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邦列怪圈”不怪

一、吕邦列死里逃生的经历

“吕邦列和外国记者正被疯狂殴打！”消息传来，从十月八日晚七点到十月十日晚上五点半，整整四十六个小时，多少人关心中国基层民主践行者吕邦列先生安危，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呵！艾晓明教授每天无数电话查询，痛心疾呼：“再不能有暴力了！”侯文卓小姐大哭一场，伤心悲痛！姚立法代表半夜四处打电话，费尽心力寻找邦列家属！唐荆陵律师、郭艳律师、高智晟律师欲哭无泪，只能准备陪同邦列家人同往广东要人！赵昕等基督徒只能向天父恒切祷告，求主搭救守护邦列弟兄！更多不便说出名字的朋友四处奔走，准备不惜一切为邦列寻个公道！所幸的是，十月十日傍晚五点半姚立法传来佳讯：已经和吕邦列极为简短通话，他已经被送回湖北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家中，伤势尚可－－闻此佳音，笔者长时间高度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身心疲累几近虚脱，感谢主！

为方便读者了解民权人士吕邦列先生，特整理吕邦列简历如下：

 1971年生于湖北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现34岁，因为家里贫寒，高中缀学；
2001年开始，帮助当地农民上访，后帮助《中国改革》做发行工作；
2003年底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枝江市人大代表选举，得到4551票高票当选人大代表；
2004年成功罢免宝月寺村村主任，以百分之八十的得票当选村主任；后因不是上级指任人选，四处受制、无能为力，只好四处求救，曾经为南方周末报等广泛报道；在被多次殴打、求救无门后，辞去村主任职务；
2005年广泛交友，结识了许多维权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四处学习和考察中国基层民主建设；
2005年7月下旬经记者朋友介绍，认识了太石村的冯秋盛等维权村民，开始关注此事，一直在广东现场转发维权信息，9月16日曾被拘押一天。
2005年10月8日在陪同英国记者前往太石村时，被野蛮暴力殴打至昏迷不醒。据最新消息，已经被送回湖北老家。

二、80岁吕母：“明年我家邦列还会挨打吗？”

外表瘦弱老实的吕邦列，内心其实很不安分。他所生长的宝月寺村百里洲镇，其实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历史上曾水患不断。1702年，有个叫路飞霄的当地人决定筑堤防洪，为此3年不剃头，3年不回家，磕头请老百姓帮忙筑堤。最后大堤筑成，水患解除。时至今日，吕邦列对这个小时候听来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一个人要想做出点事情，没有点恒心是不行的。”

也许，正是路飞霄从小启蒙了他为民向善的理想。当然，诚如吕邦列所说：“认识姚立法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之后，吕邦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基层民主。近年来，每当在推行民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吕邦列总是本能地去找姚立法探讨。

兄妹8人当中，吕邦列最小。父亲在吕邦列17岁时去世，临死前，拉着他的手，嘴里喊着“邦列”。显然老人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自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儿子。邦列80多岁的老母亲在他罢免村官、当选枝江市人大代表之后，经常眼巴巴地问一些“学问人”－－“明年我家邦列还会挨打吗？”在老人的心中，也许当选“人大代表”了，有法律保护了，邦列就不会挨打挨抓了。可是很不幸，就在各种利益集团包庇纵容下实行黑帮治村的太石村，邦列又一次被残酷殴打了，甚至殴昏之后还要把小便、鼻涕淋在他身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多月前在接受南方农民报采访时，吕邦列还对广州的改革环境赞叹不已：“政府开明，群众睿智，罢官合法顺利”。另外，“不得不提番禺区的政府部门，他们很开明，没有人为地给村民制造阻力”。

