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卖肉才子口述:童年性教育从动物身上获得

　　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单位效益不佳，不久倒闭，为生计所迫，一直在社会上闯荡，一眨眼间，十几年光景，就这样翻过去了。这些年来，尽管我混生活的县城韦曲，距离

我的老家－－鸣犊镇高寨村，只不过咫尺之遥，坐上中巴，或骑上摩托，三四十分钟车程也就到了。然而，混得不如人，蓬头垢面的，无颜见江东父老，平时很少回家。可怜家中老父，

　　枯坐家中，常盼儿归，到头来，却辜负了生儿、育儿、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

　　我开店之初，总想躲着熟人，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如同雪地里不能埋人一样，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久走夜路，必有撞见鬼的那一天。末了，终于让乡党看见了，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在村子里奔走相告：

　　“我看见北大学生了，混的没法子，杀猪卖肉了！”

　　此话终于传进老父的耳朵里，老父再也坐不住了，蹒跚着两条腿，兀自找上门来。然而，父子相对，默默吸烟，说不尽的凄惶。

　　世间许多事，在旁观者眼里，充满了曲折离奇，绮丽无比，倘若写书或讲故事，自有引人入胜的所在。然而置身其中，尝尝个中滋味，其酸楚与艰辛，不足以与外人道哉。

　　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东部旱塬的一个半坡半塬的村子里。旧时祖上有几亩薄田，农忙时节雇佣帮工，带有“剥削”性质，“社教”时被划成上中农成分，属于帮助、教育、团结的对象，根不红苗不正，与贫下中农不可同日而语也。

　　我们第二生产队人均一亩田，沟沟坎坎，坡地多，平原少，缺乏灌溉条件，完全靠天吃饭，收成的好坏全凭老天爷的恩赐，在全村十个生产队中是最穷的一个。

　　通常，童年的记忆是幸福美好、无忧无虑的，而童年留给我的却是贫穷、饥饿与灾难，几乎没有什么欢乐与幸福可言。

　　高家寨，自然以高姓为主，其次是“郭”、“李”、“方”等，“陆”只是小姓，区区十多户人家。听老人讲，因闹兵荒，三代前从城北迁徙，逃难到这个背风向阳的小寨，拖儿带女的，实在走不动了，便停了下来。那时候，人少地多，遍地荒芜，开几亩坡地，就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竟成了部族。

　　人老几辈都打牛的后半截子，祖宗缺少识文断字、耍笔杆子的，自然也没有族谱记载。从我记事起，只知道祖父辈为“恒”，父辈为“福”，我辈则从“步”，到了下辈，崇尚单字，便乱了方寸，再无“字辈”可循了。

　　那年下大雪,大跃进年代的“食堂化”撂了摊子，人们还没有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嘴角还残留着草根、树皮、观音土的苦涩味儿，我便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世上，开始食人间烟火。

　　我为老二，前面有一个姐姐，大我三岁。此后八年，父母再无动静，我便是家里的老幺，常常得到大人们的偏吃另待，并未受多少委屈。

　　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别人的妈妈使劲地“捞”小孩，幼小孤独的我，热切盼望母亲的身子快点“笨”起来，也给我捞个小弟弟。到了1972年，二弟出生，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次年三弟又降临。农村的习俗“偏大的，向碎的，中间夹个受罪的”。我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陡然间从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跌落到肩负照看两个弟弟的重责，这下子，重任在肩，悔之晚矣。

　　1973年冬季的一天，爷爷抱病在床，父母出工挣工分，姐姐上学未归，奶奶生火做饭，我抱着小弟，坐在门墩上卖眼儿，二弟在一旁玩耍。不知几时，二弟趁奶奶不注意，从灶膛里引来火种，在院中玩火取乐。童心未泯的我看着稀奇，不觉之间也凑上前去，与二弟疯玩在一起，怀中小弟亦被逗得“咯咯”直乐。不料，一粒火星散落在小弟的肩上，我自浑然不知。待奶奶听到小弟凄厉的哭声，颠着一双小脚从屋里赶出来时，小弟的肩头已经浓烟弥漫了。急忙脱衣、灭火，小弟的身上已然落下铜钱大小的伤疤。父母归来，我自然免不了一顿责打。

