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华案黑幕 (三)：大款如何变成国安部特工

问：你一直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对不起你，你当面也会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赖：那时候“四二O”已经来查我了，查了一段时间，但其实查不下去，也查不出什么，为这个事。我就一直很烦么。我就叫国安部他们去阻止，叫“四二 O”不要这样查了，这样查下去会对我的情报工作和生意有影响。我想，对于安全部的人来说，这样去说是很简单的事么。他们曰答我说，他们已经在写报告了，等部长回来签了字就马上送上去了。可是报告一直没有往上送。后来“四二O”越查越厉害，事情也就搞得越来越夸张了。最后搞得国安他们都怕了，个个都不敢送报告了。后来他们又来跟我说：应该要“四二O”的人来找我们才对呀，这样我们就可以顺便把报告交给他们。如果是我们国安主动去找他们“四二O”解释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这样一来，这个事就一直拖、一直拖了。到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有意拖了，我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就这样，他们答应的事都没办。

这个事他们平时都是对我拍胸脯的，他们说：只要你毒品不做，枪支不做，杀人的事不做，其他的什么事我们都帮得上。走私算得上什么？国家利益第一。这是他们说的。当面我骂他们“王八蛋”。

中国的军情部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早期战争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指挥机构。而当时的军事情报机构，是在中央军委之下设有总情报部，同时，在总参谋部之下也设有一个主管情报的二级部门。随着中共军事建制的不断调整，所有的军事部门都归入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即所谓的三总部。军事情报机构也都编入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治部的联络部之下。

所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都属军队情报系统。总参二部被外界俗称为“总参情报部”，是因为总参二部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包括三部份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特务；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

总参三部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侦听。也就是通过设在各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无数“监听站”进行电子情报的截收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总参二部也好，三部也好，都不仅仅从事军事情报的工作了。比如，总参三部目前有十三万大军负责监听所有国际长途电话。据说，所有的国际长途电话都是监听并录音的，只是在录音设备上预先输入一些特别的词汇，例如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一些敏感的事件名称、以及一些隐讳的词语，当录音机感应到这些词汇时，就会自动跳起来，这时监听人员就会立即对这个电话进行跟踪监听检查。有关六四、法轮功等名称是肯定会让录音机的键子自动跳起来的。而且这个部门也同时截收海外的传真。赖昌星证实，当他还在福建厦门做生意时，他在情报口工作的朋友，就曾经拿着从上海截收的，他的朋友从海外发来的有关生意事情的传真给他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各国大使馆的武官都是由总参二部派，不是由外交部或国防部派。武官是军职的，级别最高的是驻美国的武官，正军级，军衔是少将。住其他国家的武官有些是正军，有些是副军，但是驻多数国家的武官，都是正师级，也就是大校。

现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熊光楷，原来曾任总参二部的副部长、部长。姬胜德于一九九五年接任部长职位。在九九年，由于被指牵扯远华特大走私案而被调离部长一职，被调到军事学院下面的一个部制定军事条例，当副部长，实际上是降了半级，随后不久就被正式逮捕。

姬胜德升任总参二部部长的时候，也正是赖昌星生意蓬勃发展的时候。总参二部有五个局：广州局、北京局、天津局、上海局、沈阳局。而这些局都是以驻这个城市的某某办公室的名义出现。比如说广州局，就是广州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北京局就叫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几办公室。就在二OOO年十一月，北京这个办公室的正、副局长，正、副政委全给撤了，因为这些人是姬胜德的部下现在二部北京局的局长姓郭，原来是驻俄罗斯的武官。

总参二部的职责是对外搜集情报，从地域上看，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都归总参二部管，可是地方上的事情总参二部有时也会介入。

在此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大军区（广州、兰州、南京、成都、济南、北京、沈阳）又各自有七个情报部，但级别不高，属正师级。而总参二部是正军级。所以姬胜德是少将，是正军级。熊光楷当上副总长之后提为上将。军队情报系统的业务有些交叉。例如，在对外派人方面，特别是在派驻香港方面。但一般来说，港澳以外的地区，例如派到加拿大、美国的军情人员，肯定是总参二部派的，而不是军区情报部派的。

另外，总参二部研究机构的对外公开名称是“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所以凡是战略研究协会的专家学者，都是总参二部的军官。比如说在陈水扁上台以后，台海局势紧张期间，经常发表针对台湾讲话的一位年轻的学者辛旗，这就是总参二部的一个秀才。总参二部的情报水平比国家安全至高很多，因为它从红军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因而，有中国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称。

三种情报人员：密工、商干、挂靠

自从中国军队开始搞第三产业以来，军队的走私就越走越大。吸引了社会上的许多人以有军方背景为荣，更希望以有军情背景为靠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自称是总参二部的人呢？因为总参二部的情报人员基本上有三种人：密工、商干、挂靠。第一种人是总参二部的专职间谍，是在编制内的，这种人在圈子里被叫做“密工”，这一类人基本上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职业间谍。而国安部和公安部的这类人则都叫“密干”，也是在公安或者国安内部编制里的。

第二种人是半在编的，在圈子里被称为“商干”，说他们是“半在编”，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上了情报部的电脑，但是人员并没有进入军情系统的行政编制。

中共情治系统在社会上的关系，我们只用军情系统来举几个例子：

比如一个叫张鹏的，在广东出事了。不管是打人了，抢劫了，还是开地下妓院了，只要没有死人，公安来抓张鹏的时候，张鹏就可以说：你不能动我，我是搞情报的，某某的人。另外，如果张鹏出境时，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公民到香港时只能带六千港币的规定，随身带了六十万港币而被海关抓住的话，张鹏又会告诉海关的人，你不能动我，我是情报口的，是某某的人。这时海关就可能会打个电话到有关部门去问。而因为张鹏的名字是上了情报口电脑的，那边一查就说：张鹏是我们的人。这样确认了之后，海关这时就只能放人、放钱。

