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郭国汀律师(下) ：回首不言悔

记者：您现在是否方便谈谈当时中共打压您的详情呢？您是如何坚定地走过来的呢？

郭律师：可以。中共当局这次对我采取的措施彻头彻尾地非法。道理很简单：首先刑事拘留我的罪名居然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理由是3月4日对我停业的公开听证会，来了一些朋友，他们认为我聚集这些听众构成此罪。这真是荒唐至极的一种指控，因为：首先，听证会是公开听证，大家都有权利来旁听。其次，我只是打了三个电话给三个我认识的记者朋友，我希望记者来客观报导，一个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是日本记者，还有一个是南方周末的记者。结果只有纽约时报的记者来了，但他到听证会上扑空了。上海当局为了避开观众旁听，临时故意改变地点，换句话说，我约的三个人一个都没来。但它居然用这种罪名来拘留我，对我抄家、搜查等，极其非法的。说轻点，是侵权行为；说重点，是犯罪行为。亦即真正的罪犯是上海当局！这是对于他们对我采取措施的法律上的分析。

根源上，当局这样做的目的：本来以为吓唬我两下，我就退缩了。所以，实际上，一开始，2月23日，骗走我的律师执业证，把我的工作电脑，强行抢走，这个目的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剥夺我执业的权利，来打断我对人权案件的辩护。我为人权案件越辩越多，而且每个案件都公开，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实际上，当局如果聪明，应该对我这样的律师非常欢迎，我等于在监督他们依法行事，他们就会少犯错误，而且还可以对外界产生一个印象：就是当局民主、宽容。但是他们不敢，他们就采取这种下流方式终断我为人权案件辩护。

这么一做，把我的饭碗敲了，剥夺了我的执业权亦即生存权，当局还想叫我保持沉默，认可它这种流氓做法。怎么可能呢？我就要求听证。听证的结果就是：上午听证，下午就做出裁定。他们说我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中国律师的社会形象，并且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我自己在法庭上自我辩护，彻底反驳他们的理由。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是中国律师社会形象最好的一位，不是第一位，但至少是最好的一位。至于我造成的国际影响，是一种很好的影响。中共当局颠倒黑白，胡说八道，指鹿为马。说我违背宪法，根本不存在这么回事。我嘲笑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公民的自由，有什么不可以的？！

在3月4日听证会结束后，司法局长在一家五星级宾馆请我喝咖啡，这个局长表现得很诚恳，好像是为我好。这个局长跟我一直保持不错的关系。他问我对听证会的意见，我说：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完全颠倒是非，是非法的。这个案子不可能到此为止。如果要处分，我肯定要打官司的，告上海市司法局。

这个局长劝我：到此为止，这个案件就是一个句号；如果你继续，那就是一个逗号。向我暗示：如果我继续抗争，当局对我的打压就会升级。我说：我会按照我内心的指引，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结果不欢而散。

3 月6日早上7点多，我还在睡觉，当时我生病，病得很厉害。30几个警察闯进我家，把我家的前前后后全部都包围了。这30几个警察进到我家里，至少十到二十几个，全面搜查，然后把我强行带走了。我昂首挺胸地坐进他们的小车，被两个公安，一边一个，夹在中间，就像押犯人一样，押到看守所去。我家里被30几个警察全面搜查，特别是书房搜查，搜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当人权律师以来的两大本日记，记录我每天工作的情况，每天遇到的事情，很多原始记录，其中有 31次上海各部门，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律师协会、上海市律师管理处，浦东区律师管理处、国安、公安找我谈话的原始记录。

里面还有很多我的读书笔记，我办案中的思考，还有对政治问题的评论。是03年之后的日记，记载了真实的东西，非常有价值的日记。还搜走了我很多书，大量的哲学书。此外，还搜走了一些文件。把我家里的电脑也拿走了。银行的账单，事务所的财务情况，甚至连身份证，手机也强行扣压。

最糟糕的是对我女儿的电脑强行搜查。我在家里从来不上网，因为我怕影响家里人，不要让他们干扰我的家人。我家中自己的电脑也没有03年当人权律师以来的任何东西。我女儿的电脑完全是她个人私人的电脑，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公安故意选择在星期天，我女儿刚好在家，目睹了威风八面作派的全过程，他们本来想把我女儿的电脑也拿走，后来我太太许允他们查，他们故意在我女儿的电脑里，每一样都搜查，结果花了1-2个小时。一切都是故意干的，目的是威摄，做给我女儿看，我女儿也就一天之间长大成人，原来她是非常天真单纯可爱的，被他们破坏了非常单纯天真的学生生涯。这是非常恶劣卑鄙的做法！

