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不寐
李文兰，女，1961年生。中国陕西汉中市洋县溢水乡上溢水村农民。2002年夏天因家中失火，丈夫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四川老家。李文兰生活没有着落，加上思念亲人，便一路行乞赴四川寻找丈夫和孩子，途经陕西城固县二里镇一带时被殴打致死。惨案详情如下：
2003 年５月６日晚，二里镇初级中学初三学生张智伟、郭亮和王云璋在镇上一家烧烤店喝酒时，李文兰上前讨饭并与３人发生口角。当晚１１时许，喝了１１瓶啤酒后的３名学生回家行至镇桥头时又碰上李文兰，３人余恨未消，遂上前不由分说狠踢李的小腹部，并排成一排在倒地不起的李身上乱踩。随后，他们又将李拖至路边的农田，脱去李的裤子，拿起田边的菜籽杆插入其下身乱戳。李文兰倒在地上神智不清，几分钟后才痛苦地向前爬行，３人仍感不解气，又抽出腰间皮带，用铁制皮带头在李的头部、臂部、腿部等部位抽打。至次日凌晨１时许，３人才结束了暴行，整个施暴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５月７日凌晨５时３０分，镇中心医院的值班医生李创民听到门外有人呻吟，开门后发现李文兰面部青紫，双手捂着肚子，说有３个流氓用菜籽杆捅了她的下身，要求看病。李创民没有采取任何诊治措施，只是向二里镇派出所打了个电话算是报案。民警魏国华接警后，８时多才安排片警鲁小军（司机）去察看，鲁小军在医院没有找到李，回派出所时在桥头碰到浑身是伤的李文兰。李文兰对鲁小军说她被３个流氓打了。鲁只对她说了句“你是哪里的，走就是了”，便开车回到派出所。
８日下午，二里镇二里村村支书刘国栋两次请示派出所如何处理李文兰之事，最后商定将李送到辖区以外的地方。村上据此将李送至城固县与南郑县的交界处。
９日下午，二里镇苟家湾村村民向派出所报警，称发现一具“女尸”，派出所负责人尚龙德带着民警和当地村干部赶往现场，当时李文兰仍神智清楚，并叙述了３名施暴者的形象，随后他们将李送到镇医院救治。１０日上午，李文兰因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李文兰全身多处脏器受损，阴道内挫伤严重，因受钝性外力致湟 BGB0001I膜下腔出血，左侧多根肋骨骨折及腹腔感染而死亡。（相关新闻参见新华网、中青网）
我不知道，当中国还怀抱着李思怡的尸体的时候（按新闻时间），如何面对这一新的惨剧？！李文兰之死以一种绝决的态度说明：中国的悲剧永远没有尽头。这种悲观的结论似乎得到了这一个案的特别支持：不是警察而是孩子成为杀害李文兰的第一凶手，而孩子据说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未来。
当然，这一惨案中警察部门的不作为以及村民的结构性冷漠同样对李文兰之死负有责任，这些石头一样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个体生命死灭的制度性背景。人是孤独的，挣扎在人群中如被压死在马路上而无人理睬的猫。国家即使不是凶手，也决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可耻的是，它一直宣称它的合法性就是为公民提供援助，而且还是这一援助力量的代表者──李文兰之死再一次戳穿了这个迷天大谎，不过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撕裂这张政治遮羞布再也不值得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另外一种民族精神牌坊也同时轰然倒地──吃人的宴席一直排下来了，一起排下来的还有看客的队伍，这个“勤劳善良勇敢”的民族、这个盛产“圣人君子和仁人志士”的民族，黑压压地聚集和散落，如被历次天灾人祸打磨过的石头和因此丧失神经的行尸走肉。在这里，没有一点点同情心和悲剧感，个人的毁灭就象一粒尘埃落入古井中。与此同时，北京继续在舞蹈，这是中国历史排下来的第三场宴席──政治化装舞会，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说明：李文兰是不存在的，而唯一存在的是主席和书记的每日饮食起居，而这些伟大事件是如何使李文兰们感恩戴德的。]
诚然，那三个中学生是“个别人”，但我有充分的人生经验使我相信，这“少数”几个孩子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教育“最合格的毕业生”，这一国家教育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完全是天经地义或顺理成章的。
1989 年“政治风波”之后，一种小市民政治或小人政治领导了国家。这个“新国家”完全依靠政治堕落和帮派利益来维持，在它的示范下，特别是在它积极推动的国家教育中，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育被束之高阁，谎言与厚黑学因此统治了课堂内外。这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制度性地生产着年轻的名利之徒和毫无廉耻的年轻暴徒、流氓、打手与新新人类这样的精神病。他们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但却是具有相类似的人格特征的江泽民主义的“红愤青”。他们是网络上的流氓，也是街头的凶手。他们一年年在长大，因无知而更加偏激和野蛮，因精明而更加残暴和无耻，他们是中国政治真正的传人，一种“后改革开放时代”的法西斯主义转向所必须的群众基础。这些青年暴徒基本是疯狂的民族主义信徒，同时又是疯狂地杀害自己同胞张文兰的凶手。如果说毛的罪过之一是人口政策上的倒行逆施，那么“新时代”的罪恶之一则是为中国精心培育了这样一代新新人类，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意味着毁灭和死亡。
更重要的是，江主义的国家教育仍在继续，孩子继续走进校门，而“红愤青”仍然在象悻悻的狗一样从学校冲向社会。经过细致的政治谎言的教育和政治堕落的官方示范，这些“新兵”冲向街道和村庄，在等候一场“啤酒馆革命”之前，不间断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暴行。我知道，“新国家”的愚民教育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捍卫89事件之后窃国自肥的商业利益，也是为了缓解1989年引发的政治大恐慌──“国家”再也不需要80年代的“启蒙教育”了，它对“八九一代”痛心疾首。它必须彻底地消灭再产生“八九一代”那样的年轻一代的可能性，因此它要千方百计地培养在精神上和“八九一代”完全不同的新一代人。他们成功了，他们用李文兰的鲜血给这新一代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但问题是，这一政治自卫行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疯狂自私的政治集团为了那些帮派利益正在政治上彻底消灭中国，在人口生态方面为这个国家准备葬礼。李文兰死于这场灾难的前期，她为我们所有人发出了第一声惨叫。
