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肃宁历来是个出太监的地方。一个地方出太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比较穷苦，另外一个，需要某种示范效应。某家出了一个太监，从茅屋败堵而高堂大院了，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效仿。效仿者既多，门路越来越通畅，自然就形成了规模，犹如现在的养牛专业村、养兔专业村一样，成为一方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
有人说这很残酷，其实未必。德国的黑格尔称中国为“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因此，把一个原本注定要贫困一生的孩子送进宫中，以此换来一家人的温饱甚至发达，对这一家人甚至对这个孩子来说不啻于一桩合算的生意。
不过，和大多数出身肃宁的太监比起来，魏忠贤的例子仍是特殊的。一般人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二十二岁盛年，毅然自阉。这个事实，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有某种敢作敢当的不凡素质。
魏家显然是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可以看出来。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从现在的资料推断，魏忠贤显然是个外向型多血质的人。他从小应该是个调皮捣蛋上房爬树的主儿。这种人精力充沛，不甘寂寞，敢想敢干，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巴交规规矩矩的农民。从少年开始，他就整天跟在村里的几个混混屁股后面，由于他本性憨直，待人热诚，讲哥们义气，所以虽然家境贫寒，但在这群人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基于他的家境以及个人名声，他的老婆只能是一个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相貌平庸的村妇。家庭生活对他显然没有太多吸引力，对对付付干完农活，他就整天和自己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偷鸡打狗，纵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氏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寥寥数十字的记载显然把事情简单化了。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和长期以来某种模模糊糊的心理准备。支撑这一时冲动的，除了他那多血质的性格之外，必然还有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是呀，作为一个欲望强烈，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苦挣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上天在他心底种下了那样多的欲望种子，却又注定要让这些种子活活旱死。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藉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而这种做法又给他带来整个家族和村里的冷眼和厌弃，村里人甚至以他为反面典型，教育孩子长大后千万不要和他一样。虽然他表面上满不在乎，可是内心不能不为自己生活的失败与无望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弃感。他表面上放荡不羁，实际上对自己失望透顶。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也许这句憋出来的话倒给他指出一条道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何如进宫当太监！就把这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如果赢了，衣食不愁不说，熬上几年，混出个模样，回到肃宁，说不定县太爷也会亲自接见呢！
在那个夜里，躺在丑妻身边的魏四也许越想浑身越热血沸腾。或许他会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兴奋得发抖。他想像着自己，这个在村子里人人瞧不起的人跟在皇帝身边－皇帝，天底下最尊贵的人！想像自己鲜衣怒马，驰骋在肃宁县城，以前的哥们见了他，纷纷在马头前下跪。想像自己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青砖瓦舍的三进大院。越想，他的心越飞扬。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据说，当了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地方胡乱埋了，做永世的孤魂野鬼。身后事没踪没影，就不去想它了，可眼前的事是明摆着的。做了太监，就成了一个废物，就不再是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那二两肉，而是一个人的根本自尊和尘世幸福。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耻辱和最大丧失了。
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白受罪。
魏四的犹豫、彷徨、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是可以想像的。这是欲望和欲望的交战，损失与损失的衡量。实际上，两边都是悬崖，两边都是火坑，两边都是地狱。是阉割掉基本能力，还是阉割掉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
无论魏忠贤最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展台上，这一夜的他，只是一个被命运追逐着的猎物，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剐刑。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然而，决定好作，实施这个决定却依然困难重重。
摆在魏四面前的有三大难题。首先，净身需要交一大笔手术费，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这笔钱对他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其次，当时的净身手术师虽然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死亡率很高，特别是成年人的净身手术，死亡率更高。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然而，如此庞大的数目，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要。明朝中叶，一次宫中大规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蜂涌来报名，不少人面试前都做了净身手术。面对如此汹涌的求职潮，政府只好一再扩大名额，从一千五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再从三千人扩大到四千五百人，可是到最后，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上对这些落选者有一个专门的称呼： “无名白”，也就是净过了身却没门子进宫的人。
每一次饥荒过后，京城里就会增加许多“无名白”，到魏忠贤的时代，流落在京城的无名白仍然有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应该就是一万部情节相似的悲剧，映照了“君正臣良，天纲地维”的大明社会的真实一面。