近年来，吕邦列最大一笔支出是给自己买了一份平安人身保险，10年每年交纳444元。10年中如果他意外身亡，受益人将获得18万元的赔偿。他在“受益人”一栏填上了母亲和他与前妻的四年未曾见面的女儿。“挨了几次打，我怕自己哪一天走了。”吕邦列说。危险并不是没有－－1988年洪灾过后，国家给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下拨救命粮，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村干部却用粮食喂猪还有剩余。村民张家贵不服，去抢粮，被公安机关抓去拘留。出来后，村民选他当了村主任。但张家贵因为坚持清理村里1997－1999年的财务账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里的一天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归案。

于是刚烈的吕邦列在他的枕下放了一把柴刀，床边放了把铁铲，但这似乎起不了多少保护作用。2004年12月10日晚，吕家玻璃被人用砖头砸碎三块。 这一次他又公开放话：如果依法维权行不通，他也会考虑暴力维权！虽然笔者是一个中国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倡导者，但是却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面对非法暴力侵害时，自卫还击的神圣权力。

危险当然不止于挨木棒和砖头－－与百里洲隔江相望的松滋市老城镇原镇人大代表杨昌新于2002年7月被捕，翌年2月被松滋市法院判定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市检察院指控说：“1996年12月到2002年3月，杨为了个人目的，以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为由，聚集多人先后7次冲击、扰乱莱州村村务活动，其中扰乱会议4次，非法选举、罢免村民小组长3次。” 对司法公正的怀疑是吕邦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三、中国青年报，吕邦列怪圈不怪

此次吕邦列和外国记者太石村挨打后，顿成国际热点新闻，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公民权利和新闻自由，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不得不说：如果真是打了人，那就是违法！但是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10月10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吕邦列怪圈》的长文，讲述的是吕邦列在当选枝江市人大代表和宝月寺村村主任后，从上访专业户到人大代表，从非制度化参与到制度化参与后，无法面对也无力面对的种种困惑和阻扰：

2001年，因为不满一些乡镇干部肆意而为，吕邦列愤然为民上访，两年中往返镇上、市里和北京，屡遭拒绝、藐视和欺骗。2003年12月，吕邦列在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以“另选他人”方式获得所在选区6000余选票中的4551票。在这众多的选民心中，吕邦列就是他们的代表。

2004年，吕邦列再接再厉，在成功罢免宝月寺村村主任，以百分之八十的高票当选村主任后，曾经踌躇满志的他却发现什么也干不了，因为不是上级指任人选，吕邦列除了挨打、买保险外几乎不能为宝月寺村民做任何有益的事情。

在这之前，他曾成功发起罢免原村委会主任吕万科的“运动”，因此被一些人看成是靠“造反”上台的村主任。单枪匹马的吕邦列上任后按当初向村民承诺的那样打算“清账”时，却发现自己被完全孤立了：其他村委会委员是上届班子的遗留成员，自然不可能支持他；尽管上任5个月了，吕邦列似乎仍然是一个“非法”的村主任：民政部门至今没有给他颁发当选证书；村委会的公章甚至也被人拿走，最后交到了一名副主任手中；4月26日，吕邦列上任后第一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结果因为参加的人没过半数而流产；这一天，他第一次走进村委会办公室，发现这里已经一无所有，连灯泡也已被人拧走，一个柜子的门内侧用粉笔写着：“小心内有炸弹。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命的是，新的工作难以开展，前村委会工作遗留的麻烦却接踵而来，要债要钱的天天逼债；最惨的是，上任后吕邦列曾四次被村组干部打过，这个把基层民主当作为百姓维权武器的村委会主任，如今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维护不了，被打已成家常便饭；他向当地人大常委会和百里洲镇党委、政府多次提交《关于宝月寺村财务审计的建议》，结果自然音信皆无；吕邦列向电视台记者反映干旱情况，希望镇上能够酌情减免当地税费，电视台却报道说吕讲收成较好，镇里还欲扶持吕发展。随后，吕遭到了当地村民普遍指责，认为他说谎，为镇政府在该村继续征收高额税费提供依据；在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看来，宝月寺村夏季农业税征收工作名列全镇倒数第一的主要原因在于“个别村干部”没有配合；与此同时，“清帐工作”也无法进行，镇政府来个“村帐镇管”，吕邦列在经济上陷于绝境。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他，如今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吕邦列82岁的老母亲，天天就担心两件事：一是吕邦列会不会再挨打；一是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