孩子是无辜的。这是真理。“国家”是由人组成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凶手。这是政治常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更多的人们是否应该对国家的胡作非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呢？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新国家”的侵略校园的战役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至今他们仍然是看客甚至仆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同样是李文兰惨案的旁观者，只不过站的更隐蔽一些罢了。李思怡、孙志刚以来，知识分子仍然在扮演批判家的角色，他们是否也应该作为那些警察的“老师”而做一些反省呢？由于我们“小于一”，由于我们是小人，所以我们才拥有了小人统治。耻辱，我们竟被小人统治了如此得心应手和固若金汤。更耻辱的是，我们还不觉得耻辱，而在成熟地自我辩解，在一味地义正词严。李文兰死了，朝野间的一切伟光正该收场了。
2003年8月6日星期三
－－转自《人与人权》
任不寐：祭李思怡文
【大纪元7月11日讯】李思怡，女，3岁，四川省成都人，2003年6月4日到６月２１日，因母亲被警察抓走而饿死在自己的家中。
6 月4日，李思怡的母亲李桂芳把孩子锁在家中后就到金堂县去偷东西并吸毒，被警方抓捕后送去强制戒毒。当时李桂芳哀求警方通知亲属照顾自己的女儿李思怡，但警方并未采取措施。李桂芳在被收容期间向警察下跪诉说自己有一个三岁的娃娃还锁在家中，乞求放她出去，把娃娃放到亲戚家中再到派出所报到，但警察们拒绝了。６月２１日，警方接到举报发现李思怡时，她已经死亡多日。
李思怡生于2000年某月某日，她没有父亲，也没有户口。她生下来似乎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者不为这个世界所容留。这个世界这样大，却没有一个小女孩的容身之地。这个国家这样强大，却不愿意给一个小女孩一张出生证，更不愿意给她一块面包。
小思怡常常挨饿。这母女俩的生活非常窘迫。李桂芳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经常到附近超市或杂货铺偷面包、豆奶，被人抓住了她就哭着求饶。遗憾的是，这次她求饶的对象是警察，是国家，她象一只蚂蚁哀求一只从容下落的巨大脚趾。
小思怡常常被母亲李桂芳锁在家里，她经常站在窗户前往外看。从来不哭闹。她就这样天天趴在窗口，满怀希望地等妈妈给她送吃的回来。福利院拒绝收养她，邻居和亲戚也拒绝收养她。小思怡从那扇窗子里看到的却不是一片漆黑，那里有一片一片的阳光。
可是从2003年6月4日这一天开始，窗口一天一天变得模糊起来了。妈妈没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最后，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这些天天气非常热，她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小女孩被关在家中七日，活活渴饿而死。死之前，她曾努力想打开门，门上留下一串细细的血迹……有记者记述说： “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而目睹这一切的，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小思怡抱过多久的，那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绒毛熊。绒毛熊是这个房间里小思怡惟一的伙伴。绒毛熊不会流泪。”
整整17天，这个世界平常地运转着，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挣扎的三岁的小女孩。到6月21日人们发现她时，小思怡倒在门后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烂。当地媒体报道说：经过法医检查，她的小脚已经踢肿了，门后有一块脱落的漆，右手指甲不同程度损伤。喉咙红肿。衣柜被翻，像是找吃的东西，卧室窗户前放有一个小凳子，不过窗户没有开开，案发后，成年人开这个窗户也是很费力。通过地上的痕迹，屎尿（小心的放在卫生纸里面）的状态，专家认为小女孩生前一直在求生，并慢慢的死去，这种绝望的死比世上任何酷刑都要残忍，并可能晚上受到惊吓，因为根据痕迹，小女孩晚上似乎曾躲在衣柜，“长夜漫漫，无处话凄凉……”
三岁的李思怡从未照过相，邻居说：小思怡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
派出所在李李桂芳的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100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后没有警察去通知她。李桂芳还在被拘捕中，她将来有一天应该记住以下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实习警校学员穆羽──她直接和间接地向他们哀求过。世界也应该记住这些名字，他们在家中是普普通通的丈夫和父亲，是非常正常的普通人，更可能还是“好人”。
李思怡回到天国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不配拥有她。这个世界彻底留给了流氓、骗子和罪犯统治，也留下象我这些冷漠的看客接受煎熬。李思怡挣扎在我的世界里，并让那小小的毛毛熊静静地看着我的眼睛。我再没有权利拥有眼泪，我只配拥有羞耻。
李思怡张望的那扇窗口永远打开着。我希望世界允许它永远打开着。从那里人们将看到“先进文化”、“共和国”、“伟大光荣正确”、“人民公仆”、“优秀民族”、“盛世”、“亲民”等等符号在燃烧并嘶喊，他们在那具幼小腐烂的尸体上如蚊虫般丁丁跳舞。那间孩子挣扎的小屋应该保留下来，我呼吁所有被羞耻感灼伤、被恐惧激怒的人们筹集资金卖下那间小屋，它应该保存下来，为李思怡保存下来。那里应该放些水和食物，等孩子夜里从天国回来向母亲哭诉……那个小毛毛熊应该放在那里，静静地看这这个世界如何豪迈地继往开来，如何满脸血污地草长莺飞……
李思怡走了。一个三岁的小姑娘。我们对她的悲惨的死完全无能为力，只有默默垂泪，心魂惧裂。任何繁琐的论证都是愚蠢无良的，是国家及其精神杀害了她。国家又一次凯旋了。我们在这个国土上找不到为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祷上苍把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并选择一个日子让所有的心灵在那里汇集。我们将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忏悔，然后走向天安门广场，把李思怡在那里高高举起。
