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贾建英，我们的“亚洲英雄”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政治演艺英雄和文化演艺英雄颠覆真理和道德英雄的时代，“超女”成为民主象征，“以人为本”成为政治新思维，芙蓉姐姐和赵本山成为大众明星，“理性”成为逃避责任的良心避难所……在这个商业精神矮化常识和民族形象的时代，贾建英等被中央电视台和时代周刊联合起来边缘化了。正因为如此，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向贾建英表达尊重的人们，他们在即将沉陷的铁坦尼克上平静地演奏着圣乐，并将碳火堆积在这个侏儒伪装成巨人的时代。

　　真正的道德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永远是不为人知的，新闻报导和喝采声回避他们，围绕他们的不过是警察的困扰、家人的离散、朋友的误会和群众的辱骂，甚至还有精英们极其巧妙的嫉妒。因此贾建英女士如果使人感到陌生就毫不奇怪。贾建英生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北京人。其丈夫何德普出生于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北京人。何德普２００３年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被中国政府判８年徒刑。这些年来，贾建英在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压力下为丈夫奔走，却少为外界关注。贾建英遭遇的悲剧超越了政治犯的妻子所代表的那些悲剧，她的经历浓缩了1949年以来中国普普通通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在政治黑暗之下的苦难历史；而她的存在方式，她面对黑暗的方式，在力量自以为是上帝的国度中，显示了上帝仍然是力量。

　　贾建英的经历是中华民族的当代史，她在无助中的坚守是中国良心的当代史，她的苦难和孤独是有关中国所有的“导向报导”及“自我表扬”的耻辱史。早在“文革”黑暗中，当贾建英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爷爷被抓走，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她的爸爸被抓走，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那年她才九岁，“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被吓傻的小姑娘身上凯旋了，她眼看着家被抄亲人被抓颤栗不已。这个小姑娘从此屡造世人冷眼，生活在真正的饥寒交迫之中。政治粗暴同时毁灭了家的温情。在贾建英成长的十年里，正好是父母受迫害的十年，父母将国家强加于他们的冷漠转移到孩子身上，贾建英常常通过父母的拳脚体味着人间漫长的冬天。至今我们仍能想像一个担惊受怕的小女孩如何在父亲怒喝中战战兢兢的，因为我们的良心应该与她一起颤栗不已。在这些年月里，贾建英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她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在中国坚硬的土地上寻找食物；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正在向全世界、特别是“受压迫民族”炫耀粮食和拳头。

　　 贾建英的冬天随着婚姻的到来似乎结束了，与何德普的结合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世间温情。然而，当年闯入他家着抓走祖父和父亲的那些人又来了，她刚刚搭起来的春天里的小屋再一次被国家一脚踢飞。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４日，这是贾建英生命中第二个最黑暗的日子。晚上７点半，派出所的张所长，管片民警于ＸＸ，来到他们家中，抓走了何德普。贾建英回忆说： “他们走了，丈夫走了，而我的心也随着走了。望着被警察翻乱的屋子，看着家里那一老、一小的依赖目光，我不能哭，不能倒下，不管有多痛苦，都不能表现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的依靠，他们需要我这个小女人撑起这个家的天。”

　　这些年这个没有几乎上大学的小女人是怎样熬过来的呢？在丈夫被抓走的两年的时间里，她三次给美国总统布什写信，请求他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自己的丈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她公开致信北京市公安局，要求知道丈夫的情况，让他们放人。２００３年１月，她给联合国人权主席写信，请求对丈夫的状况给予关注。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她致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他们超期羁自己的丈夫提出抗议。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她向媒体通报了丈夫第一次开庭的情况。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她给美国的卡特基金会主席写信，请他关注中国政府对她丈夫的迫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她针对丈夫第二次开庭写出《五分钟的判决》一文进行公开抗议。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她两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致信，抗议政府违反法律。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０日，她再次向联合国人权主席写信，告诉他中国没有自由，呼吁释放政治犯。为了改善狱中丈夫的境况，她曾致信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第二监狱，反映狱中不合理的情况。由于丈夫两次被警察毒打，她多次找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反映情况。在丈夫被抓后，她曾经无数次到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处，打听丈夫的情况。她还曾经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公安局多次上访……与此同时，她的生活中布满了警察，国家恐怖主义肆无忌惮地进入了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生活的苦难追逐着国难接踵而至。２００３年，她儿子上大学要交一万二千多元，还要买一些住校的用品。丈夫除了要九千元生活费外，还要交一万元律师费。这些数字对贾建英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急得她一夜头白。走投无路的她不得不委讬香港的卢四清先生帮助在网络和报纸上刊登广告去卖肾……

　　这个走投无路的政治犯的妻子，却在审判丈夫的法庭上用笑声震撼了整个世界。她回忆说：“整个过程也就5分钟，公诉人没有到庭，进了门就宣布判决书，给人的感觉就是法庭很可笑，我笑出来了，我与老何对视了一下，笑了笑。”贾建英在法庭上的笑与林昭面对狱警的冷静，共同构成了我们时代和我们民族面对黑暗的抗议方式，这种抗议方式安静的令人窒息，它包裹着上帝远远超越仇恨的那种怜悯，它包含了沉重无比即将决堤的泪水洪流，它使所有英雄黯然失色。

