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家庭的30年“黑户”人生

1958，“大跃进”的年代，那场风风火火的乌托邦试验以失败告终被历史淹没。但是，这一年1月，毛主席签署一号主席令确立的另一项制度－－户籍制度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户口是生活的依讬，户口是权益的保障，户口是进入城市的通行证，户口还是子女的摇篮。有了户口，人生就有了可能，没有户口，你万万不能。“盲流”、“黑人” 这类的词语被创造出来，背负这类词语的人不仅仅要承受精神上的羞辱，更要忍耐生活上的艰难。本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这些被档案遗忘的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公民。

李秀珍的尸体躺在北京市管庄医院冷冷的太平间内。生前困扰她的问题，身后也仍然缠绕着她。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医生不肯给她开“死亡证明”，殡仪馆也拒绝为其火化。

36 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指向2005年8月10日上午10时，她的家人在多种努力都失败以后，不知所措了。李秀珍的长女李贵秋坐在屋内的椅子上痛哭，她看见自己的丈夫在一旁焦急地踱步，父亲李殿洲则呆坐在床上，眼睛直直地望着对面桌上母亲的遗像。屋外，李贵秋的二哥正用被单蒙头倒着一动不动，他已经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李贵秋突然变得愤怒起来，她从椅子上跳起来……火化的难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在她母亲逝世后的第四天。事后和记者谈起此事，李贵秋仍有掩饰不住的悲愤与哀伤。她说:“我妈是死不瞑目啊！”

李秀珍一家都是“黑户”，在中国森严的户口登记和身份证管理制度下，她们作为一种异类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这让她们艰辛备尝。为了身份问题，李秀珍生前不停地寻找说法，她得到的答覆一般都是“回去等”。“等得我们都心寒了。”李贵秋还记得她母亲为此落泪的样子。

李秀珍一直等到去世。她一共等了30年，全家还是“黑户”。这时她最小的孙子已经11周岁了。

文革时期

“单干户”被打成“黑包工”

1975年3月10日下午，李殿勤在黑龙江省双城县火车站装卸货物。她并不知道，她的大弟李殿洲全家已经被游街三日，而此时，双城县县委通知了她的居住地－－工农街的街道办事处，李殿洲一家被安排到她家暂住。

李殿洲是个皮匠，这个不善于田地劳动的农民靠自学成了一个手艺人。1971年，他和妻子李秀珍携5个孩子，从双城县前进公社胜发大队迁入公正公社康宁大队。李殿洲说，他的工作是为本公社各大队做皮帽、车马套、皮鞭等物，每年要固定上缴康宁大队500元钱，此外的收入就归自己所有。在本大队的工作做完之后，他还拿着康宁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外县揽活。这项收入使他成了大队里先富起来的人。不过，他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在1974年秋天的一次队部会议上，“单干户”李殿洲被打成“黑包工”。大队领导说他是“社会主义的拦路虎、绊脚石”，要“一脚踢出”。李殿洲说:“那时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没有反驳的余地，说啥是啥。”接下来分口粮时，属于他全家的那一份就被大队扣下了。

李殿洲说，他妻子李秀珍多次去康宁大队要粮，还到公正公社反映问题。到了1975年3月6日，康宁大队革命委员会干脆把他家的户口给迁了出去。当时农户手中没有户口本，只是在大队有个户口登记簿。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有农户要迁出，需要先有迁入地的准迁证。

四年前，李殿洲先是得到康宁大队的准迁证，再拿到公正公社盖章，然后前进公社胜发大队开出迁移证。经过这样的程式，李殿洲一家算是落户到了康宁大队。但是这一次，康宁大队把他家户口注销，让他们“回原籍”－－前进公社胜发大队时，李殿洲并没有得到前进公社的准迁证。李殿洲说，被逐出康宁大队后，胜发大队并不接收，他们开始成了“黑户”。

3月8日，李殿洲全家开始被抓到一辆农用车上游街。趁着农用车开到县委大院休息的空隙，他偷偷找到县委领导申诉。在游街的第三日，县委领导决定把他们一家暂时安住在李殿勤那里。