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仅强于乞丐，收入十分可怜，糊口而已。然而这个工作只能容纳几千人。剩下的大多数“无名白”只有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看着这些女声女气的汉子赖在自己马前，死乞活要，谁都恶心，只好捏着鼻子给两个钱打发了事。因此，乞丐倒成了大部分人的专业。再剩下的人，只好去当小偷或者加入黑社会，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成功率不大于百分之五十。然而，他的血液里天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卤劲。他说动家里，同意他去作此生死一赌，家里居然被他说服了。毕竟，这次赌博成本不大，成功了，一家从此脱离苦海，上升到中产阶级乃至更高的阶层；失败了，就算大赵庄少了一个浪荡子。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也卖了家里的一条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借助太监村的优势，他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二十几两银子，进京找一家私人净身师，净了身。当他躺上了那扇专门用来净身的门板，被人用麻绳紧紧缚住手脚时，他心里也许会掠过一丝悲凉，甚至会泛起一丝悔意，更多的，应该是对周围一切事物蓦然而起的莫名的愤恨和悲怨，虽然他是自愿躺到这里的。这种怨恨，在手术师举起屠刀的一刻化为了浓黑的液体，从那时起永远积存在了他的心底。
去了势，下面插了一根大麦杆，魏四叉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净身师成天给他喝臭大麻水，让他拉稀，就直接拉在炕上的稻草里，整个屋子恶臭难闻。魏四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了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一天比一天愁。魏家已经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作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已经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早已分家单过，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能不能进宫，却绝口不提。魏四的伤口好了，只好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里安身，一等就是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做恶梦。秋去冬来，他连一身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窝在龙华寺偏房里，不敢出去。原来那些梦想不再想了，他现在满心都是后悔。原来虽然吃不饱饭，毕竟还算个正经人家呀，可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他暗下了一条决心：如果进不了宫，宁可自杀，也不去当乞丐。
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前三所需要一个倒净桶的人。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
消息传来，全家人烧香念佛。这一天，成了魏忠贤和他全家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他的激动，不次于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的高中进士，虽然他只是找到了一份倒马桶的职业。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像所有眉飞色舞、吐沫星子乱溅的夸大其辞一样，当了太监就能发财致富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的，当了太监衣食不愁，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冬夏装各一套，铺盖六年一套，日子过得比在大赵庄时自然是强多了。然而也仅此而已。那些传说中锦衣玉食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大太监，最高领袖是宫中司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稍下一点，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随堂太监，各监、司、局等处的掌印太监，还有在皇帝周围直接照顾皇帝生活的高级太监。然而，这些人在十万太监中不过总共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位高权重，地位比高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于中层的有数千人，在各种内官岗位上或多或少地掌握着一些权力，比如宫中各种物资的采购呀，出宫办事时的勒索呀，这点权力足够他们捞到相当可观的油水，过上普通官僚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个金字塔的主体，也就是数万名像魏四这样跟班、抬轿、巡夜、洒扫、看门的太监这一层，所得的好处就仅剩下衣食两项了。甚至有的家里负担重的，为了多赚点钱，还在宫里给宫女当佣人，洗衣烧饭无所不为，被人称为“旋匠”。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说是名字，其实不过是个符号，只不过叫起来比“零零几”顺嘴些罢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让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头疼不已。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正统年间声名显赫的大太监王振，是最典型的代表。此人本来是一个儒士，权欲大到了变态的程度，在下层官场混迹九年也没有混出名堂，索性孤注一掷，自阉入宫，当了东宫太子讲读，也就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在这个职务上，他兢兢业业，谦恭自守，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取得了太子的信任。当太子登极之后，他自然成了宫中的最高太监，从此用足心机，大权尽揽，占尽天下风光。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他好像与文字天然不亲近，进宫多年，在文化太监中熏染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作敢当，却独独与“心机”两字沾不上光。在与太监们喝酒赌博的日子里，他经常被那些奸滑的太监耍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当认清了自己在智力能力上与别人的差距后，他就没有什么痴心妄想了。实际上，以他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都不容易。他进宫好几年了，还是没有能力帮助家里摆脱赤贫，侄女、外甥女还是相继被卖到京城做了大户人家的奴婢。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脱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而一直到五十二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落”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即使做梦，他也不会想到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它偏偏要造就这看起来绝不合理的奇遇，看看至愚至贱的“魏傻子”在权力的重压下会变形到什么程度。当然，历史是诡谲的，它开了这样一个过分的玩笑，用的依然是它的拿手好戏：偶然。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子，而这个位子，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
又恰巧，他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不仅仅因为李进忠是“傻子”，更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
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从五岁起，整个大明帝国的官员就不断呼吁皇帝按惯例册封这位长子为太子，万历直拖了十五年才补办了册封手续。而且册封之后，也一直心神不定，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如果没有群臣的坚决反对，太子早就被从储位上赶下来了。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侍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当时一些侍候太子长子的太监经常抱怨前途无望：“陛下万岁，殿下亦万岁，吾辈待小官家登极鸿恩，有河清耳！”
