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克拉夫钦科和中国的故事 “我选择了自由”

不久前，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的政治参赞陈用林先生脱离了中国领事馆，表示和中共自1989年六四以来的政治高压手段，尤其是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一刀两断。陈用林的出走显示了中共政治精英集团内部深刻的分歧和矛盾，也告诉人们即使在既得利益集团中，道义原则和人类良知也还是有广泛的号召力。陈用林事件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多年的今天，成千上万中国学生和学者可以去西方国家尤其是自由开放的美国学习和定居，无数贪官污吏更是轻轻松松地把掠夺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然后当投资移民。如果陈用林就是为了想在西方世界生活，他本来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没有必要选择这条不归路。例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前秘书就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读了一个历史学位，然后在纽约市的一个公立大学的历史系找到了教职（这条信息并非来自什么内部渠道，而是这位前中国外交官放在他担任教职的学校网站上的个人简历）。

　　从陈用林的出走，人们可以联想到许多类似的案例，即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或者以各种非外交官身份活动的官员，如记者和贸易代表等等，脱离本国统治集团投奔自由世界。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在这些案例中比较早、比较特殊、后来和中国也有过一段关系的一件往事。

　　1944年4月4日，苏联驻美国采购团副团长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在华盛顿宣布脱离苏联政府，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在获得了政治庇护之后，他用两年时间写了一本书，题目叫做《我选择了自由》，1946年出版后成了当年的畅销书。

　　克拉夫钦科1905年出生于一个老革命家庭，父亲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是布尔甚维克。他本人1929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参加了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抽调到红军中工作，后来因为是技术专家，所以被选派到赴美国采购战争物资的代表团中。当时美国对苏联和其它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巨额援助，每个国家都希望能从美国得到尽量多的武器和其它物资，所以都把本国最信任的专家派到美国从事选购和谈判。

　　从克拉夫钦科的背景、经历和身份中，人们很难想像这样一个40岁不到就身居要职、前程远大的苏联官员会背叛自己的政权，更何况当时苏联虽然已经度过了卫国战争最危险的的时刻，但仍然在和德国苦战。在这样的时候克拉夫钦科理应为培养他的这个制度多多效劳。

　　那么，是什么使得克拉夫钦科不但放弃了自己在苏联的前程，而且不顾在关键时刻叛国出走的罪名投奔美国呢？克拉夫钦科说正是他在30年代参加农业集体化的经历使得他对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产生了厌恶，埋下了反叛的种子。

　　苏联30年代的集体化是消灭小农，建立集体农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变成国家控制的农业劳动力。这个运动就像中国的人们公社化运动一样，在很多地方对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30年代的大饥荒。当时苏联党和政府从城市里抽调了大量干部和工人到农村去建立集体农庄，镇压农民的反抗，强行夺走他们的口粮。克拉夫钦科就是许许多多被派下乡的干部之一。他亲眼目睹了乌克兰农村遍地饿殍的凄惨景象。但使他更震惊的，是有一天他在灾区的一个政府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从上一年保存下来的粮食，而那正是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农民被饿死的时候。饥荒是难免的，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但见死不救、任凭粮食堆在仓库发霉也不拿出来救命，这是毫无人性。

　　克拉夫钦科投奔西方的时候，苏联正和美国结成同盟和法西斯国家作战。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因为苏联是自己的盟国就和莫斯科作交易，牺牲克拉夫钦科。但美国以及西方的一般舆论对苏联都是以正面报导为主。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过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杜伦迪对苏联的报导就是以正面形象为主。人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克拉夫钦科的话。克拉夫钦科以自己从早年投身革命到逐渐了解真相和幻灭的经历告诉他们：“苏联人民正在被独裁领袖和秘密警察严密控制着，难以把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告诉世界，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们，不要在自欺欺人。”很多年过后，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披露出来后，人们才想起克拉夫钦科和他的警告，才相信他并没有为了自己在美国留下来而编造谎言，诋毁自己的国家。

