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江胡对立的“江湖” —— 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一年之前，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如今，《纽约时报》透露，江胡实现“和平交班”背后最大的推手却是长期担任江泽民智囊的曾庆红。由此，江曾关系急速恶化，而胡曾则迅速接近。这也正说明政坛的一条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江并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自以为是地接受曾庆红“以退为进”的建议，最终作茧自缚，心不甘情不愿地“别了，政治局”。在独裁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失去权力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独裁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因此，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成为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即便是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会赖在宝座上不走。对于江泽民来说，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的前途的时候，他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其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会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们多得多。

在江泽民“光荣退休”的时候，人们普遍推测，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也不会像朱镕基、乔石等人那样，一旦卸职便基本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也 “杳无音信”，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江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近三年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从压制上海地产泡沫到调整港台政策，从打压赵紫阳丧事到宣称纪念胡耀邦，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无疑，很多人认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则代表健康力量。然而，在我看来，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注》所云：“闹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个戏子的谢幕并不意味着“优孟中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后江时代”的中国乐观。“江胡之争”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如果说两人存在差异的话，江更多倾向于功利主义，而胡的身上烙上了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烙印。但是，在坚持中共一党专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这点上，二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的纷争不过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已。因此，我不同意那些有意无意夸大江、胡之间差异的看法，或者是企图挑动两者之间“火并”以及“鼓励”胡启动政改的“话语策略”。

如果说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确实是“中国要向何处去”的根本性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那么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江胡之争”，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争权夺利”。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江长达十五年的统治实在是太长、太痛苦也太耻辱了－－我们如何应对子孙们的追问：“你们怎么能够在一个戏子的统治下度过青春时代？”所以，出于“两害取其轻”的考量，人们不得不对胡产生更多的期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说得刻薄一点，这是“被虐狂”企图减轻个人痛苦的梦呓。

江是一个比邓更缺乏想象力与改革热情的“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尽管在四中全会赞扬其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但这样的谄媚之词无法改变江在民间被当作“笑话主角”的事实。而胡的履历及上台之后若干施政方略都表明，他将继续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更接近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胡下令大张旗鼓纪念“鸟笼经济”的始祖陈云，已然说明他更愿意当陈的学生，而不是邓的学生。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胡讲过一句有个性、有人情味的话，他那背书般呆板僵硬的语言，甚至比江的装腔作势还要让人厌倦－－江的夸张的表演至少还有某种喜剧效应。

胡成为继江之后又一个“三权集中”的领袖，他接下来的行动不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获取并巩固江退去之后遗留的权力真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诸多团派人物已经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位置，气势远远超过了上海帮和太子党。从江手中拿过权力来易，好像在退潮的沙滩上捡贝壳和海螺一样；但要阻挡全球的民主化潮流和国内民众前赴后继的抗争，却难于上青天。《新京报》发表的社论题为“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党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压倒了普通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中共已不具备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热情，而蜕变为一利益共同体。为了维护“压倒一切”的“稳定”（也就是保障特权阶层能够舒舒服服地掠夺和腐败），广大弱势群体将继续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压榨和凌辱。

今天的江湖，是江胡对立的 “江湖”。在这个江湖中，“公义”成为稀有金属，“不公义”则成为社会常态。“不正常”的生活使得人人都受到伤害。当谎言无法持续地充当麻醉剂的时候，当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时候，当鸩再也止不住渴的时候，暴力便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就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大肆称颂江泽民“十三年来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在媒体上发现了两则新闻：据《华西都市报》报道，重庆市江津双福镇古桥村发生惨剧，拆迁部门在一块被征地居民迁出前提前动工，巨大的推土机推倒房屋，将屋内熟睡的三岁幼童活活砸死。记者描写道：“孩子的一只小手和半边脸留在泥土外面，场面惨不忍睹。”这个名叫陈良的小孩与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同岁。惨案发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辞世之地，陈独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由共产主义回归英美自由主义。另一则新闻是：大连某大学的学生李赫为谈恋爱，编造谎言说自己有数百万家产。当谎言被女方的亲揭穿之后，他丧心病狂地用铁锤将未来的丈母娘砸死，并藏在宾馆的衣柜之中。然后，他谎称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几天，带着女孩逃到哈尔滨。直到几天后李赫被捕，可怜的女孩才得知母亲已经被人面兽心的“恋人”杀害。大连由太子党薄熙来经营多年、被中共宣传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的样板，却发生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两个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成为中国现实状况的最佳注脚。

胡温及其政治局的同僚们没有让国人看到任何希望。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灵环境中，百姓怎么能过上“正常” 生活呢？我们不能继续在这样的“江湖”中生活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及法国大革命前夕民众的状态：“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国民众的状态与之一模一样。当年，法王路易十六没有预感到危机的迫在眉睫，等马车开到悬崖前再想刹车却已经来不及了，马车的惯性将旧制度及寄生于其上的统治者们统统拉入万丈深渊。今天的胡锦涛们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以此文“纪念”中共建政五十六周年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