其实在第二种人里边，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比较接近于“密工”的，是既上了军情电脑名单，也正式发了军装的。并且，在名义上还有一份工资，军委是认账的。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因为搞情报工作牺牲了，那么这笔钱会交给这个人的家属。可能平时这份工资并没领，但是国家会替这个人存着。

另一类人其实并不做情报，也可以说这类人进军情部门纯粹是为了平时能够靠二部的关系作买卖赚很多钱。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军情部门有所谓的免检章，有货物进口免检的绝对特权。这种人如果和军情的关系过硬，可以赚很多钱。这时，这个人就可以拿出一部份所得，捐给国家，支援中国的军事情报工作，也算是互惠。

第三种人被称为“挂靠”，社会上这种人最多。而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份人是挂靠于军情在地方上对外的一些办公室下边的。比如说：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地方上的身份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负责人分主任和政委。原来五办的政委叫傅军，级别相当于广州军区情报部的副部长，他原来是广州军区人事处的处长。

而这些办公室的下边又设有很多处，比如：广州军区情报部在广东省的办公室“五办”，它下面又有五、六个处，每个处都有处长、副处长。

而当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对情报口的十六字方针的最后四个字就是：商情两旺，这也叫以商养情。

由于挂靠上军情部门，等于是在政治上加了保险，并己有经济上的巨大利润。这样社会上些做生意的人就会利用情报人员的特殊背景在社会上活动。所以一时间这类的办公室在地方上越来越多。据说当初李长春接管广东的时候，给江泽民打过一个报告说：广东省有二十二个“办公室”，全是军、警、宪、特。比如说，“一办”和“三办”是省公安厅的，三办是“港澳工委”的，“四办”是总参二部的，“五办”是广州军区情报部的，而“保利集团”是“十六办”，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是“十七办”，刘华清的儿媳妇郑莉是“二十二办”。

在香港回归前后，港澳工委下面挂靠了很多人，因为港澳工委分管香港的情报。尤其是当时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保证香港的稳定，中国政府曾派了大批的特工人员潜伏在香港。举个例子：在香港的亲共党派某组织当中，除了主席之外，其他的所有头头都是共产党员。香港的一家主要电视传媒的老板就是由总参二部派出的特务；另一家知名的电视传媒的第一大股东已经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过是以IX公司”的名义出现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后来，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泽民下令军队和商业脱钩，但是不包括军情部门在海外的公司。

笔者在采访赖昌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后来又在香港生活过几年的朋友。他告诉笔者，他移居香港后，见到了自己以前在部队认识的一个战友，这位战友也已经拿到香港的居留权了。他是早些时候带着任务被派到香港的，这个战友在香港的任务就是，到各大商场、酒楼、酒店、电影院等地听人“聊天儿”，搜集香港社会上的反共情报，和香港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的材料。

所以，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产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

属于“挂靠”的第三种人往往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些生意人，而这种人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就更多。比如说某个个体户，他跟“五办”的某个处长熟，就跟这个处长说愿意给这个处长做事，这个处长如果看上了这个人，就说，好吧，你是我们的人啦。然后会发给这个人“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的工作证。不明就里的人，就以为这个人是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他实际上是在社会上搞情报的人。这种人在整个情报系统里是地位最低的，但也是在社会上最能唬人的。因为如果是真的“密工”，或者是“商干”的话，本人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就是这种为情报口做事的第三种人喜欢到处去说自己是总参二部的。但实际上，这种人的名字并不在电脑上。这个人维系和情报的关系就是靠搞定某个办公室的处长或其他头目。然后，就可以打着情报人员的招牌去做买卖，做成买卖后，这个人通常会给这个处长一些回扣。如果这个处长把这部份钱上交了，那么总参二部就替这个人出个公文，证明一下。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叫王鹏的，要带六十万美元出关，如果这个王鹏是“密工”或“商干”，那么王鹏就会顺利出关，不会有什么麻烦。但如果王鹏只是属于“挂靠”，在情报部门的电脑上没有王鹏的名字，那么这时候，所谓“几办”、“几办”的身份就不够用了。这时候，就需要由广州军区出一个公函，说王鹏带的这六十万美金是替他们带的，是到境外搞情报工作的需要。那么这六十万美金就可以顺利过关了。但是这样做，要事先和情报口打好招呼，说好分给对方多少。还有一种情况，如果王鹏想在深圳开一家桑拿浴室，营业中有卖淫的成份，公安发现了要来抓王鹏。遇到这种种情况，王鹏就要先和“五办”说好，答应把赚到的钱分出百分之三十的红利给广东“五办”。这样，“五办”就会在公安来抓王鹏的时候，以情报部的名义出一份文件，说这个桑拿浴室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点，是情报部门设的。然而，这样的人的命运往往都掌握在那个处长的手里。对于这种挂靠关系的人，处长不用向主任报，自己进行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福建、广东、广西出来混的个体户，都拿着个“几办”的工作证。

而且，一个“五办”的处长，就有批一张到香港的单程证的权利。但这里有一点要说明，香港的单程证不是由情报部发，而是由公安系统发，这是国家的法律。但情报部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给公安出个公文，说这里有几个人，我们要派他们去香港工作等等。公安就一定会发给这些人单程证。

第三种人往往在社会上吹嘘自己是总参二部搞情报的，或者是国安的，但实际上，这种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如果负责他的那个处长换了的话，新的处长可以不承认这种关系，除非前任处长向后任处长介绍这个关系比较有用，说这个人每年替我们赚多少钱，弄了多少情报，对我们很有用，你要继续支持他等等，这个人才会被留下来继续使用。

