心的看了一下，他用手把那个土拨开来，去看看白薯。据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白薯排得比军队还整齐！他这样轻描淡写的讲了一句话，意思就是我已经看穿了，这都是搞鬼。

看得懂这种问题的人其实不少了，只是当时懔于空气之肃杀，大家不敢讲话。因为大家看见毛泽东当时干劲冲天，底下老百姓也热情高涨，双方一上一下这么一配合，所以看得懂的人都不敢说话。这样子，彭德怀说了话就酿成了奇祸。

毛泽东这个人是很会斗争的，所以他前面想一想，他觉得还是要谋定而后动。七月十四号他拿了这封信，看了一、两天，想了一、两天。七月十六号他没有跟彭德怀提，就把这封信给印了，印完之后发给全体与会者，说去讨论讨论。当时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大家就在那边谈，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毛泽东已经摸清楚大家的想法了，毛泽东才出手反击。

我们提到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这本书说在这段时间江青竟然也上了庐山，上了庐山前后她也见了几个人，见了柯庆施、康生、林彪，还有一些人物。她的目地就是代替毛泽东去见一些毛泽东不方便直接去见的人，传达毛泽东的意思，摸摸这些人的想法，然后再让毛泽东好去做判断后面怎么办。等到二十三号的时候开始反击了，毛泽东讲说我忍了多少天，然后就开始批判了，就开始大反击。

那天按照李志绥的说法，他到了会场之后，然后就全面开始讲，放言高论，基本上把彭德怀从头骂到脚，当然他没有点名去骂，他只讲说有些人是右倾份子，有一些人是右派，离右派很近等等；又说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是有得有失，他不说有得有失，他说是“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前面，把“得”放在后面，表示它中间有问题。

然后又说我们办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这么一来，其实帮群众的热情浇了冷水、打击了三面红旗等等；又说小资产阶级狂热，他说人家批评我们狂热，狂热有一点，但是不是很多。完了之后，大家就更加具体了，所以一步步点明了就开始要呼之欲出，等到毛泽东话讲完，全场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晓得怎么办。据说彭德怀追出去，想要毛泽东解释说我是您的学生，我是来跟您学习的等等，毛泽东没等他把话讲完，扭头就走，根本不理他，也就是已经决定了一刀两断。

所以七月下旬的空气整个就开始扭转，等到八月初的时候就开八届八中全会，在八中全会，整个方向就不一样了，就开始要定调了，就是要正式点名而且斗争彭德怀。这个时候有趣的事情是等到毛泽东心意已定，大家看清楚毛泽东要去斗争彭德怀的时候，前面很多人原来是去帮彭德怀讲话的，或者说思路跟彭德怀一样的，这个时候纷纷转变立场。讲得具体一点，我们根本可以说就是落井下石。

有些人的书上就很明确的讲，彭德怀在中间，大家轮流上前指着鼻子去骂彭德怀，骂的东西从个人的野心开始到当年的百团大战的错误，把十几二十年的老帐翻出来再讲一遍，然后骂他里通外国，说他私生活不检点，其实他的私生活相当检点，相对来说毛泽东私生活才是非常不检点，而且这段时间已经开始很不检点。所以既然他生活检点，那怎么骂他呢？就骂他是伪君子。所以其实你是不检点的，你搞的是伪君子。

到最后真正敲钉转角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说他跟高岗，高岗、饶漱石集团有关系，说是高饶分子的余孽；再来一个麻烦就是它是一个反党集团。等到把这些帽子一丢出来，所有人噤若寒蝉，没有人敢再讲话了。

就像是《九评共产党》上所说的，在平常前面，在党还没有定下方向，或者说毛泽东还没定下方向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一点点讲话的空间，那时候还认真在检讨大跃进、检讨大炼钢铁、检讨三面红旗，那些真心话还会跑出来的，也就是那时候是人性浮现的时候。

但是一旦毛泽东已经定下方向，也就是党把这个方向定下来之后，没有人敢再讲真心话了，这个时候人性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党性。这是我们觉得共产党员可悲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觉得共产党邪恶的地方，它使得人自觉的去泯灭人性，去服从党性。

好了，这么一下，大多数人都已经反转，跟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进一步点名，张闻天你有问题、总参黄克诚你有问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你也有问题，这几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么一点名，毛泽东还给了一句话“反党军事集团”。这么一来就真的定下来了，你就没得转了。好了，大家一看就纷纷扑上去。真正骂人骂得最凶的，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康生，再一个是上海书生的柯庆施，其他人就是不同程度的附和毛泽东、附和这些左派。

所以整个庐山会议从七月初开到八月初，等到八月二号开始开八中全会整个方向就扭转了，这么一扭转，我们前面讲的，本来是要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现在开始反反左了，开始反右，也就是我们要更加左转，这往后就不得了。

在庐山会议上斗争了彭德怀之后，下来推动的就是反右倾运动。这个运动有三个主要面向比较值得谈，第一个就是，既然是要反右倾的话，下来就继续推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所以如果在农村继续进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话，等于鼓励大家继续浮夸，这个方向没有错。