公安局还派了另外一队人马到我办公室强行搜查。目的很明确，把我所有的这两年办过的人权案卷全部搜走，而且到今天不还。搞得我办公室一片狼籍。罪名纯属藉口，目的是强行搜查，看看是否能找到整我的东西。是否能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整个做法完全非法，是不能被容忍的。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会容忍公安机关这么滥用职权、浪费纳税人的钱办做这种陷害忠良的事！

我被公安带走后，他们就对我进行审讯。审讯的主要的、唯一能够问的东西就是问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问来问去，反反覆覆就是这些。每天都是这样。我从第一天开始，连续20多天每天都被带到派出所。每天只是让我确认我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签字，摁手印。我全部都签名。我觉得能大胆地写出那些文章非常自豪。

查了20几天。我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演讲，公安专门派人去北京、武汉把我两次演讲的录音复制下来。甚至还派人前往我工作过的地方单位调查，连我女儿的学校也去调查！还把我的笔记本，日记都搜走了。每一页都研究了。研究之后，问我上过哪些网站。他们发现我和陈泱潮等海外朋友有通信往来，这是很正常的。他们还发现我还接到过海外寄来的汇款。他们想查出是否接受海外反华势力或者媒体的资助。想从这个角度搞我。

其实，我接受过的五笔费用都是很小的，都是案件的诉讼费、律师的差旅费等，所以我都很坦然，都是我的劳动所得，我的正常收入。还有一比是我向一个朋友借的一笔美元，我原来就计划出国留学，结果提前被他们逼出国。

大体上问来问去，就是这些问题。每天都重复做。很多文章，我摁了好几次手印。同一篇文章从不同的网站上下载，每次都要确认。一共20几天。每次就是像押犯人一样，用小车把我从家里，夹在中间。上洗手间，全部都是被人看着的，没有任何自由了。

第一天作笔录，他们要刑事拘留。到下午3点才结束。公安问我：你想进监狱呢？还是取保候审？由你自己选。如果你不取保候审，那你就进监狱。我说：如果写文章是犯罪的话，那我们到法庭上见，没问题。我都承认是我自己写的，而且写这些文章，我感到很骄傲。能不进监狱当然不进，因此我选择取保侯审。但公安给我的取保侯审却划定只能在我住的小区内活动，不能跨出小区一步。依法若真是取保侯审的话，我有权在上海市范围内自由活动。因此我拒绝签署该划定范围的笔录。但他们实际上把我软禁在家。

他们第一天，刚刚开始接触，其中有一个对我凶神恶煞，非常凶，想吓唬我。我倒是笑眯眯的，很礼貌 地跟他讲。他用的语言很粗卤，甚至说我是流氓律师。我说：如果我这样的律师是流氓的话，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没有真正的流氓！第一天，他们不了解我，不了解真相，对我态度很差。

后来接触后，他们的态度变化很大。我们的关系应该说很好。因为他们在办案过程中，也读了我的那些文章，我应该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我写文章不可能犯任何罪。在整个过程中，每次我都把我的观点非常坦率地对他们讲。讲了以后，他们表示：我说的或主张的不是不可以，但要分场合，不能公开讨论。公开了性质就变了云云。我当然不可能认同此种说法。我认为任何观点，任何主张都可以且应当公开讨论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唯有谬论才害怕争辩。许我在不适当的场合传播。我所说的、所做的，连他们自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存在违法更谈不上犯罪。

公安列举了我的两篇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章，说是点击率超过1万，所以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所以就构成犯罪。他们是用这种很荒唐的逻辑认为我的公开发表文章就是犯罪。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真谛正在于公开表达的自由。如果不能公开表达，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言论自由或思想自由。我的文章实际上没有任何非法的东西，文章如果很多人看那是好事。决不是说因为没人看就是好文章，有人看性质就不一样，很多人看就变成犯罪了。那是什么逻辑？纯属谬论。