李思怡之死把心灵逼迫到一个忍无可忍的境地。香港的烛光又照得我面红耳赤。我在这闷热的黑夜里向挂在夜空的那具小尸体发誓：孩子，我一定接你回家。李思怡是我们时代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她走在我们的前头了，她在那里呼喊，象上帝派来的天使。
李思怡之死开辟了一个时代。李思怡之死必须开辟一个时代。
让我们感同深受的挣扎在今夜，在明晨坚定地跟从。
2003年7月10日星期四
祭沙兰镇小学生文
任不寐
公元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小学一百多位小学生在一场洪水中死难－－史称“６·１０惨案”。灾难过去第四天，遇难孩子的家长向《新文化报》记者提供了９８名失踪及遇难学生名单：
一年级计３５人：汪月、周生、王雨恒、董庆成、董学新、姜小东、许佳圆、王冠玉、王远鹏、王颖、高璐璐、张效城、侯亚男、解宇、任梦、孙启彬、李伟坤、张义晶、张士帅、王珊珊、马微、孙忠佳、李佳臣、董继成、李一凡、薛莹莹、杜宪哲、汪继远、杨承雨、杨芳雨、李帅民、徐慧慧、刘伟、常琨、张义博……
二年级计１１人：贾志博、刘璐璐、佟欣、周进、曾凡良、魏蒙蒙、胡凤南、曹丽丽、关西雅、张红雷、崔红伟……
三年级计４人：杨昆、李爽、杜美娜、曾庆娟……
四年级计６人：刘恒达、王丽、刘洋洋、陈艳、王宗其、刘洋……
五年级计１６人：李爽、孟凡绪、周广瑞、孙玉强、郑旭、王雨、孔令雪、董向前、王远成、闫海玉、甄忠强、孟乔、王红玉、曾庆明、孙玉强、刘永新……
六年级计７人：宁新、陈金秋、徐幽楠、刘美玉、张晓丹、孙忠齐、程金秋……
不知年级的：１９人王艳红、王喜艳、杨昆、邢昌俊、王广华、孟欣、朱琳琳、董新新、孙彬彬、孙守冬、孔令雨、陈思娜、孙佳兴、高宪伟、崔宏伟、王新、曹丽、徐梦阳、周迅……
记者发现死亡最多的是一年级的学生，“这个年龄的学生在镇里几乎所剩无几”。这个名单是不完全的，也不是政府发布的，而是村民和记者自己努力寻求真相的结果。这种努力目前仍在艰难中继续。一些孩子死了，但世界在过去几天之后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想象这些孩子在水中最后的挣扎以及他们的父母和亲人这些日子里的绝望和惨痛，该如何让人痛不欲生。
沙兰镇惨案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在历史中和世界范围内找不到一起案件可以类比；１００多孩子死了，却没有凶手，中国继续“和谐”地前进－－中国官方媒体照样莺歌燕舞。两千多年前，伯利恒地区那个凶残的统治者希律曾经因为嫉妒将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尽了；中国的希律们似乎没有这样的宗教极端情绪，但中国的拉结应该向谁为自己的儿女啼哭－－这些母亲“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所有无与伦比的悲剧项目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之一就是死亡人数仍然作为国家机密而不为人所知。在一个户籍管理如此成功的地方，惨案发生五天了竟然不知道死亡人数，这只能是令人发指的政治欺骗。与此同时，６月１５日，遇难的学生尸体开始火化。一些承受丧子之痛的家长在宁安市殡仪馆为孩子送行；国家若无其事，而我熟悉的每一个人和沙兰镇的每一个人都在哭……
一、舆论导向－－丧失人性的媒体与丧失人性的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死难孩子的血和家属的眼泪早已经淋湿了所有石头，但永远无法感动政府这块特殊的石头。在灾难面前千篇一律的政治反应又出现了：第一、习惯性的掩盖和封锁消息；第二、灾难报道重点强调领导关怀和“死难者家属情绪稳定”、“灾区秩序良好”；第三、用其他政治新闻或正面新闻压倒灾难事件；第四、追查“谣言”或把披露真相的人诅咒为反动势力的工具；第五；把灾难定性为天灾而彻底解脱政府责任；第六、开始通过某种道歉秀或拉出几个基层替罪羊消除民怨；第七、通过这些坏事最后变成能显示我们独立自救等伟大精神的好事……这一切，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监狱里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这个，我们比伏契克更为娴熟。
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喉舌先是对灾难一言不发，然后被迫将新闻报道放到非常不显眼的位置上。黑龙江省地方电视台以及地方媒体尤其无耻，有网民在网络上披露，为了给“哈洽会”开幕营造喜乐气氛，新闻不许报道灾难。６月１４日８点３０分的《黑龙江新闻联播》对灾难竟然一个字没有报道。
而那些官方报道又“进步”多少呢？新华社最早的一篇报道称“黑龙江宁安突降暴雨引发洪水约３１名学生遇难”。这篇发在６月１０日的消息一句没有提死难学生和家长的状况，却不厌其烦地强调“当时正在牡丹江地区开会的省委书记宋法棠、副书记栗战书、刘东辉和副省长申立国立刻终止会议，在牡丹江市委书记马晓林、市长陆兵的带领下紧急赶往１００多公里外的发兰乡受灾地区。马晓林当即指示抢救人员，不牺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落水儿童。”消息还特别描写道：“省委领导和牡丹江地区有关领导驱车一个多小时，之后又趟着过膝的水步行１０多分钟赶到现场，在一个二层小楼里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听取了发兰乡领导的最新情况汇报后，又驱车赶往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孩子。目前，省委书记、副书记和省长仍然在现场指挥抢险。”第二篇官方通稿发于６月１１日，称沙兰镇中心小学６２名学生和２名村民遇难，７人失踪，２４人受伤。这篇报道再次歌颂道：“灾难发生后，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宋法棠连夜赶赴现场查看灾情，指导救灾。当地政府组成搜救、排水等６支抢险小组，调集了２０多艘船，２０００多人对受灾区域反复进行拉网式排查，同时清除河道和民宅的淤泥。牡丹江市和宁安市８所医院的医护人员现场救治伤员，并迅速将重症伤员送至医院抢救。今天，民政部门紧急调集数百顶帐篷，２６００套被褥及食品等物资运往沙兰镇。”文章还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今天，村民饮用水消毒防疫工作已进入农户。救灾现场建立了一个受灾居民临时居住小区，重灾农户已全部入住，有关部门还设立了５个就餐救助站，重灾农户一日三餐得到保障。”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家媒体，人们看不到家属的一滴眼泪和孩子们的一具尸体。形成对比的是，该日新华网把“台湾熊猫”图片公然放在 “黑龙江水灾”图片之上，显示中国当局对孩子生命的基本价值观念。而这两天，伊拉克自杀爆炸的新闻再次“震碎”了他们的心，“水均益们”的眼泪也再度面向可怜的伊拉克儿童潸然而出。