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系统

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立的。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的情治单位叫做中共中央社会部。当时的社会部就负责向中共高层提供情报和资讯，并有人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定期撰写研究分析文章。中共建政后，它改为中共中央调查部，中调部负责向驻外使领馆派出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所在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的中调部八局，负责情报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对外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它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八局的前身。后来由于中调部在“文革”中卷入派系斗争，打乱了阵营，严重影响了工作，使得中调部一度被取消，改由总参二部接管。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中调部才又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建制。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开始进行中共情治机构的改革，派往海外的特工人员，也由以前从中调部派往各驻外使领馆，改为以记者、商人、学者等身份作掩护到海外工作。

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公安部长刘复之向政治局请示，要求改组中调部，计划是由中调部的全部和公安部的反间谍机构合并成为“国家安全部”。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设想，于是，国家安全部正式设立，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棱云出任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后来由于在一九八五年发生了国安部的一位姓俞的处长叛逃美国的事件，凌云由此被撤职，由贾春旺出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一职。贾春旺在这个职位上呆到九八年，三月转任公安部长。

中国公安部情报系统同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情报系统相比，中国公安部的情报系统资格要老得多。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接收各地政权时，所设立的军管会，就是各地公安机关的前身，军管会在当时的一项最主要任务，就是肃清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抗中共政权的势力。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初步建立，军管会中的治安机构也改名为各地的公安厅（局）。在中央政府里，则设立了公安部，统管各省（市）的公安厅（局)。各省（市）的公安厅（局）再分管所属地区及市的公安局。第一任公安部长是罗瑞卿。原军管会中肃清敌特分子，及内部保卫的任务，成为公安部设立以后的主要任务，因此各省（市）的公安厅（局）都把分管这部份工作的部门列为第一处。当时称为敌侦处。在公安部里则是第一局，也就是敌侦局。这就是公安部情报系统的最初机构。

敌侦处的七要职责并不负责对外搜集情报，只是负责肃清内部的敌人，侦听、监测、追踪、搜捕任何被派到中国大陆的间谍特务。同时，也负责调查、侦破任何反抗当局的地下势力。例如，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肃清反革命份子的运动，就主要是由 这个部门执行的。

敌侦处后来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在多数省市，敌侦处又按照分工不同，分成两个处，甚至三个处。一九八三年，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部，敌侦处的─大部份和中调部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厅（局）仍然保留着原敌侦处的建制，并又逐步地恢复发展，到九十年代，已经形成与国家安全部并列的又一大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在职责上，和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重叠的。也向海外派出专职或兼职的的情报人员，但搜集情报的重点仍然在于 海外敌对势力向中国渗透方面。

实际上，国安、公安两大系统主管情报的部门，互不买账，经常发生扯皮事件。

赖昌星和中国军情、公安、国安等系统的关系错综复杂。他既是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的哥儿们，也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无话不谈的密友，他还是国安部的兼职特工。他自己说，他为中共情报工作先后花费厂上千万元。

从福建赖姓商人变成西安蔡姓儿子

问：你是怎么决定到香港去的呢?

赖：当时我们福建省公安厅的一个副厅长说，你的生意做得那么好，外交能力那么好，头脑那么过关，你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到香港去发展。他是搞外联的。

问：现在这个副厅长在哪里?

赖：他现在是福建省最高法院院长。

问：你认为这个人为什么会向你这样建议?

赖：当然是出于好心了。在我当时接触的人里，可能人家都认为我比较会做事。我有这种感觉唠。

问：我知道你的香港单程证是从陕西省办出去的。我不明白，给你提建议的人，是福建省公安厅的，那么为什么不从当地给你办出去呢?

赖：建议是他建议的，但不是他直接给我弄的。他是要在那边给我弄，我没有让他弄。

问：他本来是想要给你办，但是你自己决定从别的地方去办?

赖：恩，我要自己弄。正好八九年五月二十号，我在北京，我就在北京公安部，正好我也看到那些学生在那里游行嘛。刘复之的女儿刘鸿林（音)，就是负责外联办的，当时她就要给我弄来香港。刘复之是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问：她也要帮你办?

赖：她确实本来也要帮我，但是我自己弄得比她快。

问：你简单讲一讲这个过程好吗?是怎么办出去的?

赖：就是我的户口都没有留在福建了，已经迁到陕西去了。

问：我还是不太明白：在福建当地提出来让你去香港的这个人又是公安口的，跟你又熟悉，那么你如果在当地办，不是更方便、更快?

赖：但他─直没办法办到。他是在大概八七、八八年左右最初提过。

问：那后来你自己是怎么办的?

赖：后来我是从陕西办的。也是通过朋友帮我办的，他叫我把户口迁过去，我就迁过去然后手续办到哪里我也不管，他叫我签名我就签名。

问：你能说是谁帮你办的吗?

赖：找不到，没办法找，具体的人我也不知道了。

问：等于在那边的朋友找人具体做的。

赖：对，但我知道我的证件是合法的。

问：你是说，你在国内办理香港单程证的所有手续，确实是以合法的方式办的。

赖：对呀，当时填写的那个表是可以调出来看的，如果下是合理合法，这种表我怎么能 拿到呢?

问：中国政府现在说你是以非法手段取得去香港的单程证，你拿什么证据说明你是合法 取得的?

赖：我是按他们的规定正式申请的。不然他不会批准我的，是下是?

问：你在这当中都履行了什么手续?

赖：按他们规定的办喽。这个事已经那么长时间了，有十年了，我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 我只记得他拿那张表来，他拿来给我让签名，我就签了。就是这样。

问：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你是通过贿赂某一个官员，然后这个官员帮你办的手续?