　　说来奇怪，同样的地，公社化时，人们思想觉悟高，干劲也大，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人争气，可地却偏偏不争气，就是不打粮食。那时候粮食紧，早晨苞谷糁子就浆水菜，中午玉米糊糊下面条，晚上没饭，一天不见干粮的面，两顿权当三餐。时常前心贴住后背，肠胃造反作酸，偶尔打熬不过，清水炖些萝卜，撒上一把咸盐，每人盛上半碗，剩下的第二天就饭，如此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好久未见白米细面，借用梁山好汉鲁智深的话说：“嘴里能淡出个鸟来。”一次，难得家里打牙祭，擀上半案板白面，切成细细的短条，用铁勺倒少许菜油，放入锅膛里，待油热透，切细葱两根，“哧啦”一声，香气四溢。我虽年幼骼膊细，却能端得起大老碗，早早就占了大碗，先舀多半碗，快速搅动，“稀溜溜”地喝下，然后再满满地盛上一大碗，慢慢地享用。父亲端了一碗，夸富似的去了“老碗会”，回来再舀时，却成了少许清汤。
　社会主义新农村，冬战“三九”，夏战“三伏”，出大力，流大汗，要“三年实现大寨县”。社员们一颗红心跟党走，先交爱国粮，后交战备粮，到了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过紧日子。每年秋后，村上的人都要拉着架子车，推着手推车，辗转几百里，到渭河以北的泾阳一带，以细易粗。不是农民喜食杂粮，实是腹中空虚，只能如此，才能下几把野菜，勉强糊口，混到第二年初夏大麦上场。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艰难，终于挺过来了。到了1974年，我到了读书的年龄。那时，农村没有学前班，更谈不上幼儿园，农村娃读书晚，上学那年，我已经九岁。本以为从此可以摆脱了照看弟弟的责任，万万料不到，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悄无声息的，事前没有一丁点儿征兆。

　　农村人命苦，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力气活，连女人也不例外。在关中农村，过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都要“扫房”。将屋子里的家什搬空，扫除灰尘，端来洗衣盆，泡些许“白土”，把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的土墙彻底地浸墁一遍，再贴一幅年画，便有了过年的气息。

　　1974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晨，母亲正要出工，隔壁会贤婶子来邀，叫一同前去崖下挖“白土”。同去的四人，母亲身体好，有力气，与会贤婶子在窑洞里面挖，另外两人负责运出洞外，结果窑洞塌了，挖的两人被深埋在洞里，运输的两人也身负重伤，待高声呼救，喊来乡亲,将两人从泥土之中刨挖出来时，早已气绝而亡。

　　依照关中农村的习俗，非正常死亡叫做“横死”，横死鬼是不能进入庭院、登堂入室的，否则于家人不吉利。可怜的母亲，辛劳一生，临死只能在门前简单地搭一顶破烂帐篷停放尸首。数九寒天，北风怒号，似孤魂野鬼在瑟瑟寒风中哀鸣、游荡。

　　其时，父亲刚刚与人结帮搭伙，偷偷地钻进终南山掮木头。家中出了这等大事，急忙派人进山找寻。可是，莽莽大山，重重林海，如此寻觅，何异于大海捞针。而在当时，这却是唯一的办法，因为进山卖苦力也是明令禁止的，故而不敢通过当地的高音喇叭寻人。好在自古进山一条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父亲，又不敢将真相言明，只能委婉地告知父亲：爷爷病危，让赶快回家，见上最后的一面。

　　待父亲火烧火燎地赶回家中，已经是繁星满天。看见门前的两顶帐篷，父亲一下子傻眼了，顷刻之间，委顿于地，失去了知觉。据父亲后来讲，当时他的第一猜想是出大事了，可能是自己进山时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给家里贮水。长安东部塬区水位低，井深达十余丈，绞水时须用辘轳，下双索，一人绞，一人撴。父亲以为母亲与姐姐一起去绞水，姐姐失足，母亲去拉，一同坠入井底，溺水而亡。

