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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无教育,毋宁死 ──当今中国教育不公的严峻现实

2005-11-18 08:15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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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在一九八六年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一种强制性的,即适龄人必须受教育,同时国家也必须保证所有适龄人都能受教育。而且,国家保证是义务教育的前提,如果国家不提供学校、师资和设备,学生怎能受教育?然而中国的“义务教育”却是:国家不提供保证,而只让老百姓自己去想办法,以致许许多多适龄儿童上不了学,许多父母子女因为上学问题被逼到自杀的路上去。

二OO四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这位官员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她说出了中国教育“惨淡”的现状。我不知道胡主席和温总理是否听到了这句话,如果听到了,他们又该作何感想。

教育权是人权的重要部分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笼罩在极度的不公之下,火山的潜流在汹涌澎湃。有少数人享有超过了美国总统的“超级人权”,而大多数人却根本没有任何人权保障可言,甚至连“猪权” 也不具备。教育不公正是其中表现得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数千万的适龄公民被粗暴地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未来陷入了无法自拔的黑暗之中。作为最大部分的纳税公民,中国的八亿农民并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基本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这个政权只知道拼命收税,却很少为纳税人提供公益服务,还恬不知耻地说他们养活了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人口,这就是他们赐予中国人民的“人权”。

伴随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经济表面上的高速增长,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上挥金如土,显示出一 副财大气粗状:时而抛出百亿美元的订单购卖豪华飞机,时而引进连德国人自己也消费不起的磁悬浮列车,时而向欧美游说购买先进武器。然而,中国政府在另外一些方面却显得那样捉襟见肘:近年来,财政支出中的教育经费,尤其是内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经费不升反降。那么,在国内的开支方面,庞大的税收究竟流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 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除了税收之外,老百姓一 分一分积攒下来储蓄在银行以及投资在股市中的血汗钱,已经被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公款吃喝、公款用车以及各级官僚贪污腐败的黑洞吞噬了。留下来用于教育领域的资金,只是一 点残羹冷炙而已。

另一方面,在本来就已经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中,分配方式一直都是“杀贫济富”──有关部门动辄向北大、清华这些跟“国际接轨”的名校投入数十亿
的办学经费,却竭力克扣内地农村中小学的办学经费。政府还掩耳盗铃地实施
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机构统统当作商业
公司来经营,向老百姓“二度剥皮”。于是,为了争取教育权,为了通过教育
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处境,许多孩子和家长不惜以死抗争,“无教育,毋宁死”
成为中共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不和谐的声音。

以死抗争的孩子
最近,《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 个农村女孩因为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而跳崖自杀的惨剧: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村民杨育祥劳作一 年,手头上只有一千块钱,不够交两个孩子的学费。夫妇俩不得不作出一个决断牺牲女儿的学业。

八月下旬一 个中午,杨育祥手里捏着两个纸团对两个孩子说:“现在没钱,只能一个上学,抓上的就把钱(学费)交了。” 他让十八岁的大女儿杨英芳先抓阄,其实他手里的两个纸团都是空白的。女儿随意拿过一个纸团,打开一看,纸上什么都没有,她一 下子瘫倒在地。

晚上,杨英芳来到一个叫二怀沟的地方,身后是深达三百多米的悬崖。“书没有办法念了,我突然很绝望,就跳了下去。”跳崖后的第三天,经过几次晕迷,她挣扎着想喝水,“听见上面有几个娃娃,我就呼救。”于是,她死里逃生了。

杨育祥难以忘记他见到女儿的时候,女儿睁开眼睛叫了声:“爸爸”,然后昏迷了过去,他用脸挨着女儿毫无血色的脸蛋,一句话都没有说。“直到女儿出事后第七天,才有好心人给了一千元钱,到医院看的。”对于这次抓阄,他嚎啕大哭:“我是实在没有钱啊!”。