赖：没有。

问：那你能解释吗?你能用具体事实解释吗?比如说：我的手续就是某年某月某日通过 什么部门申请的，履行了什么手续后怎么拿到的。

赖：没有，那个人就拿表来叫我填，我就填。让我签名我就签名。就这样。

问：你说你没贿赂任何官员的话，他凭什么这样做?

赖：咳!因为我过去香港是要给一个姓蔡的做事。他们给我在香港找到一个姓蔡的，他们就帮我办去照顾他的。假如说我给他做“儿子”，就要姓蔡，姓蔡照顾姓蔡的父母才有这种条件申请过去香港。

问：所以你的姓曾经是蔡，叫蔡昌星，就是这么来的?

赖：对，就姓了蔡。到了香港一年多之后，我名字又改过来了。

问：那么就是说，在香港的那个人帮了你，有人替你做了担保，然后这边申请的手续上也找人疏通了。

赖：我的证件是合法的，我是通过正当的手续办的，所有的手续都是按要求走。合法不合法也是他们的管理上的问题。是不是?

问：你的意思是说，反正证件本身是真的?

赖：对呀，手续都是正规的。而且只要我人是真的就可以了。像那个公安厅的那个叫洪水树（音）的，他出来到了香港就叫洪锦忠。他是公安厅派出来的，也是为了搞情报工作换的名字。为什么他可以使用，而我不可以使用呢?

问：这个人还在香港?他原来是哪里的?

赖：还在，叫洪水树，在公安厅，他的级别是副厅级。他原来是福建省富元（音）公司的 老总，后来他派出去到香港，就把他名字换掉了，现在叫洪锦忠。最近来香港这么多人，你 看哪一个不是一样的办法办过来。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问：听说自从九七香港要回归之前，中国大陆政府就利用单程证派很多人到香港去，你所知道的是这样吗? 赖：我认识的起码几十个。

问：在这几十个人里边，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赖：可以。比如一个叫吴海玄（音）的，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府正要抓他，跑了，他原来是福建石狮的。另外一个叫姚志胜，原来也是石狮的，后来到了香港，现在也跑了，不知道在哪里。还有许明良喽，这样的太多了，我知道的更少有五十个以上。这些人都是跟军情、国安、公安呀什么的有关的。政府他们的这种指标是公开正常卖钱的。

香港单程证奥妙无穷

带着对赖昌星到底是如何办妥香港单程证的疑问，笔者找了一些人了解，一个自己曾经 给至少五个人办理过单程证的朋友，向我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

中国大陆情报单位是怎么样活用赴港单程证的呢?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先看看公安的做法。有人要在山西省办理一个单程证去香港，但是这个人是北京人，那么就把这个人的北京户口拿来，从山西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的基层派出所就开始做假。本人拿一张照片就行了，随便叫什么名字。这个派出所就会假设这个人是和香港人结婚了，就为这个人做一套文件，说他是和香港什么人结婚，其实在香港的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但不管这些文件是真是假，总之，要确保一路上去都有人签字、盖章就行了，一直到山西省公安厅管出入境的六处。虽然说从下到上都是假的，但是，因为一路上都有人签字、盖章，所以上边是下用看材料的，报上来省厅就签字了。也就是说，通过公安办理赴港单程证，不论是在哪个省，不管是新疆的还是东北的，只要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从基层到省级，一帮人都能够买通，花个百八十万把这条签字、盖章的线连起来就行了。大部份人在办理单程证时把名字改了。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如赖昌星就改名为蔡昌星。

情报部门如果需要香港的单程证，就根本没有任何地域的限制了。每个省公安厅，包括北京市公安局，都有个情报科长，是专门负责和军情部门联系的。如果总参二部需要为什么人办理香港单程证，只要二部出具一张公文，说明某某人，因为工作关系，我们要派他到香港。至于说，军情部门为什么事派人到香港去，公安部门是无权过问的。但是，在排期上，还是山地方公安厅说了算。这里除了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别的城市的单程证都要到省公安厅统一小。军情需要的单程证的排期一般都在两三个月就完成全部手续了，到时候，北京公安局的情报科长就会给二部打电话通知证件办理好了。要求对方带着公文、验件、还有局里一把手的签宇过来取。这时，当事人也会收到北京公安局的一封信，通知当事人单程证已经批了，要求当事人去办理注销国内户口的手续。但一般这种情况下，这个单程证不会立即发下来，当事人会被要求去北京见局长，局长要交待任务，所交待的任务无非是一些行话。比如说：张鹏，你到香港要多为党搞点情报，多介绍一些商人和形形色色的人给我们认识。但张鹏到香港之后，是否真的做这些事，就全看自己的打算了。

由军情部门办理的香港单程证，大部份人都改了名字。

军情口办理的香港单程证，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军情工作需要，要安排人到香港长期驻守、工作。

第二种，是为社会上的一些商人办的，总参二部已经收了钱。这种钱没谱，有的人需要港商的身份，而军情部门也认为这个人将来有利用价值，收费就是象征性的。也有的人要花到四百万，六百万的。“湛江特大走私案”被揭露出来之后发现，其中的大走私头子的香港 单程证都是由总参二部批示办理的。

另一种是照顾关系不收钱，比如说，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家属、子女等。

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二公子李小勇的香港单程证，就是有人原珠海市市长、现广东省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梁广大，要拍武警总队的马屁，使用行政指令让珠海市公安局拨了四十个名额给武警，一起办妥的。武警本身是没有权批单程的。李小勇在香港的名字叫朱峰。他今年就可以拿到“三颗星”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申请香港特区护照。另外如，王兆国的儿 子，戴相龙的女婿，一大批人都是总参二部给办的。