然而，李进忠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来了。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脱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的奴性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了主子的附属物。在那些精明之徒对才人与皇子不那么待见的时候，他却自始至终，谨谨慎慎，恭恭敬敬，一丝不苟，以至于在宫中很有些忠心耿耿的口碑。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
魏进忠的另一个特点是性格讨人喜欢。他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这一点，在以阴毒猜狠著称的太监群里非常少见，因此也非常受人欢迎。虽然被目为“傻子”，可是人见人爱。另外他身体灵活，是个运动型的人，“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控弦，射多奇中”。在动手方面，可谓心灵手巧。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经常能逗人开心。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的有感情。
由于太子被人冷落，这位皇长孙自然就更加没人重视。按理，作为龙子龙孙应该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万历皇帝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此事，直到成年，这位皇长孙也没受读过书，认识的几个字还都是身边的太监们没事时教的。
至尊的天子在底层文化氛围中成长，听起来似乎是个神话，但事实确实如此。明宫的规矩，后妃从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这些人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都机灵乖巧，有眼色，会来事，对小皇孙百依百顺，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在和小皇孙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市井文化的低俗、现实、狭隘、目光短浅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在这些人中长大的小皇孙，更像一个在乡村中长大的被惯坏了的野孩子，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对朝中的大臣，都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却惟独对身边的这些人感情深厚，宛如家人父子。皇孙最热爱、最依恋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真正的母爱，是客氏给予他的。因此，他对客氏的感情，与亲生母亲没有任何分别。都十六岁了，他还和奶妈住在一起，形影不能分离。登基之后，按惯例，奶妈不能居住在大内了，可是客氏才出宫两天，他竟然“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只好又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奶妈接了进来。自此之后，备极荣宠，风光不在太后之下。
十分自然，这个后来成为明熹宗的孩子“不好静坐读书”，而是好动，爱热闹，喜欢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起来没完没了，不知道节制。他喜武，爱看锣鼓喧天的武戏，也爱自己舞刀弄枪，更喜欢骑马射猎。少年之后，他又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他能自己设计精巧的玩具，“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泄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皆出人意表”。有一段时间，他对木匠活的热爱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常常带着几个太监“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
如果生在民间，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工巧匠。可惜的是，他是天潢贵胄，因此，这一切在记载进史书之时，不可避免地是他行为离奇的佐证。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孩子的正常表现而已。
在他骑马射箭或者运斤成风的时候，总有一个身躯高大的人跟在身边，那就是魏进忠。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个孩子当了皇帝的天启五年五月，魏进忠对他的这种近乎亲缘的感情仍然没有丝毫衰减。那一天，皇帝在西苑荡舟取乐，不小心翻了船。魏太监一时心急，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竟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救皇帝，结果几乎搭进了性命。这孩子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他的忠诚，已经不是基于尊卑关系，而是成了内心的感情需要。
万历四十八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倍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因为纵欲过度，一命呜呼了。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
这一转机来得太快了，所有的人都有点昏头转向。魏进忠更是兴奋不已。原以为正当盛年的光宗怎么也得做个二三十年的皇帝，自己这辈子可能看不到小皇子登基了，没想到这一天这样快就到了，快得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自己这辈子很有可能混个什么膳食处的首领太监之类的体面角色，回到肃宁，县太爷可真得亲自接见了！
任何人，包括魏忠贤，都以为自己的造化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更大的幸运不由分说砸到他头上。
在明朝宫廷中，流行着一种“对儿”的习俗，也就是相好的太监与宫女。皇帝奶妈客氏的“对儿”原本是魏朝，此人和魏进忠是不错的朋友，能力很强。皇帝登基之后，被提拔为干清宫管事并兼管兵仗局印，从此事务繁多，在宫中的时候越来越少。而魏进忠管理伙食，与客氏接触很多，魏进忠的豪爽耿直，开朗活泼对女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感情，而且越陷越深。有一次魏进忠正与客氏亲热，被突然回来的魏朝撞见，两人当即吵骂起来，惊动了皇帝。
皇帝不管二魏谁对谁错，他关心的只是奶妈的幸福。他问奶妈说：“客奶，尔只说尔处心要着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客氏也是个敢作敢当之辈，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多年的“夫妻”魏朝恩断义绝，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魏进忠。
当年的客氏刚满四十，正是丰韵犹存，而魏进忠已经是五十有三的老头。看来，这个重感情的“憨而壮”的老太监身上确实有某种不可阻挡的性格乃至人格魅力，让当时这个宫中最尊贵的女人心动不已。
不论如何，成为客氏的“对儿“成了魏进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客氏的亲信就是皇帝的亲信，从此，他成了皇帝最信任的太监。
这一地位意义深远。因为，与对木匠活的强烈兴趣相比，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却十分厌恶。繁重的政务对他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自幼生长在清冷的东宫，平时除了几个宫女和太监，几乎没有接触到其他人，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因此，在上朝的时候，他总是显得羞涩，笨拙，坐在那儿活像一个木偶。别人说什么，他根本听不明白，也不想听明白。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好让他一心一意回后宫玩耍。这一重任，阴差阳错而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