杨英芳被送回家后,昏迷了几天,她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弟弟上学去了。“我就想着只有上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她躺在炕上,翻著书本,这是她现在惟一的寄托。据杨英芳所在的恩玲中学的张少华副校长介绍,孩子上高中是农村家庭最大的负担,是“黎明前的黑暗”。

农村的孩子差不多一 样贫穷。杨英芳的宿舍有八位同学,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控制在一 百元左右。杨英芳说,除了去车站取家里带来的干粮,她们周未基本不出校门。在她们的意识里,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没有买衣服这个概念。她最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买过一 本参考书,她渴望能有一 本参考书。学校里每学期每个班都有三个贫困补助名额,虽然只有每人一百元,却是大家争取的对象。贫困生太多,农村的孩子很难分得出谁更穷一 点,每当这个时候,班主任洪老师就感到为难。

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放弃了生,走向了死。马燕是一个幸运的“例外”,她的故事被外国记者发现,并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她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然而,西方人的好、心只能拯救少数几个孩子的命运,大多数孩子都“自动” 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沉沦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中有像杨英芳那样的自杀者,也有像王斌余那样的杀人者,这是一个“悲惨世界”

以死抗争的母亲
二OO五年六月二十日,十八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得知自己考上了昆明医学院,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为她的家庭带来欢乐,相反却成为她母亲的催命符:因家庭贫困,其母亲因担心交不起高额学费而上吊自杀。

“我宁可没有考上,宁可永远在家里种地种田,宁愿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是我害了妈妈!”一个多月来,邓欣的泪水几乎没有干过。邓欣的家乡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是个贫困村,“很多人家除了种地,没别的收入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邓欣说。邓家也是常常没钱买盐的人家之一,妈妈李粉香一个人挑着全家的生活重担。邓欣的爸爸在花山镇煤矿上给人打工装煤车,三年前因脑血管梗塞,丧失劳动能力。妈妈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一直在吃药,还要到处借钱给丈夫治病,欠了一万多元的债───对一个连买盐钱都没有的家庭,这笔钱简直是天文数字。

奶奶七十岁了,妹妹十五岁,刚上初三。“妈妈压力太大!”邓欣说。从知道女儿高考分数开始,李粉香就天天叹息。“妈妈不知道怎么给我筹集学费,一年好几千元啊!还得供妹妹,至少要让她念完初中吧?”外债累累的邓家要借五十元钱都成了大问题。李粉香越来越绝望。

八月一日早晨九点多,奶奶发觉不对劲:“她起得很早,给我倒了水,放好药,还把柴劈好搁好。可这时屋里好一阵没有动静了。我起来突然看见,她已经……”奶奶泣不成声。

在李粉香上吊自杀后的第二天,邓欣接到了昆明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抵达的还有今年省教育厅下发的各项助困政策。邓欣至今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如果妈妈知道我有条件获得各种资助,她还会死吗?”邓欣获得了当地民政部门、县乡政府、曲靖市交警支队的近两万元资助──一起极端事件促使当地献出了爱心。邓欣却从中读出了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如果妈妈不死,我还能得到救助吗?”

这是一种冷酷的逻辑:母亲献出了生命,而女儿获得了援助,女儿获得的援助确实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如果母亲不死,像她这样处境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她因为没有学费而无法正常入学的命运,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人的注意。

有何资格设联合国教育奖项
在李粉香自杀之后一个多月,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六十周年的会议上骄傲地宣布,中国政府将投入钜资在联合国设立“孔子教育奖”,奖励那些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人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联合国所设立的最重要的奖项。在我看来,再没有比这更厚颜无耻的言行了──与其设立这样无比辉煌的奖项,不如先低下头去救救失去希望的母亲和女儿们,救救那些被剥夺教育权的孩子们。一个剥夺数千万公民教育权的政府,一个不停地收取重税却不为纳税人提供免费教育的政府,有什么资格在联合国设立一 个有关教育的奖项呢?

二OO五年十月七日

(争鸣11月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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