据知情人士估计，中国领导人的家属、子女中，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持有香港单程证。再有一种做法是，将办理香港单程证的这笔费用打在项目里。比如说：张鹏是广东省某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总参二部的人给张鹏全家办三个单程证，要按行规，一个单程证要收费一百万到一百三十万之间。但是，二部先不收张鹏这笔钱，而是由广东“五办”出面成立一个项目公司。张鹏明明知道有一块地值两千万，但是，张鹏只要一千万就把这块地卖给“五办”刚刚成立的这个公司，“五办’的公司一转手就可以把这块地倒出去，就净赚了一千万。所以，虽然张鹏个人没有出钱，但是对方得到了更多的利益。这之中只是牺牲了国家利益，这是广东最常用的做法，叫做项目换单程。

这里要补充一点，中共的另一个特务机关“总政联络部”也有权办理香港的单程证。总政联络部下设三个局，一局、二局、三局。总政联络部主要负责对台情报，叶剑英的二儿子叶选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当了总政联络部的部长，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实际上是在编的总政联络部的研究员，对外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副会长。为什么联络部负责对台情报的呢?因为叶家一八就主要负责中国的对台湾事务。八十年代叶选宁已经参与负责对台政策，他是少将，现在退下来是人大常委，他对外的名字叫岳峰。新上来的总政联络部部长叫梁洪昌，原来是总政副秘书长，九八年接任的。

中国大陆赴香港单程证的规定，是八十年代中英协定之后出台的。原来是每天批出七十五个，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为每天一百五十个。据知情人士估计，在所有赴港单程证中，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是被中国各个情报机构占用了。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整顿这一现象。现在只剩下两个特别渠道可以继续占用单程证， 一是总参二部，二是总政联络部。各地方军区情报部批单程的权力已经被收回。

初出茅庐贴近了台湾警备司令

问：你最初开始搞情报工作是什么时候?

赖：我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从福建省军区开始的。另外，我和公安厅在厦门外联办也有业务。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安全部的主任，也和安全局和安全厅都有业务往来了。当时我想和安全部在地方的机构搞好关系，那时，部队的关系我已经很熟悉了。

问：你在中国情报系统的线索真复杂呀。

赖：开始是福建军区的一个朋友，是个姓王的副司令。那时他是厦门警备区的参谋长，在省军分区搞情报的，看我在福建做生意做得很好，是一级企业家，就想到要用我了。我也确实一直做得很好。我从九一年就开始给部队做事，但我和姬胜德认识应该是到了九五年左右。我记得，那时有一个姓孙的，我们叫他孙处长，他就来找我了。

问：什么处的?

赖：福建军区情报处的，叫我要帮他们做事情。

问：这个孙处长先找你的。

赖：是，他找上我，他说，他看我生意上做得好，在社会上关系好，正好有这个能力，能帮他们。

问：他通过什么人，或者是什么样的机会认识你的?

赖：是通过庄如顺认识的。

问：等于朋友之间见面认识的。

赖：那时我在福建很出名了，大家都知道我企业做得好，社会上关系也好，他们知道我能够为他们做事。他们一直都想用我的。

那时候，我办了到香港的单程证，就去了香港。刚到香港不久，我正好认识了一个在香港的台湾人。这个人姓蔡，原来是晋江人，他在香港是给台湾工作的特务。那时，正好台湾的警备总司令，叫陈守山，也是晋江人，也算是我老乡喽，他正好要到香港来旅游。听说陈守山曾经竞争台湾政院院长，但没有争上。这个人到了香港，是由姓蔡的负责接待的。姓蔡的就要向我们借部宝马车接待他，他就介绍我认识陈守山了。

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赖：九一、或者九二年吧，我最初跟部队情报部门接触，就是这件事的关系。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福建军区情报处的孙处长，孙处长就报告给了南京军区。因为福建军区属南京军 区管，福州是军分区。孙处长报告上去之后，那边当天晚上就打了报告给军委，军委当天就批了，马上就给两个人办了证件，两个人就各自来了香港。但是这两个人没办法接触姓陈的，他们就说，至少给他们机会来看一下，他们不是一定要求跟陈守山见面，只要偷偷看他。 问：为什么，有什么用呢?

赖：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他们让我听陈守山讲什么话，就马上报告给他们。

问：你陪了陈守山几天?

赖：我也记不起来了，起码三四天吧。 问：你身上有没有带窃听器之类的东西?

赖：没有。我当时叫我的司机在陈守山来香港的那几天给陈守山开车。那时我也是刚来 香港没多久，没有全部陪他，只是有时陪他吃饭，或者在房间里陪他聊天。听说这个陈守山 是王永庆(台湾商人力台塑董事长）的亲家。

问：当时姓陈的他们对你没有任何戒心吗?

赖：姓蔡的对我说过，他也知道我刚来香港不久，他说过：你应该不是共产党的什么人吧。我说：不是，不会的。他说：你可不要搞我呀。姓蔡的还告诉我，是他跟姓陈的说，我是姓蔡的这个人的表弟，姓陈的才同意让我接近他。他说：不然你怎么能接近他。所以我就承认我是姓蔡的表弟。南京军区为这个事就立即来了两个人到香港，一个姓童的，叫童洪林，还有福建军区姓于的。他们两个来香港就是跟踪姓陈的，但是没有机会接触。

我看那时两边接触还没有那么多，都是怪怪的。有一天，我陪陈守山和他老婆在香港的高楼上看深圳，他老婆看着深圳那边的人群就说：你看，这些都是共匪。

问：那一次你觉得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

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先接触嘛。陈守山六十多岁了。那次他回去后，后来又过来香港了一次，也是我接待的。就是从这件事起，我开始跟部队情报口熟了。

问：那么在这之后，你都为中国军情部门做过什么?