第三天，６月１２日，黑龙江《生活报》发表《宁安沙兰镇灾后救助紧张有序进行》一文，文章称此次灾害已造成６４人死亡。这篇报道因更加毫无估计的谄媚地方官长而引激怒了网民。文章写到：“委书记宋法棠、省长张左己等赶赴现场指挥救灾，各项救助和善后工作正在紧张、有序、高效地进行。”
“张左己对整个救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救灾工作做到了及时、有序、高效。省直各有关部门及时到位，积极指导，直接参与；驻地部队、武警官兵工作在最艰苦、最危险、最繁重的岗位上；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宁安市委市政府在救灾的指挥上是得当的、有效的。”该报道首次将灾难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天灾：“省水务部门专家告诉记者，６月１０日下午成灾的这场暴雨，时间短，速度快。
沙兰镇以上流域平均降雨量１２０毫米，洪峰流量８５０立方米/秒，洪水总来水量９００万立方米，属２００年一遇。像这种小尺度、小范围的天气系统，目前的技术手段和科技水平还无法预报“（记者于林波本报记者李伟俏焦明忠）。”省水务部门专家“的上述意见马上变成官方意见，所有通稿于是千篇一律重复这一结论。
这篇报道还特别提到，那位因为“罪己诏”引起轰动的张左省长指示：“当前重中之重是做好受灾群众的稳定工作；把抗灾救灾过程中那些生动感人的故事，及时宣传报道出去，鼓舞斗志，恢复信心。”“稳定”再一次压倒一切，既然“稳定”是重中之种，救人只能成为重中之轻。在这种指示下（显然也有更高指示），中国媒体在公布９２人死亡数字之后（同日晚些时候），连续沉默了２４个小时没有公布死亡人数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些官方网站大量删除相关贴子。在人民网强国论坛，６月１４日上午１０时左右，在不到半小时时间内删除了１００多条网民的相关发言（这些发言被不寐论坛网友及时保存，可到那里查看）。在其它一些网站，网站管理人员、网警和政府雇佣的网络写手开始公布一些网民的ＩＰ地址以威胁这些网民，因为这些网民发布了他们所了解的灾难真相。由于“不寐论坛”在第一时间发布了“黑龙江牡丹江沙兰洪水真相”一文并被广泛转载，于６月１４日被“黑客”攻击一度瘫痪。同样，根据挖掘“抗灾救灾过程中那些生动感人的故事”的指示，一些英雄事迹被紧急制造出来，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世界的良心完全浸泡在伤痛中无暇欣赏这些“可歌可泣”的政治神话。
同日，中新网等官方网站报道说，黑龙江一批官员急赴宁安灾区安抚遇难学生的家长。该报道宣称：“记者在现场看到，黑龙江省牡丹市和宁安市的一批干部已紧急赶到灾区对遇难学生家长进行各种安抚工作。目前，灾区秩序良好。（记者毕国昌、赵凯）”。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在突出位置报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沙兰镇特大山洪的救灾工作。”这些报道说：国务委员陈至立今日赶赴沙兰镇，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温家宝总理对遇难家属的慰问。陈至立对救灾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希望学校尽快复课。在这些安排之下，新华社等媒体及时报刊登了复课之后的学生笑逐颜开的图片，这种好无人性的舆论导向引起网民一片愤怒。更有网民把愤怒指向陈至立，指责这位江派要员应该对十几年来中国各种教育灾难负责。也有人分析，胡温将陈至立打法到灾区，实际上是利用灾难制造江党丑闻。
上述报道关于“灾区秩序良好”的报道，是另外一种著名的舆论欺骗。稍有良知的人都明白，在如此残酷的悲剧下，灾区如何可能“秩序良好”。事实上，民众的悲愤一直不断发展，但官方完全不报道民众抗议事件。
据不寐论坛国内通讯员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１日报道，当天，愤怒的群众企图群殴镇政府及派出所有关责任人，但相关领导现已经逃走。是日沙兰镇已实行军管，道路封锁。在当地的一家网战上，网民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２００人，失踪人数超过１５０人。这家网站还指出，军队已全面接管沙兰镇，军队和群众发生大规模冲突。而救灾指挥部下午４点被砸，所有进入的管方车辆均被砸，被掀翻。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６月１４日消息：刚经历丧子之痛的民众１３日拉起横额堵塞公路，强烈抗议当地政府及派出所推卸责任、没及时疏散学生，令他们的子女枉死，事后又隐瞒事实真相。当地人说，有超过二百人死亡，绝非官方说的九十多人。大批民众昨日在通往沙兰镇的道路聚集，拉起“还我真相”的横额，希望能吸引前往被淹的沙兰小学巡视官员注意，示威者绝大多数是洪灾死难学生的父母，部分情绪激动的民众更一度跪在地上痛哭。这篇报道还说，当局昨日并未更新死伤人数，不过当地民众指出，最少二百具尸体正存放在当地殡仪馆内，由于冰柜不足，部分冰柜要在一格内放置两具尸体……
经过６月１３日一天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当局于６月１４日宣布，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因洪灾造成９５名学生、４名村民遇难，１０名学生失踪。官方承认死亡人数达到９９人，而这个数字还将上升。毫无疑问，这个接近但不超过１００人的数字是一个政治数字，是经过２４小时上下统一口径制造出来的。一直到６月１６日，当局不得不宣布死亡人数冲破了１００人大关，但标题仍然是“遇难学生增至９９人”。新华网报道说，截至６月１６日１６时，宁安市沙兰镇洪灾现场又找到４具遇难学生遗体，至此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因洪灾死亡人数上升至１０３人，其中学生９９人，农民４人。不过《中国日报》援引一位村民的话说，官方数字不准确，因为它没有包括灾难发生后尸体很快就被父母掩埋的那些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６月１３日的沉默似乎是有意安排的，因为这一天，“中央领导集体”践踏着沙兰镇的哀鸣，要举办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官方媒体在这一天发了新华社通稿：“陈云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在京隆重举行”：６月１３日，陈云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出席大会。红光满面的胡锦涛以及更多满面红光的中国政要们在纪念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的主要精神，用政治元姥薄一波先生的话说，就是研讨“打天下”的人们怎样“治天下”。这些绿林时代的遗老遗少们，这些不知现代文明为何物、满脑子“天下”观念的陈旧人物，没有一个人为“天下”里一个叫沙兰镇的小民们流一滴眼泪。于是，这场在别人尸体上的政治盛宴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抗议。有网民写道：