他们认为，我的政治观点只能在小范围内、在专业会上讨论或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人们的政治观点，政治理念，政治主张，就是要公开，就是要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这才叫做言论自由。如果不能公开，那不叫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如果说只能作为朋友间的私下谈话，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所以他们整个下来，每天就是重复地这样做，一直要设圈套陷害我。在刚开始的20几天，自被抓的3月6日开始，我家的电话就全部被掐断，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我女儿每天都要和同学商量作业的，这样就搞得她很着急，同学都说找不到她了。

我妻子和女儿天天给我施加压力，认为我打乱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公安把我手机也拿走了，使我跟外界完全中断联系。我强烈抗议，要求他们恢复通讯，我说：我可以不跟外界说，但是你们不能掐断我家庭的对外联系。所以，他们一方面掐断，另一方面让我保证：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不能向外透露任何信息。比如：我被抓，刑事拘留，取保候审，不能把真相说出来，否则就要继续封锁。我完全是为了女儿，违心地同意不对外透露任何我被非法软禁的真相。

我跟他们反覆交涉后，他们才逐渐恢复我家的电话通讯，有一个时段可以打出去。反反覆覆折腾，后来他们看我确实没有向外披露这些信息，我不想对女儿造成进上步的伤害，因为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公安的眼皮底下，所以他们就会对家人施加压力威胁骚扰。

电话封住了，我没法对外联系。他们天天把我带去派出所询问。他们采取的几个措施是很离谱的，一个是在我家周围安装了窃听器，我亲自看到过。另外，在小区强占一幢别墅，安装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24小时监听，在整个小区内讲话，全部都被监听。监听了整整1个月才撤离。乱花纳税人的钱。

他们为了控制我，不惜花血本，代价，浪费很多钱。在头一个月，至少有26部来历不明的小车很可能都是公安的，在小区内四处待命，车牌号，我都抄下来了。一个月后，撤了大部份。小车剩下3部。还在小区大门口装摄像头，每一个进小区找我的人全部被录相。

我在被软禁期间，有些朋友来看我，都被他们挡住了。看到我的人只有4个。其他的都被挡住了。为了来看我，上海的李剑虹曾经被公安抓三次，第一次是3月4日因为参加听证会，第二次是要来我家看我，第三次是国际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朋友约我在上海见面，结果她又被抓。郑恩宠律师的太太蒋美丽也因到小区来看我被抓。我事后才知道的。

当局的所作所为对于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非法行为的人权律师，居然动用这么多警力、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对我全家人四处调查，到我女儿的中学去调查。就是想通过威胁我女儿来逼我就范。中共当局对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小有名气的人权律师，都敢采取如此卑鄙下流无耻的手段，可想而知对付一般平民百姓什么手段使不出来！

20天以后，他们实在搜不出什么，加之国际上抗议呼吁声越来越大，才对我有所放松。他们所说的取保候审也是非法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我在上海有活动的自由，但却被限制在“世外桃源”小区。为什么派那么多小车来？安装高精度监听设备，不但侵犯我，而且侵犯了小区全体居民的权利。我太太、丈母娘去任何地方，都有人跟踪，一直处于被严密监控当中。如果当局依法行事，怕什么？

当局本来想威摄我，首先从文章上构陷，再从经济上查每个案件的收费问题，国外汇款，最后想从生活作风上查（因为我收集的一千多乎英文诗歌中部份含有美女图公安告诉我一共有89幅，其中有29幅是全裸！）。公安还威胁我要在法庭上公开这些美女图，以便出我的洋相。我干脆告诉他：“我爱美女何罪之有？若想公开，尽管为之，我们法庭上见，我们奉陪到底！”我还对著录相机公开宣称：“在情感问题上我是个伟人，虽然不是圣人。因为伟人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虽然也爱美人，但能克制自已，决不会乱来；后者则肯定放纵情欲。”总之，中共当局企图从文章、经济、色情等各个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搞我。终究未能得呈。

因为实际上自1999年1月10日迁居上海执业六年来，我仅去过歌厅三次。其中两次还是老外客户请客，另一次是我请福建的一位老朋友。我不知道上海是否还有第二位大律师像我一样如此清教徒似的当律师的。决非我不懂或不爱或不配享受，事实上我歌唱得相当动听，华尔兹跳得有模有样。而是我有整天忙于翻译法学专着，办案，撰写文章，实在没时间。