为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皇帝批奏折，就意味着掌握了帝国的所有权力。
历史把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已搭好，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站到了帝国最高处的前魏四，李进忠，现魏进忠，是如何开始他的表演的。
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表字“完吾”。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举动。这意味着魏进忠充分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转换：以前，他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进忠足矣。而今，他已成了当朝秉政，要开始治理国家大事了，忠之外，还必须要贤，也就是具备不凡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需要尽快完善自己，“完吾”。
这一动作说明魏进忠并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傻子”，这个人，很知道些抑扬进退。
何止不是“傻子”。魏忠贤有着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更强烈的欲望和自尊。从小，他就是个活泼伶俐的孩子，作为家中的“老小”，倍受父母宠爱。长大之后，他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更高的期待。正是强烈的改变生命状态的欲望驱使他毅然自宫，这个举动说明了他完全具备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的能力。然而，入宫之后的无情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
在朱由校登基以前，命运在他面前从来没有露出过笑脸：生而贫穷，长大之后因赌博恶习而不为社会所接纳，在命运的逼迫下放弃男人的自尊成为太监，而成为太监之后依然混得没有名堂，在太监们的钻营倾轧中屡屡挨踩，升迁得异常之慢。因此，被人目为没能耐没出息的“傻子”。
在命运的屡次打击下，他自觉带上了“傻子”的面具。他承受不了自尊心的压力，只好选择了逃避。他笑嘻嘻地听着别人叫他傻子，他好脾气，人家怎么逗他也不生气，他甘居人下，用自己的示弱来换取别人的保护。他大大咧咧，他憨憨傻傻，他没有了自尊。他活得像一个爬虫，他乐于当一个爬虫，当爬虫多舒服呀，可以不受自尊心的折磨，可以对自己不负责任，可以任由别人践踏－既然自己没有反抗能力。
然而，自尊心是扼杀不掉的，它只能暂时被麻醉被压制。压制越力，聚集的反作用力就越大。它时刻蠢蠢欲动，给魏进忠带来痛苦。睡在太监班房里，魏进忠经常做这样的梦：自己在刷一个巨大的马桶，马桶里有一只小小的蛆虫，他怎么也刷不到。他对这只蛆虫异常地厌恶，异常地痛恨，可就是刷不到这个恶心的东西。越刷不到他越着急，急着急着就醒了过来。虽然不会心理分析，可是他也能隐隐感觉到，其实那只蛆就代表了他自己，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其实是厌恶不已的。想到这里，两颗混浊的泪会不知不觉在夜半三更爬上魏进忠的眼角。实际上，自尊和欲望一直在憨直的外表下顽强地发挥着能量，虽然缺少机心，但他并不是没有机心：他对皇子和才人的鞠躬尽瘁，难道是出于纯粹忠诚吗？他之接近客氏，仅仅是阴差阳错吗？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模模糊糊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扬眉吐气的一天，那光宗耀祖的一天，那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我魏某人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一天。
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机会面前，魏忠贤表现了他果断敢为的本色。面对司礼监秉笔的任命，他没有丝毫的谦退。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通过这样一个繁杂的过程，他把自己的个性毫不犹豫地写进了帝国的政治史。
权力的滋味胜过了所有的琼浆。这才直是天下至味！天下所有人的生杀荣辱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个高员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也可以使另一个人瞬间飞黄腾达。全帝国所有最聪明、最能干、最富有的人都要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自己一跺脚，四夷八荒都要颤动。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他一时有点头昏目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品尝超强的快感。现在，他对命运的抱怨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感激。俯视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清河晏，让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感觉自己此刻是如此的高大，慈祥，睿智，大手一挥，就会把温暖洒向四面八方。这才是他，真正的魏忠贤！
可惜，对于一个总揽帝国全权的大政治家来说，魏忠贤农民、倒马桶者、伙食管理员的经历太过苍白。他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他所有的资本不过是“担当能断”和“颇有记性”而已。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也不会接过这炙手可热的担子。虽然胸怀大志，他治理的大明天下不可能不走向空前的混乱。
天启六年初，兵部请求提升镇虏关提调董节为游击将军。魏忠贤听了奏折，惊喜地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从提调到游击将军中间还有个都司佥事的级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级别直接超升？里头一定有问题，说不定是一起舞弊大案！他深为自己的“洞察”而得意，立刻下旨责问。兵部立刻作出了解释：因都司佥事一级实缺较少，提调一般都直升游击将军，这是几十年来的惯例，有据可查。但魏忠贤既已认为是大案，哪能随便放过，竟然硬把主管武官升迁的官员削籍为民。兵部尚书再次说明情况，魏忠贤不但不承认自己不熟悉政务，反而命令兵部以后再不得越级超升，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改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懂硬要装懂，又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有一次，礼部官员李恒茂在一份奏折中用了“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话，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由于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的关节当上了山西巡抚，说他“整兵山东”，无疑是错误了。魏忠贤抓住这个把柄，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精明，如果李恒茂立刻认错，再颂扬魏忠贤一番，肯定就安然无事了。谁知李恒茂自觉委屈，偏要上书辩解，说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未赴任，说他“整兵山东”符合惯例。这番不识趣的辩白让魏忠贤恼羞成怒，以“不恭”的罪名削了李氏的官籍。李氏好好的一个前程就因为这样一次莫名其妙的误会给毁了。