“问责胡锦涛等政要：陈云重要，还是上百位死难孩子重要？在黑龙江牡丹江沙兰镇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灾难之际，中央领导人无动于衷，继续搞形式主义会议铺张，为什么不亲赴现场？为什么不终止类似劳民伤财的活动？为什么不根据国旗法下半旗致哀？为什么一点悲哀气氛没有？高层云集吹捧一个死人，在人民苦难上大摆盛宴，吹拉弹唱，足以显示中国最高当局已经成为反人类的罪恶集团。”
在人民网上，有网民质问：“陈云和沙兰小学的８８个死去的孩子哪个更重要？我觉得是孩子，可是我们的电视却不停地播开会悼念陈云！”另有网民用讽刺口吻应答：“当然是陈重要，几十个孩子死于自然灾害很平常，他们有没有先进性”。但这些言论很快被删除了。沙兰镇惨案发生在一个毫无人性的中央领导集体管制的 “天下”里，这似乎已经预示了这一悲剧显然不仅仅是一场天灾。
二、天灾人祸－－一年一遇的洪灾与千年不遇的党祸
目前，灾区民众的不满情绪不仅仅产生于丧子之痛，他们更认为这场“天灾”包含着“人祸”－－如果这一指控成立，有关当局必须对这场显然可以避免或减轻的灾难承担相应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当局尽力把这场洪水描述为“２００年一遇”的洪灾，但这种说法遭遇了网民的普遍质疑，难属显然也拒绝这种解释。有网民讽刺说，２００年以前存在相关水文记录是可笑的，因此问题并不是２００年一遇的天灾，而是２０００年一遇的党（祸）。事实上类似的水灾在中国几乎每年都发生，每年都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因此在举国范围内，说这场水灾是２００年一遇，不如说一年一遇、一年多遇更为恰当。仅仅今年春夏两个月内，中国一些省份就普降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大量伤亡。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说，今年５月雨季开始，洪水、暴雨和泥石流至少造成２５５人丧生。在如此频发的灾难面前，中国有关当局仍置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根据当地村民的说法，“６·１０”惨案的“人祸”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封锁与舆论导向。民众认为官方电视台的报道，只集中报道领导人巡视的内容，并没有实在反映灾后真实情况。他们并指出，实际死伤人数亦远超过官方公布数目。民众正自行收集死伤者名单，统计死者数目，再向中央上访。
第二、官员冷漠与教师失职。洪灾发生前村民曾致电当地政府，希望能协助疏散学生，但值班官员说：“这事我们办不了！”当地的派出所接到求救电话时则声称他们正在办案，无法为村民解决问题。王家村村民严启军则告诉记者，事发当天１３时４５分许，他急忙跑到村书记郑灿会家，当时听见郑书记在用手机给沙兰镇政府打电话，第一次打电话无人接听，过了１０分钟左右，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电话，听说情况后说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走不开，随后放下了电话，再接着打电话时，就无人接听了。随后，郑书记来到后面的村民朱玉国家，又用固定电话给镇政府打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另据洛杉矶时报发自北京的报导，当地曾姓妇女说，有些家长骑摩托车赶往学校却被警察截住，并因无照驾驶而被罚款；而当地派出所负责人赶到学校时，只是站在那儿观看，他身上穿着救生衣，当一名家长问他能不能借用一时，他说不，于是家长只能没穿救生衣就跳进洪水中去找自己的孩子。但最令家长们震惊的是，当一些教师在洪水抢救学生时，另一些人则爬到更高处而丢弃了自己的学生。更有村民反映灾难发生时教师扣住教室的门不让学生出去－－香港明报报道说，有村民指摘校方不理会警报，令学生来不及逃生；洪水到来时，学校以未到放学时间为由，禁止学生离开，因而造成不少学生被洪水走。
第三、救援迟缓。现场采访的记者称，在洪灾发生后两个多小时后，牡丹江市委书记马晓林才接到报告，当时已得悉沙兰镇政府官员未有及时报告洪灾。（中新网）
第四、校址问题。２００２年重建教学楼时没有慎重选址，沙兰镇小学建在全镇最低洼的地方，并且紧邻沙兰河。洪水到来，这里首当其冲被淹。据事后现场勘查，大部分教室过水上线都在两米左右，已接近屋顶。把学校建在全社会的最低处，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教育事业和儿童权益的“极端重视”。
第五、政治腐败问题。村民告诉记者，沙兰镇中心小学学校翻建时，各村就直接从银行账户上给小学拨了１２万余元不等的集资款。而上级拨款４０万元，当时讲的是要翻建为二层教学楼，没想到新校舍建成后却还是平房。有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原来的老砖瓦房拆掉后，新校舍是直接在原来的地基上打的梁，根本就没有垫高。而２０００年在学校教室南面建成的五户平房，地基最低是１。６米高，最高达２米，面积达学校校舍一半，建设资金仅用了２０余万元。这些信息显示，大半资金 “不知去向”或被地方官员贪污。以上两个因素对“６-１０”惨案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村民刘子霞的丈夫一个月前刚刚因为癌症去世，这次她又失去了１１岁的女儿王莉。刘子霞指着墙上一人多高的水位线对记者说：“学校一直是平房，２００３年翻修过，但地基一直很低。这个地方地势本来就低，结果洪水一来孩子全完了！如果地基再高一米，孩子就能逃过劫难了啊！”
第六、生态环境问题。这次水灾引发了泥石流，而产生泥石流的原因一般地说有两个，一是降雨集中，二是地表的水土流失－－后者是因为当地长期砍伐树木和破坏植被造成的，而这些破坏性活动又源于黑龙江农村愈演愈烈的制度性贫困。
第七、教育贫困问题。沙兰镇中心小学校长刘丽云对媒体说：沙兰镇中心小学的房子是２００３年的危改房，也就是说，该校舍是危楼，按有关法规，早应该投资重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５日《新京报》发表了一篇“别有用心”的文章，题目是：“国家大剧院玻璃幕墙使用特殊材料可抵挡台风”。这一臭名昭著的江氏工程耗资巨大，与沙兰镇小学的危楼形成鲜明对比。该文说，大剧院的顶部总共铺设了近１万平方米的聚乙烯（ＰＶＢ）安全夹层玻璃，而玻璃幕墙不但不会脱落，而且即使遭遇了强力台风也不会破碎。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引起争议，人们质疑：北京有台风吗？更有评论指出，如果中国把建设大剧院的热情用于建设学校，“６·１０”惨案就不会发生了。