李殿勤是个寡妇。丈夫在十年前去世，她含辛茹苦将5个孩子抚养大，生活相当艰苦。当她从火车装卸站走出时，看见一辆停在门口的农用车上有她的弟弟、弟媳及5个侄子(女)。她被告知，李殿洲一家已被公正公社康宁大队逐出，县委决定让他家先暂住在她家。她犹豫了。“那时我连自己的5个孩子都顾不过来，不愿意让弟弟搬过来。”李殿勤说:“但有两个人说，是县委派来的，三天后肯定搬走。我就答应了。”

三天后，县委并没有解决李殿洲一家的户口问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李殿勤家的土坯房是此前中苏关系紧张时兴建的备战工程房，非常狭窄，她们一家6口居住已显逼仄，李殿洲一家7口搬进以后，更是拥挤不堪。李殿勤于是和邻居一起，帮李殿洲在附近的空地上建了间房。

“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一个小棚子。”李殿勤的邻居王君义说，“用土坯垒起来的，棚顶用些破草袋子、废油纸一盖就算完事。屋里再搭个小土炕，支个小火炉。”夏天下雨的时候，屋里也是一片水世界。

票证年代

没粮票只能吃野菜

吃完野菜后不久，李殿洲的女儿李贵秋的身体就有了反应，全身浮肿，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脸色发紫。邻居王守民得知后，立刻背着李贵秋去了铁路职工医院医治。李贵秋那时刚刚六七岁，这次野菜中毒让她吃了些苦头，好几天吃不下饭，行走时因看不清路而跌倒，一直到半个多月后才康复。

那时中国还是票证年代，购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此外还有肉票、煤票、油票，甚至买干豆腐时都需要豆制品票。在被注销户口之前，李殿洲一家就没有了口粮和各种票证。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他家的几个孩子经常到村外的空地上挖野菜吃。“就连灰菜都吃。灰菜一般是喂猪的。”邻居王守民的妻子李春芝说， “我们也只在三年灾害期间吃过灰菜。除非特别没吃的了，否则不会吃灰菜”。

李殿勤和邻居会给他家以帮助。李殿勤有时偷着给李殿洲家送些玉米面。她家的粮食也不够吃，常常喝粥。她二儿子那时有十六七岁，在铁路装卸站从事重体力劳动，经常吃不饱，知道母亲给李殿洲家送粮食后非常生气。李殿勤说，二儿子为此越来越焦躁，日积月累，患上精神疾病，一发作即破口大骂。

李殿勤和邻居也不富裕，他们的接济无法满足李殿洲家的需要，孩子们就去附近的饭店捡食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这是被人瞧不起的。那时饭店均为国营，他们捡饭时常被服务人员撵。李春芝还记得，有一次，李殿洲的长子李贵锋被饭店拒之门外，还挨了打。

在李殿勤和邻居的记忆中，这几个孩子都饿得皮包骨，没有力气，有时要扶着墙走路。李殿洲夫妇也苍老了很多。因为饥饿，李殿洲得了严重的胃病，经常痛得叫出声来，走路时拄着木棍，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个老头一样。

1979 年8月2日，除了长子留在双城读书外，李殿洲一家第一次来到北京。除了户口问题，他的妻子李秀珍也申诉自己的工作问题。李秀珍原为双城县兰棱畜牧厂工人，后被辞退到农村，她认为自己受到了打击报复。关于工作的申诉在60年代就断断续续进行了，“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让李秀珍心中有了一种坚定的希望。李殿洲也一直以为，只要妻子的工作得以恢复，全家人的安置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979年9月26日，李殿洲一家回到黑龙江。1980年春，第二次进京，1982年春，再次返黑。1982年秋，第三次进京，从此流落于斯。

流浪生涯

“盲流”最怕“整顿市容”

走了足够长的路，李秀珍和他的丈夫李殿洲回到住处。李秀珍的脸色苍白，流着汗，走路有些踉跄。女儿李贵秋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上前询问，她的母亲在说完“我两天没吃饭了”之后，就哭出声来。李贵秋立刻拿着她的饭盒－－那是一个经过清洗的大油漆桶，向外跑去。

那一段时间，正赶上北京阶段性的市容整顿。虽然年纪小，但“影响市容”的说法还是深深印在李贵秋的脑海里。习惯于在附近饭店捡饭的她们，为了防止被收容，也很少在外活动了。饥饿由此产生。

