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运气是从哪里来的？

与上述这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相比，连续两年位居美国《大观》杂志评出的“世界十大独裁者”前五名的胡锦涛可谓 “运交佳地木逢春，”美国人对他虽然说不上百依百顺，却也是相敬如宾，礼遇有加。不但敞开国门迎接他来访，而且还步步退让，依着胡总统的要求不断提升访问的规格－－去布什总统的农场吃烤肉？不够显赫，得去白宫才行。一般性访问？不够风光，得国宴、礼炮、红地毯侍候着才行。胡总统的这番外交艳遇，真地能把那些活着的独裁者艳羡得要死，死了的独裁者艳羡得要投生到中国来。

胡锦涛的运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命中固有的吗？不是。胡锦涛的运气，既得益于中共诡诈的策略，美国麻痹的态度，也得益于海外反对派对于中共剥皮抽筋的功夫尚不纯熟。

韬光养晦的烟幕

胡锦涛虽然也犯着政治隔代亲的毛病，推崇他的毛爷爷胜过邓爸爸，但是实话实说，他今天的这点运气更多地得益于邓而非毛。自从邓小平实质执政以来，一直采取一种低调务实的外交策略，他在1982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 1989年夏秋开始，民主浪潮席卷东欧，前苏联随之土崩瓦解，邓小平虽然在国内大开杀戒，但在国际事务上依然未敢公开逆历史潮流而动。面对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他不但没敢想毛泽东那样声嘶力竭地叫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反而在1990年12月的一篇讲话里再次申明：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

如果邓依然沿用毛的死硬策略，纠集起国际丐帮自立山头，继续在世界各地制造红色恐怖，策动武装暴乱，以对抗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前苏联的命运应该早已降临到了中国，那么胡锦涛连做独裁者的运气都不一定会有，更不用说以独裁者的身份来美国招摇过市了。

在中国文化环境里成长的人都知道，韬光养晦不是一种终极生存之道，而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以屈求伸的策略。然而西方人对于这种招数既没有直觉的警惕，也缺乏理性的分析，因为表面上看来，韬光养晦和放下屠刀，从善如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美国军方在2002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曾经意识到“韬光养晦”后面的玄机，称之为“在国际上进行战略欺骗”，不过这种看法并没有形成社会的主流意识。与当年对待苏联的手段相比，美国对待中共实在是客气得多了。

多种力量推动下的中美贸易

中美贸易虽然有诸多摩擦，但不断上升的势头一直很强劲。据统计，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相比，两国的贸易额二十多年间翻了三四十番。就中国方面来说，中共政府巴不得加强和美国的贸易。中美之间的贸易，中国一直处于顺差。中共用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从美国换回了大量的外汇，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这块肥肉。这些年来，在不触及政权的范围内，中共确实做出了一些改革的举动，但改革的动力只不过是不愿失去和美国做买卖的机会。

就美国方面而言，推动中美贸易增长的主要有两股力量。美国的学术精英和一些政策制定者深信，贸易往来可以促进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使成为世界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政论作家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贸易和接触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与人权，同时，让中国和世界其它各国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还可以降低战争的可能性。莱特的观点集中体现了美国上层左派人士对中国关系的考量，殊不知以容忍独裁的方式试图改变独裁要冒着养虎为患的巨大风险。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虽然处于逆差地位，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没钱可赚。麦道公司、思科系统公司这样的世界知名企业，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市场。因此这类大公司、大财团也在竭力推动和中国的贸易。在经济自由化的国家，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并不一定能够左右私有企业的作为，相反那些大公司、大财团却可以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显赫的社会效益来影响政策制定者。

英谚有云：生意旺，情义薄（Business is weakness）。当经济效益成为商人们的第一考虑，中国人的自由与人权就变得不如独裁者的钱袋那么重要了。对于一个要成为世界道义领袖的国家来说，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谁来扯掉中共越来越逼真的画皮？

海外反对派，特别是侨居美国的反对派，对于拆穿中共的画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在汉语世界里也越来越显著。但是，为了对付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弄虚作假和操纵媒体的技巧也日渐见长。谁说中共不讲法制？公开审理的案件往往程序俱全，只不过量刑与定罪早已帐中拍定。谁说中共不讲人权？在堂皇的社科院里就设有人权研究机构，还定期出版刊物，宣传中共的在人权方面的进步。虽说中共滥捕政治犯？每次更西方社会讨价还价，总会先释放几个政治犯作为筹码……在操纵媒体方面，中共也已经走向国际，重金收买亲共媒体，或豢养新的海外鹦鹉，与海外反对派抢占舆论阵地。以个人或民间的力量来对抗由国家力量装备起来的亲共媒体，反对派艰苦卓绝的日子还刚刚开始。

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反对派一直未能重视在在英语世界里提升自己的声音。中国有那么多侨居美国的异议人士，却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英语媒体，不管是报纸、杂志、电视或是网站。在这一点上，中国异议团体和前苏联、乌克兰、波兰无法相比，就是和西藏独立人士相比也相形见绌。也许是考虑到藏语的局限，世界各地西藏独立活动人士致力于创办、经营外语媒体，其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中国异议人士。西藏独立运动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周二，美国广播节目主持人帕特•罗伯逊对委内瑞拉的独裁者查韦斯一阵猛批，指责他“毁掉了委内瑞拉的经济”，“把整个国家变成了滋生共产主义势力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温床”，还与古巴独裁者订立攻守同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可怕的威胁”。末了，罗伯逊还提议把这位独裁者给揪出来宰了。其实，查韦斯和胡锦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罗伯逊经常在节目中涉及国际政治问题，但直接谈论中国的情况并不多。假如有一家有影响力的英文媒体，可以让罗伯逊了解迷途知返的基督徒林昭的悲怆抗争，了解去年被警察活活打死的女基督徒江宗秀的悲惨故事，了解中国数百万虔诚的地下教会信众饱受的种种压制……相信他会在自己的节目中跟他的数百万听众更多地谈到中国，相信美国民众完全有可能把胡锦涛拒之于美国国门之外，即使请进白宫，也会遭到美国基督徒的强烈抗议。

深受毛泽东的“重内因轻外因”的所谓哲学思想毒害的人们也许对这种求助于中国之外的力量来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事实上在社会变革中，外部力量绝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因素。对于在几千年的强权下被压制得习惯于逆来顺受，习惯于等待王师和明君来改变命运的中国人来说，借助外在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尤为重要。

1985年底，里根总统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同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大国高峰会议。里根指着在外面抗议的苏联著名异议人士沙兰斯基的妻子阿薇塔尔对戈尔巴乔夫说：你尽管一遍又一遍地说沙兰斯基是美国间谍，可是我的人民相信的是那个女人。只要你一天不把沙兰斯基和别的政治犯放出来，我们两国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互信关系。里根总统强硬的态度想必深深触动了戈尔巴乔夫－－几个月后，沙兰斯基获得了自由，几年之后整个苏联的人民获得了自由。

今天，我们期待布什总统不要忘记沙兰斯基“独裁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的理念，拿出反恐的气魄来对直面独裁者，因为在他那趾高气扬的脚下呻吟着的正是美国人视为神圣的民主和自由。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