上述前面四个问题可以视为直接原因，后面三个问题为间接原因。这三个间接原因具有全局性。我们首先谈谈黑龙江省的政治腐败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沙兰镇的腐败仅仅是黑龙江省政治腐败的冰山一角；日而黑龙江省的政治腐败不过是中国政治腐败的缩影而已。
据《财经》杂志报道：２００４年的７月，黑龙江省原人事厅厅长赵洪彦腐败案在牡丹江市一审宣判，赵氏本人被判刑１５年；今年３月２２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在北京开庭；目前，黑龙江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腐败案也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这起官场震荡，共涉及不同级别的官员上百人：省级官员七人，除了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还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广举、副省长付晓光、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高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启文；省机关厅局级干部３０余人，包括省政法委副书记徐春田、省人事厅长赵洪彦、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家刚、省司法厅厅长王滨起等关键部门的“实权人物”；市级领导若干，在黑龙江省１３个地级市领导班子中，目前已确认的，即有绥化、大庆、牡丹江、鹤岗、鸡西、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黑河等九个市的市级主要领导十余人。此外，还有县处级官员多人。更有报道披露，黑龙江省前省委书记徐有芳在黑龙江省任期５年内疯狂敛财２０００多万，买官卖官仅这一项就达１０００多万。黑龙江省前省长田风山因腐被关进黑狱。中国大陆工大集团总裁办米秀萍透书网络，揭露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自２０００年任黑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以来，与哈尔滨工大集团总裁张大成联手，以“空手道”的方式，鲸吞８０亿元国有资产。另一起骇人听闻的黑案是，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去年底于狱中离奇死亡。朱胜文是在一九九六年因哈尔滨“国贸城”案，被指受贿被判刑入狱。但朱本人和家属指该案是哈市原政法委书记、主管公检法的常务副市长岳玉泉制造的一起冤狱。在如此黑暗的政治环境之下，沙兰镇的芝麻官贪污学校建设费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其次，黑龙江省因制度性贫困和环境破坏的相互作用，是造成“６·１０”惨案的第二大间接原因。
《财经》转引中国人民银行的青年学者孙天琦等人的一项比较研究显示，改革开放２５年间，黑龙江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居于全国最后一位，按１９７８年不变价格计算，两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７·６３％和４·８７％，远低于全国和该省所在的中部省份平均水平。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则更为糟糕。１９７８年，黑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领先于全国，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２８·７４％和１０７·５８％；但到了２００３年，两项指标分别为９５·６８％和８５·５１％。
我们之所以把黑龙江省的贫困称为制度性贫困，是因为造成该省贫困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源问题－－黑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国际市场环境－－而是政策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北大仓在中共几十年敲骨吸髓的剥夺之后－－这种剥夺远远超过日本人和俄国人在这里的侵略行径－－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荒。贫困逼迫当地居民向土地搜刮基本生存资料，结果进一步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
新华网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２日报道：经历半个世纪的过度砍伐，中国东北林区森林严重萎缩，成材林蓄集量大幅度下降，林龄结构趋于低龄化，可采森林资源几近枯竭。包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完达山和长白山在内的东北林区，是中国天然林资源分布最集中的森林资源宝库，１９４９年后累计为国家生产木材１０亿多立方米。据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从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第２次清查到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第３次清查之间，东北林区成材林年均过度采伐１亿立方米。而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第４次清查与第３次清查相比，在清查间隔期内，东北林区成材林年均减少１·１亿立方米。新华社另一篇报导说，哈尔滨面临沙化危机，调查结果显示，哈尔滨市周边地区已形成总面积超过九万亩的三大沙化地带。
森林和植被的破坏造成黑土严重流失。如今土地沙化面积每年以三十万亩的速度增加，总面积超过两千三百万亩。据《人民日报》报道，东北的黑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中部的大片地区，以及沿哈尔滨－长春－四平一线的狭长地带。总面积７００多万公顷，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目前，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２７·５９万平方公里，占黑土区总面积的２７·１％。黑土层厚度由开垦初期的平均８０厘米－１００厘米下降到目前的２０厘米－３０厘米，平均每年流失表土０·７厘米到１厘米。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是我中最大的湿地之一，过去一些年，因大规模农业开垦，该地区湿地面积已减少了一半，湿地的生物种类已减少了２５％。