3月下旬，国际上呼声越来越大，记者无国界，保护记者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独立作家中文笔会，加拿大律师权利观察组织，加拿大国会议员戴维和安世立大律师，法轮功朋友们及众多网友诸如：余樟法、归宇斌、陈尔晋、杨天水、刘晓波、李国涛、草根、李剑红…… 均发文声援呼吁。公安才透露：外面有人呼吁声援我。问我：“国际上对你的呼吁有用吗？我们将升级！”要我配合把国际呼声压下去。为了把国际上的声音压下去。要我配合写两篇文章，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寸步不让，但考虑到家庭，对女儿的压力实在太大，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尤其是对家庭的巨大伤害，所以在软禁整个期间，我一言不发，实际上妥协。

2月23日，至5月20日，我全家人均度日如年，整天就像在监狱里。在后花圆散步看书，都有几个公安远远地监视我。约一个月左右，他们全面了解了情况，发现我没有任何隐私，他们全面调查后告诉我：还好各方面对我的评价都很好，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否则就不会那么客气。

当局通过公安问我今后有何打算？创办天易律师事务所第一年亏了近百万元，主因是毕业于北大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博士沉永明，一年案源仅不到三万元人民币，而合伙人每人光房租就得平摊20万元，但此人纯属知识流氓无赖一个！因此我个人承担了至少三分之二。第二年基本持平；通过三年不分日夜地艰苦奋斗，天易律师事务所海内外知名度迅速扩大，因此第三年整所趋势相当好。我却被上海当局强行停业。打了一半的案子均得退费，因此经济损失惨重。被剥夺人身自由三个月我被迫放弃艰苦卓绝一手创办的天易律师事务所，以前的投资等于白扔。

我明确表态：1。继续做人权律师，如果暂时不让做人权律师，我加盟一位好友的律师行或去北京加盟其他律师事务所，2。让我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当教授（因为我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已最适合当教授。口才一流，文笔也一流。能言善辩当然当教授最佳不过。可是如今大学毕在中共独家掌控下，岂容像我这种特立独行的狂人）3。如果既不让我当律师，又不让我当教授，那就让我出国。

公安说要向上面汇报，几天后说上面同意让我出去。并允许我对外联络，家里不能上网。公安还特意拿来无线上网，在我家让我对外联系。4月10日开始，4月中旬收到加拿大安大略大学邀请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取得签证。

4 月底，经众多朋友们帮忙，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做访问学者。经公安同意我买好5月10日经香港至温哥华的机票。因所有的电话都被监听。他们故意拖延时间，以便阻止我去香港会见国际笔会的朋友。结果一拖再拖至5月20日才出来。5月19日国际笔会的朋友特意到上海约我和一些朋友会面并为我送行。结果硬是被公安搅黄。李剑红还被公安带走。

其间公安还威胁我要追究我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说：“我当了二十年律师，对法律的理解应该比你们好。什么是违法犯罪行为我相当清楚！”出国前公安说上面要我写思想认识和保证书，他们甚至为我起草了保证书，内容非常荒唐，中共当局采取如此下流的手段把我的律师生涯彻底掐断了，居然还让我感谢政府的挽救！过去我时常听到当事人骂“流氓政府！”还觉得似乎有点过分，直到灾难落到我身上，让我切身领教了中共当局的流氓咀脸，我才真体会这四个字是这么贴切。我看后怒不可扼当面撕成数片扔掉了。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羞辱我，我不出国了，我将奉陪到底。”公安将保证书用透明胶黏起说：你可以再看看，不同意的还可以改”。我自己重新写了一份保证书，但没有一点是自已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过是五十与百步之别。公安警告我：不能带任何东西出去，电脑、卷宗。结果出关时，海关安检边防三道关卡，每道均把我的行李全部打开，进行严密检查。公安还阻止朋友们为我送行。而公安秘密保“送”，全程录像至我登上加航班机为止。

记者：您现在回首过去，有何感受呢？后悔过吗？

郭律师：我从未后悔过。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的选择，而是通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的。走上人权律师这条道路是经过自己反覆考虑的，最后是我自己选择坚定地走这条路的。应该说当时选择这条路，是很乐观的。原来计划当十年的人权律师，然后转行作教授。想得很天真吧。

一方面是很天真，当时对中共还抱有幻想，认为中共能够改善，能够听得进正确的意见，能够逐渐地改善；另一方面当时低估了中共当权者的愚蠢，高估了他们的智慧；真是非常遗憾，事实证明，中共已经是无可救药，面临彻底完蛋。