赖：很多事喽。有一段时间我是每个月给台湾那边十六个人按时发工资的，十六个人呢!

问：这要用不少钱呢，你说给他们发工资是什么意思?是你自己出钱吗?

赖：当然是我自己出钱啦，怎么不是我自己出钱?每当香港这边出了什么新款的劳力士手表呀，新的什么玩艺，我都要给他们买了送过去。当然是很多钱啦?

问：你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你都获得过哪些情报?

赖：我告诉过这边，台湾他们培训的特务都安排在大陆哪里、多少人啦，还有台湾部队的调整─一调动。另外，像台湾他们到了二OO五年准备买的武器有多少?要从哪里买?都要买那种武器呀等等喽。我拿到了清单，我自己还留了一份，后来被“四二O”拿走了。那应该是一份已经确定厂的计划书。我看过一下，就是注明武器方面自己造多少?外边买多少?大炮多少?坦克多少?买军舰要找哪个国家去买?在哪里预订?等等。

还有一次，我拿到他们的军用地图，那种地图是很特别的，很大一张，有四种颜色，一个印刷机是印不起来的，要四个地方印。为什么要四个地方呢?就是为了不管什么人，你一个人不可能拿到这张地图的全部，就是怕被人家偷出去。这张地图由四个地方印，每一个地方只印一个颜色，这样就是你有一张，我有一张，他也有一张，要四个人手上的图合起来，才能拼成一张真正的地图。而且这张地图无法随便复印的。台湾的人拿这张图的原图来给我，我就拿去给解放军了，解放军有办法拿去复印，原本又送还给我了。我问他们对这张图觉得怎么样，他们就发个报告下来说：很有参考价值。他们部队的人很生气，对下边说：你们怎 么搞的，自己人反而搞不到这些东西。

问：这么说，你在台湾的关系很深了?

赖：还有我们这边有人卖给台湾的东西，又被我拿到手。那些是军队的一些东西，送到了台湾，结果被那边的人截了下来，把原件又拿回来给我，是我们军队里边有人做的。他们拿给我的这个东西，就说明这边部队里有他们的人了。二部知道这个情况都很紧张了。台湾那边的人是看我可靠，价钱又给得好，才会主动来找我的。他们有东西时，他们会开价，比如，有一次台湾和美国要做导弹防御系统的什么协议，这个情报他们开价三百五十万美金，有人来找我，我也开始跟他们谈了。可是这个事只做到一半，我就出事了。

香港入境处四大箱机密文件偷送大陆 问：在香港你都为大陆做过什么重要的情报工作?

赖：有一件事是大陆那边最喜欢的，就是帮他们拿到香港入境处的文件。我在香港时认识了一个人叫邓亚军，那些香港入境处的文件就是他搞到的。是我的车运进大陆的，运到北京的。安全部的人说，这些东西他们想了很久了，没有想到真地能拿到。为这个事很多人都 升官了。

问：邓亚军是什么人?整个事情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赖：邓亚军整天跟人家说他是安全部的人，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搞得我糊里糊涂。

问：他自己到处说他是中国安全部的，为什么呢?

赖：这个人很喜欢吹牛的，我问了安全部的人，他们说他不是。但是香港移民局入境处 的那些文件确实是他找人搞到的。

问：那些文件是你让他从香港入境处搞的吗?

赖：不是。我到香港不久就认识他，他整天到处跟人家说他是安全部的，可能是想让人看重他。我向安全部的人打听，安全部的人就说：这不是真的，别听他吹牛，这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他有时确实也帮国安他们做一点事，帮忙问一些事。但是安全部的人就说，他是个骗子。邓亚军常常神秘兮兮地说是去深圳开会、去北京开会，又去哪里哪里开会，我看都是吹牛的，骗人的。他就喜欢这一套。我知道，他不是像我入了档案的这一种。 他是自己没事找事做，骗吃骗喝。

问：偷香港入境处的文件是怎么回事?

赖：反正是交接之前，也是九七年了。有一天，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记得不清楚了。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有些东西要运进大陆，要用一下我的车。我也没有多想，就让我的司机给他用。进去大陆之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阿星呀，我们都立了大功了。我说：立了什么大功了?他说：这些可是重要的东西，北京那边想了很久了。后来，我打电话给安全部的人核实，确实有这回事。他们说，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够真的得到这些东西。他们都笑了。

问：具体是什么东西?怎么得到的?

赖：邓亚军在香港有一个朋友叫陈良，这个陈良在香港移民入境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档案的。他应该也是北京那边的人。陈良就趁每天工作的时候，复印那些文件，每天复印一些，再带出来。就这样慢慢积累，就积累了很多了。后来运过去四大箱文件。

问：多大的箱子?大概有多少文件?

赖：像装电视机的那种箱子，四大箱子。每个人一张纸而已，你说得有多少文件?

问：具体是什么文件?这些文件是北京那边什么具体的人，或者是什么具体的部门希望得到的?

赖：这些是国安部八局想要的。但是他们本来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可以弄到。这些文件对北京是很重要的东西。香港海关入境处每天出入境的人都要填写一份表嘛。这些表纪录了这些出入过境的人，什么时候出生，哪里出生，哪里读书，什么教育背景，哪一年参加工作，都在哪里工作过，从哪里来，去过哪里什么什么的。还有哪些人是从英国回来的哪些人是从大陆出去的?他们也想知道英国政府到底留下来个什么底子嘛，政府里到底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什么来头。

拿到这些文件，那香港整个社会可以说就都在那边掌握之中了嘛，对不对?将来要是有什么事情，那边就知道哪些人是怎么样，怎么样，能够信任哪些人，找哪些人出来做事。出来做事这些人是什么背景的，是不是可靠呀。九七了，不是说要“一国两制”了嘛，但是，不能是真的“两制”呀。回归之后我要知道你的底呀，不然怎么放心让你“两制”。

问：这些文件当中，有没有涉及到一些有民运背景的人?是不是这也是共产党要掌握的?