黑龙江省的环境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最近新华社报道承认，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约为１７４·３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沙化的年扩展面积为３，４３６平方公里。事实上，中国２７·４６％国土荒漠化。中国的季风气候和地势特征，再加上土地沙漠化，给各地“６·１０”惨案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地理条件。
最后我们看看中国的教育投入问题。２００３年９月９日至２１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他震惊地发现，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２％，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５３％，剩下的４７％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仅是国家大剧院等奢侈工程，更包括军费连年不断的稳定增长。上周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部长丁继业中将针对美国的批评为中国军费开支辩护说，中国２００５年军费预算为２４４７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加了１２·６％。不过，他指出，无论从军费开支总额、军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人均军费开支等方面来看，中国的军费开支远远落后于世界许多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
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能够站出来，为中国教育经费开支“远远落后于世界许多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而辩护。在如此骇人听闻的教育贫困中，中国的小学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摆脱危房的阴影。
当然，中国有关方面否认我们的指控。在他们看来，“天灾”中确实包含着“人祸”。按中新网等媒体的意见，“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面对这样的洪水，孩子的自救显得极其无力”。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无耻的逻辑，这种逻辑把灾难对孩子们的攻击归因为孩子们的软弱无力。当这种逻辑被中国的喉舌们公开谈论的时候，世界就能明白，中国的问题绝不是智力上的愚昧无知，而完全是道德上的愚蠢无良。
三、孩子之死－－克拉玛伊大火·李思怡之死·沙兰镇惨案
沙兰镇惨案总体说，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不重视教育、蚕食教育并漠视践踏儿童权益的一次灾难性总结。这场悲剧确实不是偶然的，它也许是对“成人中心主义”社会和“权力中心主义”社会的惩罚－－然而，这里的“成人”和“权力”已经厚黑到超越任何惩罚的程度了，于是这场灾难就完全成为孩子和农民的浩劫。
沙兰镇上母亲的哭泣和孩子们的尸体不是百年一遇的。如果说，中国的学校是“儿童劳改营”的话，整个中国则是儿童的地狱。在西方，孩子们象天使一样被社会关怀备至，这仅仅从“校车”的特权高于警车的特权一项就可以看出来。但在中国，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的进化原则的灾民国家里，漠视孩子的权利，践踏孩子的尊严、毁灭孩子的生命，几乎成为国家精神和民族习性。考试制度、弃婴恶习、拐卖儿童、歧视女童、教师体罚学生、家长虐待子女、国家的政治童工、企业的廉价童工、无限压低和挤占支付给孩子们的教育经费等等国耻，都集中通过“孩子之死”这一极端形式展示给世界。“６·１０”惨案仅仅是近年中国“孩子之死”悲剧中最近的一起事件而已，这场悲剧一直在上演，我们有理由担心它将继续发作下去。当一个民族连孩子的生存都无法保护的时候，谈论民族尊严就是地地道道的双倍无耻。
沙兰镇惨案正好发生在李思怡饿死二周年这几天。李思怡留给这世界的最后“声音”是她的血手印，这个三岁的女孩为了求生用小手撕打着中国城市坚固的房门，她的手指烂了，血迹细细地印在木板上。她向整个世界呼救，没有一个人听见她的哭喊。李思怡也是在为两年以后沙兰镇的孩子们哭喊，可整个国家象尸体一样无动于衷。两年后的同一天，沙兰镇的孩子们伸出李思怡一样的小手，这些小手抱着窗户框，抓着墙壁和桌椅板凳的腿，只到死神将他们彻底拉开。人们寻找着这些小手可能留下的文化符号，实际上是在想象着用手触摸那些求救的小生命，仿佛身临其境可以伸手拉住那些不断下沉、极端恐惧哭喊的孩子们－－然而，我们的手空空荡荡，我们的灵魂也随之空空荡荡，这种空空如也的精神虚脱击碎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底线。无论那些泥手印是不是孩子们留下的，但在人们的灵魂里，这些孩子的求救求生的小手抓挠着每个人灵魂的墙壁，在那里等待回应，可等你用手去回应的时候却又什么也抓不到。自从李思怡粉碎了我们的骄傲，我们心灵中的这些小手印一直追赶并折磨着我们。
今天，李思怡的房间和沙兰镇的教室模糊地联成一片了，又在克拉玛伊的大火中烧为虚无。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８日下午６时１０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突发大火－－ 密闭的会场突然起火的时候，在有关领导“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命令中，主席台上的２０多名官员安然脱身，听话懂事的孩子们乖乖地坐在座位上，等待大火吞噬自己的生命。在这场灾难中，２８８名学生遇难。据说事后１４名责任者受到法律制裁，最高刑期仅６年。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中，２８８名学生没有给世界留下任何遗迹，他们化成了轻烟，似乎拒绝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求告。他们现在在天堂里了，这些小天使们，如一片片白云飘过，当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盛世中国”的上空的时候，谁能为这阴影深深颤栗呢？
从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到黑龙江沙兰镇水灾，在这时空中间狭长的沟壑中，我们时代的孩子纷纷死去、陷落－－李思怡不过是这死亡之谷中飞起的一只鸽子而已。