第二，要抓这些所谓资产阶级敌人，就要进行阶级争，那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上到下，各地方大大小小的彭德怀或和他一样思路的人。

在这个运动当中，有些地方的手法是非常恶劣的，譬如河南的吴芝圃，他在会议上开头的时候他明明也讲了大跃进有问题，可是等到风向一变，回到河南，他想想没办法，恐怕还得照中央的意思做。所以一方面继续跃进，二方面开始抓我们河南省的小彭德怀，就开始布置大会、小会，层层抓下去，在过去几年当中公开或私下讲过大跃进或三面红旗坏话的人，批评的甚至讲真话的人全部揪出来，当做彭德怀去打掉了。

四川的李井泉手法更加恶劣，他把彭德怀的东西影印了，印完之后，没有加什么东西就往下发，很多干部是没有上庐山会议去开会的，所以并不知道会中讲了什么东西，发下之后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就开始响应。讲完了，过了两天风向一变，讲过坏话的全抓起来。所以这个手法去抓，光四川就抓了好几千名干部，这下从上到下整得够惨了。

不只河南、四川，全中国大概差不多三十个省籍单位基本都抓了。等到这个时候已经真的没有多少人敢再去讲任何批评三面红旗或大跃进的坏话。那么这样还不够，当时我们不是讲说五八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有饿死人了吗？到了五九年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这个时候居然有一个省报了一个东西报到中央，他怎么讲呢？他说各地方为什么出现死人呢？因为地方上很多干部不老实，他们把实际产量隐瞒中央，底下他们私分分掉了，所以这么一来才饿死人，如果把这问题抓出来，那就没事了。

所以毛泽东就做了一个批示，要反对“瞒产私分”，也就是要把隐瞒的产量把它揪出来，要反对私分。这下反右倾运动就变成一个反瞒产私分的运动，这么走下去就真的可怕了。

在四川的仁寿县怎么去进行反瞒产私分呢？把全部公社的干部全部抓起来，弄一个大牌子上去批斗，每个干部轮流打，打到讲出来说我在哪边藏了粮食，然后你去找。很多根本已经没有粮食了，被打到受不了，他就随便讲，谁谁家里可能有，被他讲的人就倒楣了，这样讲就一定有，就到他家去找，找到一把米，那不用说，肯定你就差不多了。找不到，就继续把这被抓的人再打一遍，是不是你又藏到什么地方去。这样循环打下去，所以四川打得非常惨。

安徽的凤阳成立一个反瞒产突击队，到处去翻箱倒柜、去查，查到人家的尿壶、尿罐都翻开来看到底有没有，居然在尿壶、尿罐里发现有老太婆在里头藏了一把米和一把豆子，就把那把豆子搜走，那老太婆就指望那把豆子去过一段时间，结果一看豆子被搜出来，气坏了，就张口大骂，骂着骂着人就死了。

再来在河南潢川县，当时河南就召开大会，召开万人大会，非要去斗争瞒产的这些人，全县大概有几千人去开会，结果开着开着有人身体太差，因为太过虚弱了，吃也吃不好，又走一大段路，然后会场气氛紧张，就死在会场。虽然现场死了人，会议不停，把人抬出去，继续开会。会开完，六千人走回家，在回去路上又死十几二十个。

在广西有名的左王韦国清，他亲自主持反瞒产私分大会，层层布置下去，结果反瞒产到处去追打，广西再多死个几千人上万人。所以整个下来搞得非常非常惨，真是叫做民不聊生。

简单的说，这种反右倾运动，其实是大跃进运动往下再左走一步，这时候真正不得了，所以死人的现象开始大幅大幅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具体从农民口里把他们原来少得不能再少的粮食夺走，很多农民一年分到一百斤上下的粮食，平均下来一天只有几两，据那些干部讲，他们的粮食降到大概有四两甚至到达三两。三两或四两是什么概念呢？有的地方干部讲说你喂鸡都不够！已经降到一只鸡以下的口粮，人当然活不了。

所以在广东、广西有些比较高层的干部还往下骂，骂地委、骂县委说怎么你们死人死这么多？那个地委、县委没办法，他老实讲，他说三两是不够的，四两也不行，五两还不行，六两可能还可以活，所以提到六两。一个人一天是六两的粮食，那你说怎么办？所以当然大量死人。

当然还不只是这个部份，我们前面提到，我们现在把它联系起来，还有一个是大炼钢鐡的问题，再一个是大办水利。五九年、六十年因为反右倾的运动开始，所以全国各地还继续办水利，挖水库的挖水库、挖运河的挖运河，劳动力在大量挤压。同样的，没有多少青壮劳力可以下田去耕作，所以很多土地抛荒，种出来的粮食又收不上来。

各省继续撒谎，去报高产卫星，然后中央又信以为真，再去高征购粮食。所以这么一来五九、六零、六十一年就酿成史无前例的大灾荒。死人的总数，我们现在估计是三千五百万到四千多万，真实的数字恐怕是个谜。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各位谈谈死人的过程跟死人的总数是怎么算出来的。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再会。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