赖：当然喽。这些情况那些文件当中都有，有，绝对有的。他们就是要看一些有背景的 人，哪些人要有用的，哪些人要注意的。不用的，也要先掌握嘛。像李柱铭这样的人，他的 底是什么也要弄明白呀。这些人的档案都有的。

国安部给我记了三等功

问：是下是他们觉得，摸清了这些底，控制起香港来就容易多了?

赖：那边都不敢相信，真地这么顺利就能弄到这些文件。他们只是想，要是能够先拿到这些东西就好了。这是安全部的人亲口告诉我的，没想到就真地拿到了，真的。我事后有跟他们核实这个事，他们告诉我，这些东西都已经交到他们手上了。拿到东西他们才笑起来， 笑香港那边人真蠢。

问：这些文件在运出香港之前，你真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邓亚军自己不运呢?

赖：我真地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但是，你知道吗，运进去是最冒险的，是那时候从香港运进大陆，不是现在呀。我想当时如果被知道了会马上抓的。这种东西当时要是在海关查到，可能要判刑的。邓亚军要我的车送进去，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当时出事，他不在，又不是他的车，是我的车嘛，他当然没有事啦。已经送进去了，就说：我们大家都立功了。他还跟我说：我是故意让你立功的，好让你多有一点政治背景，将来做事更方便些。邓亚军 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问：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事?

赖：就是九七年那一年，具体什么时间我真地想不来了。反正就是安全部的人自己告诉 我的，这是他们想了十几年都没办法拿到的东西。

问：陈良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赖：还在香港移民局吧。我到了加拿大这边还跟他有联系。可是因为我在这边跟杂志说了梁锦光的事，那个姓陈的马上就换了电话，我再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这之前我还跟他有联系。这以后他才换了电话的。他应该还在香港移民局。那个梁锦光的事，我 只说了一点点，香港政府还出面澄清，他们不知道这里边很多事呢。

问：那么陈良还可以一直继续偷取香港的文件呀?

赖：不用了。以前要偷，现在还要用偷的吗?都是中国管了，现在北京那边想要什么跟香港他们讲就行了，香港会合作的，现在件件事不是都合作很好吗?

问：你还为国安在香港做过什么?

赖：香港回归之前，应该是九七年的年头，国安说为了香港主权的顺利移交，他们要派重要的负责人到香港常驻，希望我在香港配合。

问：你是怎么配合的?

赖：因为这件事国安还颁给我三等功。当时是安全厅厅长亲自到香港来，住在我的会景阁的一个单位里。另外我在伊利莎白大厦的单位，好像是二十五号，也是给他们用的。当时他们说，要在香港维护治安，防止台湾黑社会、香港黑社会他们趁机捣乱，还说要特别注意台湾黑社会“竹联帮”，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破坏计划。我记得还有安全厅的副厅长王复中，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林金栋当时负责这个事。

问：他们在香港能做什么呢?

赖：他们还跟香港黑社会谈过，希望稳住那些人，不要在交接的时候捣乱。细节我不想说了。后来，他们为了这个给我颁了三等功，发了证书、证章，我放在红楼我的办公室，很多人看到过。而且我的房子他们一直用到我出事了。

从国安义务特工到双面间谍

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中国国安部有关系的?

赖：很久了，我很早以前就和他们交往了，交往很深了。国安部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

问：那么后来你又是怎么被台湾方面看上，给他们做情报工作的呢?

赖：我也不知道。关于这个他们到底是怎么会看上我，我一直都不知道，也觉得这个事 很怪。我想，也可能是他们看到香港回归了，他们需要换一些能干的人出来做事。他们可能 就是在当地的圈子里打听，在香港的福建人当中打听，有谁是说话比较有用的了。

问：最初是谁跟你联系的?

赖：那时香港已经回归了，原来“闽侨会馆”的会长、当时也是星岛集团主席胡仙的生意做得不好。而我在香港的福建帮里，影响还算可以的，比较有威信的。我说话呀什么的，都是比较受尊重的。台湾方面当时在香港看上了两个人，我是一个。是台湾那边他们自己来人找我的，是台湾在香港的人过来找我。先来了一个人找过我，后来又是另外一个人来找我，他们说看上我有能力，是他们看上我的。他们找我谈之前，我就知道了。

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赖：就是因为我们安全部里有人在台北嘛。在香港这边，他们一决定关于我的这个事， 我们在台北机构里的人就通知了安全部了。这都是安全部的朋友告诉我的。原来安全部他们 还不怎么重视我，一看台北要用我，就赶紧把我叫过去，入档案、填表，作正式的了。

问；你说，当时台湾看上了两个人，另一个是什么人?

赖：另外一个是个美籍华人，我不认识，姓陈。

问：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姓陈的?

赖：这个情况也是安全部告诉我的。台湾那边决定了什么，安全部都知道，我在里边的 朋友就会告诉我喽。

问：台湾方面是怎么跟你谈的?

赖：台湾在香港的情况我很清楚。在香港的陈汉华，实际上是台湾在香港最大的官，是国民党在香港的党部书记，是比郑安国的宫还大的，但陈汉华在香港的活动不是公开的，是搞地下的。这个陈汉华，人不高，有一次“双十节”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见过他。当时我还和他、郑安国他们都照过像，我没拿到照片。陈汉华的这个机构就好像我们的新华社在香港那边的那一种。郑安国是对外的，是台湾旅行社的，他是明的。这是他们自已告诉我的，他 们应该是属于国民党系统的。

问：台湾那边具体是什么人来找你的?