　　贾建英的故事不可能震撼那个法庭，因为构成这个世俗法庭的那些角色早已经在上帝法庭中被判给了魔鬼，他们已经被弃绝，悔改与他们无关。但是，对于那些以爱和公义为名试图吃饼得饱的文化精英和“公共知识份子”们来说，对于那些用肩膀抗住所有荣耀却声称自己肩扛黑暗的聪明之子来说，当贾建英走投无路卖肾的时候，他们应该看到，在这个女人面前，他们的勇气和智慧都黯然失色。这种贪图名利的生存尴尬并是谴责的对象，但当这种尴尬不作为忏悔的对象而成为炫耀的本钱的时候，这些网络文化超女与中南海那些政治超女在存在品质方面就不分伯仲了。

　　前不久，中国一家新锐刊物评选影星章子怡为中国当代杰出“青年领袖”，而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超女”李宇春评为“亚洲英雄”；中国主流媒体为此大肆渲染《时代》这一选举“平民英雄”的事件具有解构性意义，而中宣部当然心领神会，为此推波助澜。“娱乐民主”不仅可以让娱乐帮闲政治稳定，掩饰苦难，还可以意淫民主，装点政治文明。更重要的是，其根本目的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歌舞升平的“民主气氛”中，而对苦难中的人，特别是因为抗议苦难追求自由而被捕、被迫害的人，要通过这些“莺歌燕舞”进一步将他们从人们的记忆之中抹去。那些鼓吹超女民主的人不仅是对天安门精神的背叛，也是对大众娱乐的谄媚，更是对北京以娱乐辅助独裁这一后极权主义国策的无知。并不需要指责李宇春和章子怡这些普通的个人，需要指责的是对她们的那些政治评价和文化高调，那些不着编辑的胡言乱语。事实上1989年以后中国的江泽民主义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是以“伪市场经济”、“娱乐民主”和暴力镇压为三大支柱的。在这“后六四时代”，中国娱乐领域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你不谈政治，你可以尽情享受“自由”。这种“自由”不造成了整个国民道德水平的下降，而且极大地帮助人们从天安门血案中解脱出来，也是当局从罪恶感和恐惧感中把自己释放出来－－它成功地为“稳定”培养了“群众基础”和“意识形态”。当江泽民在各种场合“想唱就唱” 的时候，他不仅在发泄自己的表现欲，也是在为自己的娱乐主义政治国策做广告，他希望全国人民都能一起卡拉OK.遗憾的是，这一政治图谋也附录一些国际媒体及异议人士，因为两方面在机会主义这一品性上取得了一致。

　　《时代》周刊在前不久刚刚讴歌过中国的崛起，超女成为他们这番商业努力所选择的最新题材。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江泽民传－－他改变了中国》那本书的运作，这的确是全球化时代远东政治文化的写照。北美的一些读者不相信中国最近封闭网络的疯狂举动和逮捕太石村维权人士的报导，因为《时代》和中宣部都告诉他们，中国已经开始走向民主了，2005年的“娱乐大选”如火如荼。最近两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精英和国际大众传媒开始加入“世界正在中国化”、 “文化正在娱乐化”这一可耻的历史之中。遗憾的是，没有人觉的得这是耻辱，他们把这种侮辱视为政治正确、荣耀和成熟。这个颠倒的世界几乎没有希望被颠倒过来了，因为拥抱李宇春的人正在以千万倍的优势压倒张望贾建英的人。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半吊子文化明星和娱乐活动成为中国道德最高指标和最后的归属，她们在精英和群氓共同的欢呼声中将“政治犯的妻子”践踏如泥。她们的笑声甚至使“意见领袖们”挥豪落纸，在这种卖笑文化和买文文化的商业合作中，卖身文化藉着孔夫子和时代周刊，打着策略和宽容的旗帜，全面凯旋。

　　十字架不在耶路撒冷，而在城外的骷髅野地。城市高处的那些荣耀都已经随着罗马帝国的各种浮华与虚荣烟消云散，但城外的荣耀才是永久的。这时代一切的傲慢和机会主义都将像罗马帝一样很快消失，而贾建英们的哭和笑则是永存的。因此我们应该为自己也为这时代感谢贾建英们，她们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的“亚洲英雄”。必将有一天，她们将在后人彻底否定我们时代的时候，被选出来反驳这些攻击。这世界永远是李宇春的世界，而不是贾建英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林昭注定被杀死，而章子怡站在领奖台上光芒四射。人们以各种方式（包括用无数文字垃圾进行咒骂）讨论自己与大人物、大事件、大新闻的亲密关系，但这些“宽容的文化”却不肯花一点时间向真理和正义、向流血的羔羊表达尊重。

　　事实上人类历史一直如此，那些永远成为人类明灯的人们，在她们的时代和祖国从来是被人遗忘和诅咒的，世界盛产大量的冷漠、谣言、石头和脊背用来应付他们。由于这些光的存在，甚至本来互相为敌的彼拉多和希律也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他们起来，竭尽全力将那些照在他们黑暗里的光压倒在萌芽状态。但这正是这些光的荣耀，光是不能被斩断的。贾建英并不孤独，因为她与真理同在。耶稣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16：32）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是，贾建英的道路是这样一条孤独的道路，除了心灵上的安慰以外，她在这世界确实孤独一人。但有内在之光的人有福了，因为这种依靠永远在那里，永远不会抛弃你如尘土。《圣经》告诉人们，人是靠不住的，不要依靠人，更不可分门结党，因为“信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人”。只有依靠这种力量你才可能为这世代“作光作盐”，并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世界的一切捆绑你，但真理让人得自由。这是真英雄的事业。

2005年10月3日星期一(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