－－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凌晨，江西省广播电视发展中心艺术幼儿园发生特大火灾事故，造成１３名幼儿死亡、１名幼儿受伤。
－－２００２年３月６日，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村小学发生爆炸，导致最少４２人死亡和多人受伤，死者多是儿童。
－－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３日晚６时５０分，内蒙古丰镇市小学发生坠落事件，２１名学生从楼梯坠下死亡，还有４７名学生受伤……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４日，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中心小学课间休息时，由于拥挤加之楼道狭窄，又恰逢停电，光线暗，导致１０名学生被踩伤，其中１人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死亡。有关资料统计，自１９９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全国至少发生同类事故２１起。据教育部门有关人士介绍，除了这种由于拥挤踩压发生的事故以外，还有一类就是建筑物倒塌引起的事故。如２０００年３月２日，四川省一中学食堂倒塌，造成学生４死１伤。２００１年３月６日，安徽省肥东县某村小学的厕所围墙倒塌，造成１死３伤的惨剧……
仅仅在２００４年一年，中国幼儿园发生的惨案至少包括：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河北省辛集市亨盛小区蒙太梭幼儿园，一护士为保护园内６３个孩子的安全，被手持利斧的歹徒砍死，其４岁的儿子也惨遭杀害。
２００４年８月４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１５名孩子被该幼儿园门卫砍伤，一名幼儿被砍死。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７日，石家庄市妇女儿童教育活动中心英语教室，正在上课的两名儿童遭持刀歹徒劫持，所幸最后被成功解救。据调查，石家庄市大部分幼儿园无保安。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１日，苏州市吴中区小剑桥幼儿园，２８名小朋友被失去理性的持刀歹徒砍伤。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日，山东莒县第一实验小学的２５名学生被闯入学校的持刀歹徒砍伤。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１，北京东城区北新幼儿园发生入室抢劫杀人案，一名保育员和一名男童被杀。遇害男童尸体被发现于洗衣机内。该幼儿园没设保安……
中国儿童的非正常死亡总数是骇人听闻的。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２日，中国儿童卫生保健疾病防治指导中心主任戴耀华透露，中国大陆每年约有两百一十万名儿童因装修污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致死，其中一百多万五岁以下儿童的死因和室内空气污染有关。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教育部、公安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单位对北京、天津、上海等１０个省市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约有４０名学生非正常死亡，其中约８０％的非正常死亡是可以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得到避免的。而北京每学期有５０余名学生非正常死亡。这次对１０个省市的抽查显示，目前全国每年约有１·６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约有４０多名学生死于食物中毒、溺水、交通或安全事故，这其中排除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约８０％的非正常死亡本能通过预防措施和应急处理避免。据统计全国每年交通事故伤亡人员中，中小学生占３０％。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资料统计显示：中国自杀人数每年多达２８·５万人，其中自杀未遂者为２５０万人。有研究者据此分析，实际自杀数往往比公布的自杀数高３～５倍，由此推算，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６０万人以上。其中，中国青少年自杀率较高，１５～２４岁占自杀总人数的２６·６４％；５～１４岁的少年儿童自杀占自杀总人数的１·０２％（１９８８年）。如果以６０万人为基数，５～２４岁的自杀人数每年竟高达１５万人以上。有关研究一直承认，自杀是中国十五至三十四岁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同时，中国每年大约有十三点五万未成年的孩子经历母亲或父亲死于自杀的伤痛……
悲剧在这个地方：这些悲剧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黑龙江是我的家乡。从此以后，我关于的家乡的整个记忆将浓缩在这样一张照片上：一位母亲呆呆地倚靠在教室的墙壁上，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是象胡杨树一样僵硬在那里。母亲被这国家和这悲剧突然冻僵了，她也不敢苏醒过来，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僵硬成为她能在世界抓到的最后的墙壁－－我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等着她第一声哭喊，又祈祷这第一声呼喊来得再迟一些。中国的母亲在以后的日子里该怎样在僵硬的想象中生活？她一定千方百计地设想孩子仍活着，她每天继续把饭碗放在对面，与她的孩子絮絮叨叨；她一定不敢看别人家的孩子，而每年一到６月１０日，她将走向荒野走向河边几度晕厥；她不可能再生育了，国家在把她的孩子放在国家的沟底之前也决定了她的生育计划……在这母亲面前，没有人跪下请求饶恕和忏悔，政府在精巧地推卸责任之后、在残酷维护灾区秩序之后，将表演着灾难救世主的角色，然后是让世界尽快遗忘沙兰；作家演绎着他们的悲伤，而记者很快被新的热点所吸收；我的故乡和它的孩子、她的母亲将再次被时代遗弃，从前清到日寇，从斯大林到胡锦涛－－沙兰河呵，沙兰河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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