李贵秋来到北京站旁边的一个饭店里。不到十分钟，就捡满一大桶饭菜。在回去的路上，员警逮住了她。在附近的派出所登记之后，傍晚时分她被拉到功德林遣送站。

功德林遣送站位于北京德胜门外，是那个时代的符号性场所，专门用来收容外来流动人口－－当时叫“盲流”。按照规定，被收容的流动人口要被遣送回原籍。李贵秋一家是个例外，因为她们没有户籍。孩子如果彻夜未归，李殿洲夫妇就知道他们被收容了，就去商业部信访处开个介绍信，前往功德林遣送站把她接回 来。

李殿洲的孩子几乎都有被收容的经历，包括他最小的女儿李贵娟。李贵秋说，在李贵娟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不听话独自走到附近的饭店里要饭，刚刚拿到一根油条吃，就被员警带走了。“有人告诉我，有个小不点，(长得)黑着呢，被员警带走了。”李贵秋赶快跑去告诉妈妈。在李贵娟送到遣送站之前，她的妈妈就在永定门派出所把她接了回来，并且狠狠地打了她一顿。

刚来京的时候，他们一家住在永定门护城河附近。“鞋就是枕头”。李殿洲说，没有行李，开始时全家露宿街头，或住在水泥管子里。再后来，他们就捡塑胶布搭个小棚，铺上捡来的草垫子、塑胶布和别人给的旧衣服、毯子等物，住在里面。那时永定门护城河附近有很多这样的塑胶帐篷，构成外来流动人口的驻京群落。

住在帐篷里最怕的是下雨。“一下雨里面全湿了，有时半夜被淋醒，我们就躲到附近的门楼里。”李殿洲的二儿子李贵仁说。他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接连下了几天雨，三弟又赶上那时感冒，全家人非常狼狈。

李贵仁记得:“有一天晚上，来了100多名员警，那些帐篷就被烧了。”流动人口大多都被遣送回原籍。李贵仁一家没有户籍，所以经过审查之后，每次还能继续在北京街头流浪。

拾荒岁月

孩子捡垃圾落下残疾

那个破碎的啤酒瓶隐藏在草丛中，穿着一双破烂凉鞋的李贵才一脚踩下去，几乎整个脚心都被玻璃横切进去。鲜血直流。

李贵才是李殿洲的三儿子。在饭店讨饭之外，他也和兄妹一起到永定门附近的垃圾堆捡垃圾换钱，那时纸盖每斤2分钱，碎玻璃渣每斤5分钱。李贵才的大妹李贵秋还记得，他的脚被缝了好几针，并留下了很大一块疤痕。

相比起来，李贵才的二哥李贵仁所受的伤要更严重。1980年9月6日下午4时许，15岁的李贵仁在右安门外二条废品收购站门前捡废品时，一位李姓司机开动了 130汽车，右前轮将他的右腿轧伤。经医院诊断，李贵仁“右股骨干骨折”。后经治疗，李贵仁右腿骨折处错位愈合，落下残疾。这场交通肇事案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确认责任由李姓司机和他所在的单位承担。李贵仁获得出院后治疗费、生活补助费等共1400元的赔偿。

1982年秋末，李贵仁的腿浮肿，听说北京双桥附近有个老太太会治腿病，一家人就搬到这附近居住。他们开始租了间房，每月7元，房东看他们可怜，前两个月没收钱。

几个孩子手里拿个小棍，棍头上绑个铁丝钩，继续到附近的一个大垃圾堆拨拉破铜烂铁、砖头、塑胶和纸壳，捡了去卖。在那个垃圾堆被挖坑填埋之后，几个孩子开始捡车票。

李秀珍给孩子每人每天1元的生活费，几个孩子每天沿着不同的公交路线，走上一个来回，在各个站点将人们扔弃的车票拾起来，然后卖给来京出差需要报销车票的人。那时的车票是每张5分钱，100元的车票最低能卖5元，碰上运气好，可以卖到十几元。

大女儿李贵秋每天领着妹妹李贵娟，早出晚归一起捡票。到了公交站点，她们就在地上搜寻车票，有时还要到车上捡。作为对允许上车捡票的一个回报，李贵秋要经常帮助售票员打扫车上卫生，擦玻璃。一天一个来回下来，要走四五十里路。每天她俩会捡几十元到二三百元不等的车票。