比如说，我原计划自己在国内当10年人权律师，结果才当2年就把我干掉了，实际上中共的寿命同样缩短了，一样的道理。因为我认为一个政权，容忍不了一个公开反对它、公开提出异议的人，说明这个政权是很虚弱的，脆弱的底气不足才会这样小气。如果某个政权真的是很稳定、强大、自信，它对公开反对它的人不但不会打压，还会非常欢迎，甚至还会重奖、鼓励这样的人。

所以说，实际上，中共打压我，是非常愚蠢极不明智的。表面上强大，实际上脆弱得不得了。一个害怕真相恐惧真理的政权，肯定是感到未日来临的恐惧，才会如此丧失理智疯狂。我早就公开对威胁我的官员说过：我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实话告诉你们，郭国汀决非等闲之辈，若你们真敢乱来肯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我被停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之声的采访，我公开说中共已经到了末日。如果中共处理得好，可能还会多延长几年，如果处理得不好，那就很快了。大体上的说法。结果没想到当权者完全是按照我说的处理得不好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结果必然是加速它的灭亡。

我认为中共当局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太没有头脑了。另一个原因是我曾经在《杨天水张林──当代中国最高贵的人》一文中公开批评胡锦涛的一些愚不可及做法，并公开在阻止胡任国家军委主席大权独揽的呼吁书上签名支持。胡锦涛说政治上要向朝鲜、古巴学习，说什么朝鲜政治上是对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还听说最近胡在中科院的一个会议上讲：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要严厉处置，清除出去。可想而知胡的政治智慧根本不足以领导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我作为公民，缺乏政治智慧无关紧要。像胡锦涛这种水准的智慧，居然占居第一号权力高位，怎么不是国家民族的悲哀。依我看民运人士中政治智慧远比胡强者大有人在，像陈尔晋，袁红冰，徐水良，杨天水，清水君，张林，刘晓波等均决不亚于他。问题是中共一党极权专制独裁制度，扼杀了多少中华英杰的天才！

公安人员指责我：胡锦涛也是你能随意批评的吗？我当即答道：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他若做好事当然得表杨，他若做坏事蠢事我当然有权批评。其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尊严，是他自已的所做所为相称的。中国人实际上人才济济，但被中共极权专制独裁体制扼杀消灭，实在是民族的大不幸。

记者：这几年由于中共的高压恐怖，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放弃幻想。

郭律师：胡锦涛是靠中共登上权力高峰的。胡上台后，对知识份子的打压加剧，而且对互联网的控制更严格，到了离谱的地步了。现在各大学的BBS全部封锁，只允许大学本校的学生发言讨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说明当局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状态，风声鹤戾。一个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的国度，人民皆被当作愚民奴隶，怎么会有创造力独创精神。胡也太不自量力了。如今早已是电子信息时代，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是全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胡不顺势而行却企图逆流反动，如何可能成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民心者失天下，失知识份子之心者，必失民心。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当然是无知者。

记者：中国大陆那种环境下，就算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公检法部门还是要违法，律师，尤其是有良心的人权律师真的是很不容易。不知您怎么挺过来的？

郭律师：所以挺了2年，本来想挺10年的。通过10年人权律师执业，专门作人权案件，我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促进中国的政治司法体制改革，我会提出一整套的方案，很可惜的是，我才当了两年人权律师。故我说自己“壮志未酬身先死”。

记者：其实我觉得胜利是属于您的。表面上是权利被剥夺了，但在这个过程中，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共当局虚伪凶残的本性。您这个过程，并没有损失，而是赢了，坚定地走过来了，并且鼓舞了更多人。

郭律师：是的，我认为真正失败的是他们。我如果真的失败了，中共当局一定会大肆报导，但中共当局在迫害我的整个事件中全面封锁消息。它们太胆颤心惊了，胆小如鼠。

作为我来讲，我失去的是什么东西呢？仅仅是失去了一点钱而已，把我的经济搞垮了。其它的没有什么。但钱财是身外之物，没有了还可以再赚，我不怕。

我从来没后悔过，也不吃后悔药。作这么大的事，思想上、精神上、各方面都是有所准备的。再说，我也不是单枪匹马，至少在精神上不是孤立无援。我知道支持我的人很多，律师界暗中支持的很多，公开支持的很少，这没错。很多人怕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一点非常遗憾。如果说像我这样公开维权或者公开主张的人越多，当局就越不敢动，公开占出来的人越少，中共当局就很容易破灭下去。

