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丧生的吴，从四十年代末就多次要求入党，但中共就是不让，被委任为北京市副市长之后也仍然是“党外人士”，直到一九五七年春天的敏感时刻，党通知他秘密加入，对外保持其原身份。吴在那个时候被允入党，很可能是中共为反右在知识分子内预埋伏兵所作的安排。根据张戎女士最近的毛传，国民党封疆大吏张治中也是中共秘密党员。
这些秘密党员不同于钻进国民党或者甚至日本殖民政府和汪伪政府内部的间谍和鼹鼠，例如熊向晖和郭汝槐。前者是间谍，他是胡崇南的亲信，在国民党攻打延安时通风报信，成全了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神话；后者是鼹鼠，其作用不仅是获取情报，更能影响决策。郭是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在淮海战役中按中共的意图调动国民党军队，制造了“小米加步枪”打败“坦克加飞机”的“奇迹”。
这些间谍和鼹鼠在世界各国战争和革命史上都不罕见，但以张学良和荣毅仁为典型的“秘密党员”却是中共革命的特色。在俄国革命历史上，布尔什维克曾经受到一些“革命对象”的金钱资助，例如纺织厂主莫洛佐夫和家具商施密特，他们甚至指定把家产都留给这个革命党。在古巴，第一富翁朱利罗勃曾经资助过卡斯特罗的游击队，他以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所以一九五九年以后他仍然留在古巴。但当卡斯特罗没收他的资产，答应给他一两家糖厂作为私人收入并参加其他国有化产业的管理时，他不像荣毅仁，他选择了离开古巴。和这些事例相比，中共的特色在于长期在革命对象中发展和保留这么一个人数众多、地位特殊的群体，而中国社会也向他们提供了这么一群愿意脱离自己原来的社会阶级和革命党融合的人。他们或许是出于幻想，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出于投机，有的可能最初也不乏理想主义，更不排除出于个人原因，例如有很多投靠共产党或者帮了共产党忙的人其实是有一个秘密党员做夫人或情人。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革命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要和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决裂，应该是最纯粹最彻底的。但在实践上，世界上多数共产党革命都有一个从所谓“民族民主”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给了共产党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以不同的理由利用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去达到特定的目的。中共革命尤其如此。人是复杂的。共产党讲人的阶级性，但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们从来都不受这个限制，只要有利于自己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什么样的人物都可以利用。在他们的队伍中既有热血青年、浪漫文人、渴望土地的农民、乡村痞子，也有山大王、青红帮、军阀、土匪、鸦片走私犯和资本家。实际上，对共产党革命认识的最大局限正是由这个革命所声称的那些理论和教条所造成的。
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有着也许是最长久最激烈的改朝换代的传统，因此中国的政治历史特别丰富，特别复杂，中国的政治斗争因而特别不择手段，中国的政治人物也因而特别不受纯粹的意识形态、政治信念甚至阶级利益的束缚。只要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时都有无数的人投靠新主就可以明白，中共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转自《动向》11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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