童年

不读书没文化识字少

李贵娟想读书。她是李殿洲最小的女儿，生于1978年9月，还不满一周岁时，就随父母进京漂泊。她没有进过学校。8岁的时候，看见同龄人背著书包去学校的样子，她好羡慕。

李贵娟缠着妈妈要上学。妈妈说，你如果有心，就站在一年级的门外面听。李贵娟也去试过，不过学校看大门的人根本不让进。李贵娟有个要好的同龄朋友，家里还有个小黑板。放学后，有时李贵娟就向她学习。房东有个亲戚是小学教师，有时也会教些东西给李贵娟。李贵娟学得还不错，以至于有时还可以帮邻居小朋友写作业。

不上学的李贵娟有自卑感，怕人瞧不起。每天早上出去捡东西时，她都在身上背个斜挎包。别人问起来，她就说去附近的通县上学。

又过了一年，在她的缠磨下，妈妈终于开始答应她。“我妈说，让老师考考你，如果老师的问题都能答出来，就让你上学。”李贵娟说，妈妈带她去了学校。没上过幼稚园的她轻松回答了老师所提的几个问题。当时学校的教材已经发完，这位老师让她去王府井书店购书。

“出了校门，我妈就变卦了，说我们现在饭都吃不上，你考虑下。”李贵娟说，“我哭了好几天，后来想想妈说的也有道理。就不再提上学的事。”

李贵娟缠着妈妈要读书的时候，她家的生活已经不是刚来北京时那么窘迫了。她的姐姐李贵秋在上学年龄时，每天忙着捡饭和拾荒，根本连上学的念头都没有动过。

兄妹中最有文化的，是排行老大的李贵锋。李贵锋最初没有随家人来京，他留在姑姑李殿勤家，高一辍学后又在黑龙江省北安市的叔叔家务农五年。李殿勤和邻居还记得他是一个学习非常优秀的学生。李贵锋说，初中时他的成绩时常排在学年第一，文革后恢复高考，他的班主任还替他报名参加高考。“老师说我应该没问题，我初中学的东西比文革中长大的那些人学得好。后来因为高考报名时需要登记户口，我就没参加。”

李贵锋失去的是一次可能上大学的机会，他的弟弟妹妹则因识字少而时常面临着生活中的尴尬。2003年6月，李贵仁因膀胱癌需要动手术，医生要他写上“同意麻醉”并签名。他不会写。护士后来把着他的手写下了这四个字。

写字对他们而言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李贵宝说，“一般的大字就不认识，走到哪都要现问人家。长大干什么都不行。”他曾经在北京古观象台工作过。刚去时，他就为填写简历发愁。碰到不会写的字，即去问别人，别人就笑话他这么简单的字都不会写。这之后，他的简历都让别人帮助写。

李贵秋13岁开始到汽水厂打工。领工资时，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最后想出的解决之道是，让车间的一位四川大姐帮她领工资，她帮四川大姐干活。在这位同事离职之后，她又让班长代领。

成人

找工作难结婚生子更难

李贵宝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胶合厂做临时工。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贵宝说，“因为没有身份证，我去求职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都说很同情，但是没身份证无法登记，不敢用我。”李贵宝后来是在熟人的介绍下才进了胶合厂。李殿洲的几个孩子，大都是通过房东或其他熟人的介绍，才得以进厂做临时工。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李贵宝又到了一家燃机厂，和三哥李贵才一起在绿化队工作。李贵才是绿化队的队长，还在一次智斗歹徒的过程中保卫了集体财产，获得厂领导 200元奖励(《北京市交通运输报》曾报导)。李贵宝说，他们住在工地，干活勤快，经常受到领导表扬。工作了几年之后，有一天行政科的领导把他和李贵才叫到休息地，说领导正考虑为他们转正。“我们当时就和他说了，没有户口。他说那就难办了。”

几年后，这家燃机厂裁临时工，李贵宝和李贵才都失去了工作。李贵才是兄妹6人中最“能干”的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了一个搞装修的包工头。但在1998年的一场凶杀案中，李贵才被杀死。

李贵宝的大哥李贵锋，1985年在中建一局五公司做临时工时受伤，右手腕静、动脉血管和神经局部割断，大出血。虽经治疗，右手还是落下残疾。李贵锋现在和二弟李贵仁、大妹李贵秋一起，在住所附近的一家农贸市场卖小百货和服装。