如果中国法律人特别是律师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勇敢地站出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当局就越没办法。那种看似不可能的巨大变革时代就会很快到来。其实中国律师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起来了，张思之是我们的前辈，他像一座丰碑挺拔，而浦志强，高智晟，莫少平，魏汝久，李建强，李和平，朱久虎……均十分勇敢杰出。法学界的贺卫方、范亚峰、王怡、李柏光……若整个法律界都有人占出来，这个时代就会大不一样。

记者：无论从整个国家还是从律师界来说，更多的人觉醒，勇敢地站出来，这才是利于国家、民族的根本途径。我想真正感到害怕和恐惧的应该是中共当局。

郭律师：当局肯定很后悔，后悔对我采取的行动。2月22日我在安微蚌埠拟会出张林时，一位朋友已经预感到当局可能马上要对我下手，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地说。谅他们不敢，因为他们为此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记者：它们实际上做的事情都是本性的暴露，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您对中国律师界的现状如何看呢？

郭律师：我对中国律师界感到不满意。因为与中国律师关系不大的加拿大律师，还有英国律师倒声援呼吁，而中国律师及全国律师协会，上海市律师协会皆装聋作哑。我觉得中国律师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是很差劲的。除了少数几位公开声援者外，绝大部份律师都是不但不敢公开说一句，连私下里都不敢说一句。被吓破胆的感觉，一点胆量都没有。

如果说这是自私，又太过分。起码是一种犬儒主义吧。明哲保身，只保自己，总想着自己的利益。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对我的这种明显荒唐的处罚，实际上涉及到对全体中国律师切身利益的严重威胁，比如：我作为人权律师，为人权案件辩护，并不违反任何法律，也不违反任何规章，更不存在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有关当局完全是指鹿为马的做法。与秦始皇时代的赵高一样：当着大家的面，指鹿为马，然后让大家承认。这些人都默认了，不坑声不就是默认了吗？既然当局今天敢如此放肆地迫害我，怎么明天就不会处分你了呢？

所以说，这些人对当局这么离谱的做法保持沉默，不坑声，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中国律师整体还是处于一种眼光短浅的状态，不仅仅是胆量的问题。目光短浅表现在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不清楚。比如：这个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刚出国没几天，5月26日，朱久虎律师就被捕了。这个说明：对前面的律师迫害，其它律师不敢抗议，当局必然就会一个一个地修理其看不顺眼的律师。

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中国律师包括民运人士及一切维权团体均应该向法轮功学习，法轮功的这种不屈不挠和平抗争团结互助共同奋斗的精神，真是很伟大的力量，使得穷凶极恶的中共当局镇压六年，种种流氓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地“三个月解决”，反而明显看得见败相了。

中国律师只是对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更多，很少考虑为社会做贡献的精神上的东西。长期以来，中共愚民专制统治的人们在精神上的追求越来越少，整个群体变成物质利益追逐者，唯利是图。律师当中很多人都变成了惟利是图的人，当然不会为了精神上的追求去牺牲自己经济上的利益。更不会为了正义真理公正公道等似乎抽像的东西献身。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律师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维护，连讲真话的权利都没有，连自由思想都不允许，与奴隶有何两样，赚再多钱有什么用？！你赚钱再多，如此流氓当局只要随便找个藉口，就可以把你的财产没收，或者拿住什么把柄将你投入监狱，令你倾家荡产。

为什么很多律师会被当局找这个藉口、那个藉口迫害，今天看不顺眼你，马上就可以找个理由迫害你。

在中国现行一党极权专制独裁体制下，中国律师要做到自己100%干净几乎不可能，不是甘做穷大律师，就是干脆退出不干，或者同流合污。唯有抛弃此种一党极权专制独裁体制，中国律师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是改掉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政治制度，这才是关键。不改革，中国律师永远是颤颤惊惊，如履薄冰的，随时处于危险的状态中，除非自己埋头赚自己的钱，跟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跟它们绑在一起下地狱。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决非中共的；反共是真正的爱国。唯有将中共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才有明天！这一天即将到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