由于缺乏起码的从政经验，所以魏忠贤解决政务难题时，常常会别出心裁。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魏忠贤想了一个绝招：明朝资深大臣有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这些人每年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于是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进马。在这幕喜剧中，魏氏表现出了小农式的狡黠，然而，这区区几百匹马于事无补，徒然让人笑话而已。
别人怎么哭笑不得魏忠贤不知道，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自从当上司礼监秉笔，耳边听到的，都是对他的颂扬，眼睛看见的，都是如花一样谄媚的笑脸。像历来的首领太监一样，他在京城东部有了一座豪华壮丽的府第，有了无数的仆人，他们如同他肚子里的蛔虫，机灵乖巧，了解他的每一种喜好，把他侍侯得浑身舒泰。每天晚上回府，都有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等待他的接见，他们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乞求他赐给他们些好处，或者等待着他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裁决。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连几个月，魏忠贤都像是在腾云驾雾中度过。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充满新奇地仔细体验着自己的尊贵不凡，并且人来疯似的努力向世人夸耀。
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大款烧钱以显示富有一样，刚刚从卑贱变为至高无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何况他又是一个粗放外向的人。他特别喜欢炫耀排场，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权力的显赫。每次出行，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也许有些夸张，但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的出行有他的派头大，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穿着上，他也要千方百计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平时他经常穿龙袍，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比皇帝冠服只是颜色上略有不同。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
魏忠贤并没有任何僭越之意，他只是头脑有些简单，只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高贵，与众不同。
所有这一切，仅仅反映了这个人资质的庸劣。他甚至连起码的避讳之道都不懂。如果稍稍懂一点历史，稍稍读一点书，他就会知道，历史上凡是手执朝柄的太监，十之有九没有好下场。远的不说，就以本朝来讲，一百五十年前权倾天下的太监王振死在战场上，死后全家老小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一百年前“立的皇帝”刘瑾，更是被凌迟处死，活割了三千多刀！
魏忠贤不知道历史，他也不想知道。他只想福泽天下，雨露苍生，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干得兴致勃勃，兴高采烈，也干得兢兢业业。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听别人念文件，然后口述意见，一处理往往就是一天。虽然累，但是感觉充实极了。和倒马桶不同，此刻，他真正体验到了工作的快乐。用现代政治词汇说， “他把全部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大明王朝”。绝不像史书所说，他要颠覆大明天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治理好大明天下，才是他切身利益所在。
然而，东林党人对此不以为然。
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忠臣们自幼饱读圣贤之书，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们认为，世界就应该按照这些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天下众人的表率，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皇帝应该具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并以此来感化天下万民，正所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有七情六欲。然而，拿这些天理和皇帝的行为对照起来，他们经常发现皇帝令人失望。
有明一代皇帝，因为太祖朱元璋血液中的卑劣因子，成材的太少。自成祖以下，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辈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由于热衷于宫闱秘戏，他们大多享年不永。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因为性病暴死；宣宗游戏无度，死于三十八岁的盛年；英宗时太监王振专权，几乎亡国；代宗懦弱自私，死时刚刚二十九岁；宪宗好方术，专宠方士和太监；武宗荒唐放纵，胡闹了一辈子；世宗的年号嘉靖被海瑞解释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穆宗纵欲过度，死时三十五岁；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大臣们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儿；再下来，就是一月天子光宗和当今圣上天启帝了。很显然，这父子两个也不是什么出类拔萃之辈。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朝的士人对四书五经背得最牢。他们抱了一腔悲愤拼死要把皇帝纠正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因为道德上的巨大优越感，有明一代，大臣和皇帝说话就特别不客气，犯颜直谏的人也特别多。他们写得高兴了，甚至要在奏折里对皇帝嬉怒笑骂，挖苦讽刺，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来给大家看。海瑞对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已经很久以来不把你当回事了！武宗朝大臣指责武宗“自取覆亡为天下笑”。雒于仁则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尚气。这些人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令名。
说来奇怪，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委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皇帝在宫中喝了一回酒，骑了一回马，第二天，立刻就有人上折子，告诫他酒乃丧德之物，非天子之所宜用；告诫他千金之躯，不宜驱驰。哪怕这一段时间他到哪个妃子那儿去多了，过一段时间也会有人上书，隐隐约约地告诫他要节欲，告诉他“无贪一时枕席之欢，而忘保身之术”。
与大臣们相比，皇帝们文化水准普遍不高，既然辩不过大臣，就动手。好在廷杖制度让他们能合法地发泄心中的怨气。所谓廷杖，就是皇帝看了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推出午门之外，扒下裤子，打屁股。由于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发泄皇帝对忠臣们的深刻怨毒，所以皇帝们屡用不爽，有的时候，廷杖被当成了消灭那些讨厌大臣的一种简便方式，因为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明一代死于廷杖的官员不可数计。偏偏忠臣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们还渴望死亡，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在忠臣榜上得到最高的荣誉。他们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对皇帝也毫无怨言。杨涟被打得肌肉腐烂，筋骨暴露，自知必死，给皇帝上书说：“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