李殿洲聊以自慰的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他们家人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

李殿洲家现在还有两个光棍:次子李贵仁和长子李贵锋。李贵锋今年42岁了。他曾经谈过一次恋爱。那是1987年，他和一个女孩相处了一年左右。李贵锋说，“她的父母对我们家的遭遇也都很同情，但后来还是觉得没有户口以后难以生活。她家人反对，我们就分手了。”

李贵锋的妹妹李贵秋有了伴侣。她和付胜虎已经同居了7年，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办结婚证，也就一直不敢要孩子。2002年，在婆婆的要求下，李贵秋决定生一个孩子。在这之前，她曾流产了两次。

付胜虎是北京人，在北京铁路分局某车辆段工作。在李贵秋怀孕三月之时，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单位领导。他的本意是想让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给孩子落个户。但是他得到的答覆是，必须把孩子打掉。“单位领导说，他们有计生包保责任，如果我这样有了孩子，他们要受处分。”付胜虎说。

李贵秋已经流产过两次，付胜虎担心再打掉孩子会导致习惯性流产，将来无法生养孩子。回家后，他狠了狠心，打算辞掉工作。他的妈妈和李贵秋在一旁掉眼泪，她们担心，辞掉工作后，生下这个孩子，今后也没能力抚养。当晚，付胜虎单位的工长又来到他家，叮嘱一定要把孩子打掉，不然就不要去上班了。

孩子最终还是被打掉了

李贵秋的四哥李贵宝没有正式工作，他选择了让孩子生下来。1992年，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史天芹开始和李贵宝同居。她当时想，户口总有一天会解决的。两个孩子先后出世了，因为无法随母亲在北京落户，在读书时，他们向学校交了几年借读费。

现在，史天芹的大儿子龙龙已经上6年级了。他说，“每学期老师都会问我，你的户口办下来没有。我说，还等着呢。”明年上半年就要考初中了，龙龙也知道，没有户口自己上不了初中。他面临失学的危险。

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李殿洲一家在北京参加过两次人口普查，每次他都如实填写自己的“黑人”身份。来京二十余年，为了户口的事，李殿洲找了很多部门。他碰到很多同情他的人，这让他时常产生乐观情绪，但希望每次都是很快就破灭。

在北京双桥附近，李殿洲一家换了近十个住处，只有一次是被员警撵才搬家。他家的境况，附近派出所早已了解，平素不会有人来为难他们，多年来，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办暂住证；事实上，没有户籍，他们也无法办暂住证。

没有户籍，他们很多事情都无法办。李殿洲的几个子女在农贸市场卖货，他们的摊位都是以李贵秋的伴侣付胜虎名义申办的。他们甚至无法领取汇款，也不能存款；好在他们没有多少钱需要存在银行里，也没有人给他们汇款。

李殿洲曾经居住过的康宁大队，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回忆起这个曾经的皮匠。李殿洲已经20余年没有回家乡了。到北京后，只有他的妻子李秀珍在 1987年回过一次黑龙江。那一次，曾经对她的工作问题做过调查的省粮食学校原校长丁玉贤，还给她写了份证明材料，其中提到李秀珍一家“双城县的户口问题、粮食问题、赶出农村等问题”:“她们全家七八口人没户口、没住处，对国家、对社会影响很不好。”李殿洲说，“这之后，我们家的事仍然一点头绪都没有。一气之下，我就不和亲人们联系了。”

毫无音讯的日子过了近20年。2005年8月24日，依照李殿洲提供的地址，在黑龙江双城找到了她的姐姐李殿勤家。李殿勤刚好去哈尔滨看望她的母亲，她的儿媳说，“我们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

李殿洲还活着的消息，让家乡的亲人着实兴奋了起来。8月26日早晨，李殿洲接到电话，他听见自己91岁的母亲的声音从话筒传来:“殿洲啊！”

“李殿洲说:“我是不孝长子殿洲。””

李殿洲还活着，只是他的老伴李秀珍和三子李贵才已经撒手人寰。提起过去，他常常泣不成声。“我已经60多岁了。我有没有户口都无所谓了。”他站起来，摊开双手比划着，大声说，“可是我的儿女、孙子，他们需要户口啊！不然今后怎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