　　顾不了死人，顾活人，草草地埋葬了母亲，眼瞅着一家老小，以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心里实在没谱，一夜之间，父亲仿佛苍老了许多。一连几天，总是圪蹴在一个地方，咂吧着旱烟袋，不言不语，不吃不喝，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无奈的叹息。

　　经历了这场变故，父亲心力交瘁，变得神神道道，喜怒无常。也曾想过续弦，无奈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负担沉重，曾介绍过几个，看过家中的经济状况，都不了了之，只得作罢。我们姐弟几个，对父亲似老鼠遇见了猫，且惧且怕，看见了父亲，都远远地躲开，唯恐父亲一时不顺心，给自己一巴掌或踹上一脚。这对我后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依照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母亲离世后，我们一家七口，老、弱、幼、病，一应俱全，可谓睡觉时候全是腿，吃饭时间都是嘴，干活当口缺人手。父亲单枪匹马，轻易不敢缺一个劳动日，脏活重活抢着干，就图挣个大工分，但一个人总抵不上两个人，一双手难捂四张嘴。到了年底结算，工分少得可怜，粮自然分得很少，还欠生产队一屁股烂账。记得最惨的那年，我家分到的口粮是每人51斤，除掉麸皮，面粉大致不足40斤，这可是一年全部的粮食啊！40斤面粉能释放出多少千卡的热量！年轻人也许不明白，如今，蔬菜、副食增加了，鸡、鸭、鱼、肉吃腻味了，米和面自然吃得少了。可是在三十年前，人们的肠胃异常空虚，食量也出奇地大，一个成年人差不多每天得消耗两三斤粮食，还只是吃个蔫饱肚子饥。

　　蝼蚁尚且贪生，人总得活着，悲伤总要过去。几天之后，摆在全家人面前的首先是生计问题：母亲的离去，打碎了原有的生活节奏，一切都得重新筹划。爷爷年轻时出了大力，刚过五十就浑身是病，力气活一点都不能干，作为农民，除了力气活还能干什么？二弟不足两岁，吃羊奶，爷爷放羊；小弟刚刚八个月，正是吃奶的年龄，断了奶，只能喝炼乳。炼乳，这个早已消失的词汇，对于许多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奶粉，不过那是粗加工的，每瓶一块七毛钱。其时生产队的每个工日还不足一毛钱，一块七毛钱，就是将近二十个劳动日的报酬，何其大的一笔开销！炼乳加水，再配以稀饭，勉强可喝五到七日；我和姐姐年龄稍大点，放了学，挖野菜，打猪草，掐草帽辫，以补贴家用；家务重担全落在奶奶一个人身上，奶奶整天颠着一双小脚，扑前跑后，忙东忙西；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则在生产队没黑没明地苦挣工分，偷空儿和村里其他一些穷苦人家一道上山打柴，扛木料，卖苦力，挣点小钱，称盐打醋，青黄不接时，买点苞谷勉强糊口。

　　我家院落里有两棵大杏树，是祖上留下来的家产。每到麦熟季节，黄灿灿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引得许多大肚子婆娘驻足仰望，垂涎三尺。自己吃是舍不得的，拿去卖又是明令禁止的。父亲便令我采摘下来，挎上竹篮，一分钱一个，穿村走巷地叫卖。

“小孩子家，没人管的。”我不敢去，父亲给我打气。

　　一次，我正沿街叫卖，迎面走来一位乡党：“碎崽娃子，还敢卖，看我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我一惊，信以为真，扭头就跑，他在后面穷追不舍。一不小心，我脚下一绊，摔了个

大跟头，踒了手臂，疼痛钻心，哭声撕心裂肺。杏儿没卖成，还得花钱接骨看病。玩笑开过了头，乡党买来糖果看望，父亲虽没说什么，乡党也落了个大红脸。

　　尽管我们全家是麻子打喷嚏－－全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