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葆璋: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有那么多人权问题?

现在定居法国巴黎的吴葆璋先生曾在中国权威媒体新华社工作27年。1989年“六四血案”爆发时,当时身为新华社驻巴黎记者的吴葆璋先生,在法国电视中看到中共军队屠杀学生的场面后, 愤然交了办公室的钥匙,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新华社。此后,吴葆璋先生一直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任中文部主任,直到退休。

2005年7月13日,应欧洲大纪元时报的邀请,吴葆璋先生出席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英文《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并发言。全文如下:

女士们,先生们,

今年夏天在中欧和西欧旅行,常遇到欧洲人问: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还有那么多人权问题?我想就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观察,告诉各位一些有关中共治下的中国的真实情况。

首先,西方主流媒体多少忽视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柏林墙倒塌后,中共并没有从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演变中汲取积极的教训。

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还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都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在政治领域内,他们则认为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他们大幅地修正了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措施,而在政治层面,则加强了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他们不断宣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用“四个坚持”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一再表示,绝不接受多元化民主和三权分立,他们也加强了与现存的其他几个共产党政权的关系,俨然成了新的国际共运的中心。

在领导层强化共产党原教旨主义政治立场时,在党内,中下层党员的思想状况却出乎意料地糟糕。2000年,他们对三十万党员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调查的结论是,中共党员普遍存在“宗旨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和“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不少党员不过组织生活,甚至不交党费,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村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所面临的信仰、信心、信任“三信危机”。

在中上层,一批老干部在89年中共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政变推翻反对镇压的总书记赵紫阳之后,公开出来与中央唱反调,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要求首先实现党内民主、党员直接选举领导人。前新华社副社长彭迪则发表文章,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并表示“我爱我党,我更爱真理”。这仅仅是两个例子。

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背景下,当局发现自己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其中主要有三:一是提倡与阶级斗争相反的、另外一种人生哲学的法轮功;二是扩散性的贪污腐败;三是在台湾建立的民主政体顺利了实现首次政党轮替。

我不是法轮功成员,但据我的观察,法轮功是一个非政治性组织,他们所推荐的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强健身心的锻炼方法。在几十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践失败、从而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中,“真善忍”三个字,以其朴素的魅力,一下子就吸引了众多的中国人,练习法轮功的人数很快就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六千多万)。

从1992年到1996年整整四年时间内,法轮功也是中共官方媒体报道的主题。但是坚持原教旨主义的中共领导人很快地悟到,法轮功对如今的中共来说,乃是一种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双重挑战,如果任其发展,共产党必将成为不堪一击的空壳,所以必须禁止。

1999 年法轮功学员要求给予活动空间的和平请愿活动,为镇压提供了藉口。当局的作法是,一面开动宣传机器,展开妖魔化法轮功的宣传洗脑运动,另一方面则是,非法逮捕,监禁虐杀,以迫使其放弃信仰。迄今因此而死于酷刑和警察暴力者,已超过两千人。试问,当一个数千万、上亿万的群体成为专政的对象的时候,怎么会没有人权问题呢? !

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发端于小舵手的一个口号: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当局也是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推行市场经济的。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后果正如各位多少有所了解的“扩散性的腐败”。

据《新京报》报道,仅北京市一地,去年和今年立案审查的贪污腐败案件就已有将近600桩,几乎是每天一桩,中共当局也惊呼,贪腐是一个关系党国命运的大事。但是,他们的态度则是讳病疾医,认为无须他人,他们自己就可以解决贪腐问题。可是再高明的医生怎么能在自己身上开刀、切除肿瘤呢?

我这里要说的是,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引进市场机制,成就了一批又一批贪官污吏,这些贪官污吏权力在手,肆无忌惮地侵害老百姓的权益,从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在经济高增长下的家破人亡的惨剧,这就是震动中国社会的“上访”活动。“访民”们对地方行政司法当局失望之余,期盼到首都北京申冤昭雪。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往往是被遣返原籍或警察暴力。

不断到北京上访的民众有多少呢?没有看到精确的统计。有多少人死于上访呢?更没有透露。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提供的一个信息是,去年七月一日到八月二十日,不到两个月,仅到北京市委上访的就有一万九千人次,到中纪委上访的,有两万多人次,估计在这个期间,全国赴京上访的人数应为二十万左右。朋友们,这又是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群体,他们的权益被贪官污吏践踏。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司法不是独立的。这些人的处境,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不是明摆着的人权问题吗? ! 至于几千万朝不保夕的农民工、面临与工厂同样要被出卖的命运的工人、为针砭时弊而入狱的新闻工作者、以及那些为在中国结束共产秩序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他们没有任何公民的基本权利,谈不到任何自由。这些人的人权遭践踏,我就不多说了。

中共政权面临的第三个挑战,就是在台湾建立的民主政体以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的民主政体下的政党轮替,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与中共所追求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民主台湾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中共政权的落后和丑恶。从这面镜子里,大陆人民看到,台湾有反对党合法存在,这正是民主的首要内容。台湾有名副其实的言论自由,老百姓游行示威不受警察暴力阻挠。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更是显而易见地令人羡慕。因此,对中共来说,必须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正是台湾的民主政体,而为此制造的藉口和烟幕则是甚嚣尘上的“独统之争”。两千多万人处于导弹和战火的威胁之下,他们的人权该不该得到各国正义人士的伸张和维护呢?!

外界的好心人常常为中共当局也在谈论人权而感到庆幸。欧洲还有政界人士甚至把中共的人权观接过去向非洲倒卖。这就是他们自鸣得意的所谓“生存权”。 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 这其实不过是偷天换日的把戏。只要仔细读一读联合国人权宪章原文,读一读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原文,就不难发现,普世价值准则所要首先捍卫的,乃是人的“生” 的权利,也就是对应于“死”的, 活着的权利。在欧洲基本权利宪章中,“生”的权利是与废除死刑连在一起阐述的。把“生”的权利硬说成是“生存”的权利、吃饭穿衣的权利,就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权的本意。戳穿这个把戏后就会发现, 中共的人权观只有八个字, 那就是:“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请允许我在这里想向荷兰和欧洲公众大声疾呼: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至今还在共产党的专政暴力之下,生死未卜 ! 救救那些遭到酷刑镇压的法轮功学员,那些有冤无处申的“访民”,那些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遭到暴力镇压的工人和农民,那些为伸张正义、为中国寻找另外一种前途而仗义直言的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志士仁人吧。救救他们。

谢谢诸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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