东林党人就是这样一群忠臣。他们反对魏忠贤，原因不在于魏忠贤的水平太低，也不在于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在于魏忠贤的身分。明朝祖制，太监不可干政。即使魏忠贤真的才略能经天纬地，也不能由他来代天理政。因此，在魏氏掌权之后，各种反对的奏疏就一上再上。
天启二年，刚刚踏入官场的初生牛犊，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文震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政治现象的不正常：虽然皇帝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可不过就是一具傀儡，被人操纵。这位新科状元显然掌握了历代忠臣上书的诀窍，用语尖刻，一针见血，让人无法回避。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通过这一回合，魏忠贤第一次明确认识到，朝廷上下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巨大势力。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此类奏疏越来越多。天启三年，周建宗上书把魏忠贤比作前朝太监刘瑾，说他祸国殃民，要求立予罢斥。紧接着，给事中刘化弘、陈良训，御史方大任、黄尊素等人数次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攻击魏忠贤。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人的代表，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历数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指责魏忠贤夺皇帝之权，恣意专擅；指责魏忠贤擅改成例，破坏法度；指责魏忠贤僭越，出行时俨然是天子的派头。
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社会正统观念的。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决难舍弃。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代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倍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分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造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当上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笼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明代中叶以前，阉寺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说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经的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中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国家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的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小农社会中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真的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说实在的，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他心中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些饱读诗书的朝臣面前，他没法不自卑，没法不小心。东林党攻击之初，他确实惶恐不已，以为末日到了。然而此时，自卑、恐慌一扫而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现在，有那么多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他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的谋士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建宗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建宗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魏忠贤的亲信爪牙在拷打周建宗时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毫不防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 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作“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疏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中书舍人朱慎坎，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天启五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国家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进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代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天启五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很快到达了最高爵位。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地灌溉了他干涸以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地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地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的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辞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作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代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魏忠贤出任提督东厂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的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时，东厂的特务突然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被活活剥皮，其他三人因为没有附和而得到了奖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一位苏州官员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里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还说自己“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进一步劣化。这场闹剧，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水土流失。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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