　　历史证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贡献并不能拿来为斯大林主义辩护，克拉夫钦科在苏联最受到世界同情的时候，挺身而出揭露那个政权的残暴和黑暗，这种勇气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克拉夫钦科的书出版时，中国正好是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中共一方面以苏联为后盾，从苏联占领的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取得了巨额的军事物资和武器来武装自己，另一方面以苏联的强大和光荣为自己的骄傲，以此号召青年。国民党方面和一些独立舆论于是就利用克拉夫钦科的书来抵消中共对苏联的宣传。1947年春天这本书的英文版运到中国后，上海的民治、新生出版社和南京的天地、独立出版社同时推出了四种不同的全译本。当时上海的重要报纸《申报> >就此书发表了很多篇评论和介绍，其中一篇说：“要明了苏联的实情不可不读此书，甚盼不满现实，而憧憬另一理想的青年同学们，都能赶快一读。”

　　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领袖胡适对这本书也很重视，他早在1946年4月就读了刚发行的英文版，在日记中说他“深受震动”，这本书“描述苏俄的残酷内部清洗，甚有力量”。1948年，当国民党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的时候，胡适还用这本书中的描述来劝导一些知识份子朋友不要对共产主义有幻想，劝他们和自己一起离开大陆，但很多人并没有听他的，其中有著名史学家陈垣。后来这些人很多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还把一些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被捕学生请到家中，向他们介绍这本书，并说：“你们跟共产党走，也无不可，但你们事先应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因此除了看左倾的书以外，也应看右倾的书，只有这样才能公允。因此我建议你们可以看看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

　　但历史的演变并没有按照这本书的中文翻译者和介绍者所希望的那样，而是相反。当时天真幼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都激烈地反美。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承担了对中国的天文数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很多美国空军人员在空运和对日本的空战中牺牲。但很多人不顾这一点，在战后的1946年立刻要求美国军队撤走，完全不考虑撤军所需要的时间和安排。当时在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妇女的事件，在上海发生了美国士兵打死中国黄包车夫的案件。这些本来都是个别的刑事案件，并不能代表美国军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和历史作用。与此相比，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强奸抢劫和其它刑事犯罪难以计数，而且苏联军队还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工业设备大规模地运到苏联。和苏联在中国东北有组织大规模的暴行相比，美国军队的强奸案和杀人案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而根据近来披露的一些材料，那起美军强奸案是中共地下组织设计的，为的是藉机发起反美运动。

　　但在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中，美国军队成了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而对苏联的暴行则是竭力掩盖。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就透露过这方面的内情。李是一个苏联在进入中国东北后在齐齐哈尔发展的间谍，送到苏联去培训，当时他还不到18岁。李越然后来利用这层关系进入了中共在东北的地方政权，承担了宣传“中苏友好”的任务。他承认说当时宣传“中苏友好”是有困难的，因为“苏军进驻东北后把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取得的战利品都运回苏联，少数官兵纪律非常差，在东北群众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在这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实际上是苏联军队大规模的抢劫和强奸。而所谓“中苏友好” 的宣传，说穿了就是用谎言掩盖和淡化这段历史。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克拉夫钦科的这本书并没有使得很多人改变对苏联和中国前途的看法。当然，一本书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这本书的中文译者的话，对比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尤其是灾难性的历史，其实是完全可以预言的。1947年克拉夫钦科这本书的中文译者针对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幼稚和盲目左倾，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原无意翻译此书的。可是在这动乱的中国，多少青年为了不满现状在追求更可怕更危险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转变我们的方向，慢慢地步上民主建国之路，奴役、充军、饥饿和永无止境的恐怖，也就在眼前了。而那时我们再向何处去流浪呢？殷鉴不远，译者的苦心在此。”

　　是啊，毛泽东的中国，不但自由知识份子无处流浪，就是那些饥饿难耐的农民，也失去了祖祖辈辈享有的可以外出讨饭的自由，因为人民公社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户口制又把城镇的大门在他们面前关上了。这难道还不说明克拉夫钦科这本书的中文译者的的远见之明吗？

(来源：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