吕邦列当初竞选时，曾作出清账、建经济合作社、成立老年协会等承诺。然而上任后发现，第一步便走不下去了。对于“清账”前景，宝月寺村一位退休教师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这绝不仅仅是宝月寺村的问题，“全镇有40多个村，你宝月寺一开了头，那其他的村怎么办？上面能收拾得了吗？”“张家贵拿命都没换来清账，凭你吕邦列就能？”早在当初作出竞选承诺时，就有朋友这样告诫他。“我该怎么走？”他苦苦追问。8月下旬，面对上任后难以承受的种种挫折，当选仅四个月的湖北省枝江市宝月寺村新任村主任，33岁的吕邦列写信向外界求助：“我该怎么走？自从2001年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了！并且也在深思，基层民主之路我又该如何走下去呢？”“现在的我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且还承担着还债的压力。我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继续为推动基层民主向前发展而奋斗呢？我还不想当逃兵，如果我成了逃兵，将不仅仅是我的悲哀！那会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当逃兵我该如何走呢？”　

诺大中国，没有人能够帮助吕邦列解决这些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中国问题－－事实上，这也不是某个“清官大老爷”就能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这其实就是一个根本制度的大问题！四处受制、无能为力，他只好到处求救，也曾经为南方周末报等开明媒体广泛报道，许多体制内专家学者也纷纷为他说话。可是于事无补，在被多次殴打、求救无门后，吕邦列不得不当了“逃兵”，辞去村主任职务！

幸运的是，多年的民间生活，使他结识了许多具有独立思想的民间知识份子，尽管他迫不得已当了体制内的“逃兵”， “寒了老百姓的心”，却又从“上访找清官”转向了“民间以法维权”，从“制度化参与”又一次转向了“非制度化参与”，从“体制内逃兵”升华为“体制外勇士”了！这样的“鲤鱼跳龙门”似的境界升华，又是何等可贵何等艰难，多少开明人士至今还转不过这个弯，多少“视力残障的猫”至今还执迷不悟呵？！而高中缀学的吕邦列却终于悟道了，他终于明白，造成这所谓的“吕邦列悲剧”、所谓的“吕邦列怪圈”的，事实上，根本不是某个“清官大老爷”就能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这其实就是一个一党专制的根本制度性的大问题！

四、社会进步的原动理：万物互相效力

关于“吕邦列怪圈”，“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说明用选举手段解决村级矛盾，其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因为有了村级矛盾然后引入村民选举制度去解决，还是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后激化了新的矛盾。”这样的浅薄见识，抓不住根本问题而纠缠枝末细节的，倒真是连乡村退休教师也不如！因为这绝不仅仅是宝月寺村的问题，更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形而上问题，当然更加不是什么“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后激化了新的矛盾”这样的伪问题了！按专家温铁军的思路，是不是“成本太高”不要“民主选举”了？是不是“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后激化了新的矛盾”，干脆就“因噎废食”，听任贪官污吏横行，或者干脆“村霸治村”、“黑社会治村”、“法西斯治村”，就向当下太石村所实行的那样？因为权钱勾结、监守自盗、无法无天、鱼肉百姓，确乎是“成本最低”的治理秩序呵！可是民权何在，公平何在，正义何在，法治何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五中全会也不要决定搞什么“党内民主”转向“党外民主”、“村级选举”转向“乡镇选举”了！正如清华著名教授、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不是成本大小的枝节问题，而是社会正义的基本问题。

而曾与吕邦列见过面的湖北监利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则比起所谓专家学者相对有所见进，当然依然“欲语还休”：“吕邦列今天的局面，根本上缘于村民选举制度在设计上的缺陷，它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做保障，并且与传统的农村文化相冲突”。李昌平还举例说，像吕邦列这样的困境并非个案，他曾认识浙江义乌一个民选的村委会主任，能力比吕邦列强得多，结果当选后也陷入于困境，以至于上百万家产都差不多赔了进去。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前进的道路上，宥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局限，人们曾经有许多自以为是“终极真理”的所谓理论，用来解释和指导人类历史和社会进步：譬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五段决定论”，譬如中国传统的“人心治化决定论”，譬如清末保守派的“器物决定论”，譬如清末洋务派的“技术决定论”，譬如推崇“丛林法则”的“实力决定论”，譬如奴隶情结的“英雄决定论”，譬如曾经炙手可热的“文化决定论”，譬如现在依然举世皆然的“制度决定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所谓理论和思想，可惜都象是“盲人摸象”一样，只摸到了大象的某个部位，就认为已经了解了整个大象了，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了，已经“真理在胸笔在握”，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酋了！

可惜的是，某个地方、某个民族、某种文化、某个社会、某个国家、某个世代、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从来都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动态开放综合系统，从来都是方方面面因子互相作用，从来都是形形色色力量互生互灭，“万物互相效力”形成的动态平衡非稳定状态。当种种因子互相作用、种种活力互生互灭，整个呈现胶着角力状态时，这个复杂动态开放综合系统就会呈现出一种暂时的动态平衡非稳定状态；当种种因子互相作用、种种活力互生互灭达到一定的阶段和程度之后，就会产生出新的能量巨大的“突变因子”，引发整个复杂动态开放综合系统发生巨大突变，向另外一个层次的复杂动态开放综合系统跃进，进而又达到一个新的暂时的动态平衡非稳定状态。并且旧的没有灭绝，新的依然分叉，只不过旧的因子成为新因子的基因组成，继续活在新的复杂动态开放综合系统中，时时表现出自己的能量并以此化合成新的暂时的动态平衡非稳定状态。

所以上述的种种理论和思想，我们不能以为它们就是完全错误的，一无可取；但是更加不能以为它们就是所谓的“绝对真理”，可以解释一切。事实上，整个人类依然处于蒙昧野蛮状态，依然在“国攻国民攻民”，依然处于狭隘达尔文进化论的篱束之中，统治这个人类的，依然是很小的“一点智慧”，甚或依然是“巨大的无耻”。而人类社会生生相息、代代传承下来的一些普世价值、共性追索，譬如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和谐、大同、法治、民主，才是人类广义大进化的“最为原动力”的进步基本原因子。

“吕邦列悲剧”确实令人悲哀，“吕邦列怪圈”却一点不怪！在这样一个犬儒横行的世代，在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权力侵犯权利”公开化、合法化、黑社会化，民众利益却得不到任何法律有效保护的“李敖盛世”，在这样一个没有改善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而导致严重退化，几乎已经丧失复杂动态开放综合系统所具有的自组织、自修复、自平衡能力的“闭合系统”， “吕邦列怪圈”没有演变成“吕邦列悲剧”才怪， “吕邦列怪圈”不成其为所谓“怪圈”才怪呢！

“万物互相效力”！共产党曾经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天天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孰料想，当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他们天天讲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了，似乎忘记了高压和迫害必然会引发正义抗争一样。正是在这个宇宙法则指导之下，为了不再发生“吕邦列悲剧”，为了尽可能少产生“吕邦列怪圈”，为了维护民权、伸张正义、促进社会进步，民间的良知人士更加需要象胡石根、郭飞雄、张林、许万平、吕邦列等等诸君一样，更加坚定地百倍努力，播化信仰，启迪民智，以法维权，扎实基础，扩大影响，增强能量，以非暴力自我牺牲的无畏道义精神，促进中国大陆的和平民主宪政转型。

2005年10月14日于北京慎独阁

(转载：《人与人权》杂志 12月号 www.trnyurenqua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