赖：是国民党在香港的一个叫薛如龄（音）的，来找过我。是个男的，他跟我们安全部也 很熟，跟电影演员刘晓庆的哥哥也熟。 问：这个人的名字是哪几字?怎么写的?

赖：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好像是有个草字头的。等我有时间打个电话给晓庆，找她哥哥 问一下。

问：他在香港是给国民党做事的。

赖：对，对。

问：那他怎么跟大陆安全部的也熟呢?还跟刘晓庆的哥哥也熟?

赖：因为他以前曾经是台湾方面的代表，到大陆谈判过。

问：他是专门负责大陆工作的?

赖：对，对，他很早就过去大陆那边谈判过了。所有的事情是他跟我谈，由他告诉我， 他跟我见面。还有一个在香港大学工作的，姓陈，也是一个搞特务的。他还是香港大学的一 个副教授什么的，很年轻，这个人也到过我公司。

问：他们主要让你做什么?

赖：他们还没有具体说让我干什么。他们有一个什么协会，叫我参加这个协会。我想，也都无所谓喽。他们这两个人说，福建帮的人很多，有很多人要为他们做事，有人主动去找他们，他们都不理，因为看这些人不可靠怎么怎么的。反正这个事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们先跟我说过之后，我也没有怎么太去理这个事情。后来他们又跟我联系了，北京那边马上就又知道了。安全部就知道了，当时安全部早就跟我往来很深的。但是，还不是很重用我，也没有叫我正式加入，也没有入到安全部的档案里边去。这时侯，他们看到台湾看上了我， 是要用我，他们也知道我的能力喽，怕我真的给台湾那边用吧。

国安部批准我加入台湾国民党

问：你答应台湾那边什么事了吗?

赖：有呀，我想这种事情反正也没有什么，我知道也不是什么害人的事。他让我填一张 表，我说可以，他就帮我填表了，就填了。

问：填表作台湾特工?

赖：填了。他们还叫我加入国民党。

问：你加入了国民党吗?

赖：有呀，都填了表嘛。我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就是陈汉华跟这个薛如龄啦。这两个人做我的介绍人了。入党手续跟我们大陆入党一样的，也要有介绍人。还有，他们说，要当“闽侨会馆”的那个会长，要有两年的会龄才可以的。我当时还没有加入么，他们就把我入会的时间填在两年前。反正我填的那些表，安全部的都给复印去了，都存了档。

问：加入国民党的日期还记得吗?

赖：日期想不起来了。

问：大概是哪一年?

赖：就是九九年嘛。

问：九九年?就是你出事之前没多久呀?

赖：对呀。那时很乱，我要应付“四二O”，他们来查我的事了么，所以我也没有心情 去重视这些事。

问：我还是有一点弄不明白，香港是九七年回归的，台湾要换国民党在香港的人，那也 应该是九七年前后，不应该是到九九年才动手呀?是不是跟台湾大选有关系?

赖：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在香港找我的时候，宋楚瑜当时在台湾要竞选总统。他们来跟我谈，说要在我的公司找个地方。他们还跟我说，有十万国民党人在香港，这些人将来就要靠我了。我说：我什么也不懂，也不懂得开会呀什么的。他就说：不要紧，还有我们在后面，有我们在后面，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他们说，会在后面支援我的工作。

问：那么你给台湾那边做过什么吗?

赖：没有啦，我加入到他们那边也是国安的意思嘛。而且就在这时，就是“四二O”专 案组来查我了。

问：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事?

赖：你看多巧，查我的是“四二O”，因为当初罗干签的是四月二十号么。“闽侨会馆” 那边的会长胡仙也正是在四月二十号到期，要我接替。正好是同一天。那时我已经开始忙着 应付“四二O”的事了，所以台湾方面几次来找我；我都忙。。。 。。。

问：看来四二O这个数宁对你很特别，本来说四月二十号要你换胡仙的，却变成了被“四 二O”专案组调查。

赖：对，台湾那时是决定要推我出来给他们做。反正这些事大陆国安部都知道，八局都 知道的。八局不告诉我，告诉了陈主任，陈主任偷偷地告诉了我。包括那时拿到香港移民局 的那些那么重要的东西，对他们怎么怎么重要，都是他告诉我的，他们个个都因为这件事升 了官。

问：香港移民局的文件是你帮着运过去的，可以说，你的功劳很大，给你什么好处了吗?

赖：是我的车运过去的，这没有错，这是最危险的么。什么好处?就是现在来整我喽。

问：那大陆这边在台湾都有什么人，叫你怎么跟他们联系?

赖：没有，他们不会给我知道这些的，他们只是说，我们在台湾有人。只是告诉我这一 点。

问：但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总得有人和你配合呀，总应该给你一个内应的人吧，比如说， 如果你在那边有什么问题时……

赖：没有，我这边有什么事他们就叫我及时向他们直接汇报，就是这样，没有那边的人 跟我接触，只有香港这边跟他们接触。他们只说到我的事情，其他没有说。 解放军少将向台湾出卖情报是因我才破获的

问：你带台湾的几个人到大陆见国安部的人是怎么回事?

赖：对，就是叶炳南他们嘛。叶炳南他到现在还关着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这个叶炳南应该是要退了。他跟我说，想要给北京这边做事，要我给他介绍关系，我就给他联系喽。叶炳南拿了一张纸条，写了五样东西，他说：“我不懂怎么谈，你找一个北京跟我级别一样大的，跟我坐下来谈。”但他要求这边保证不会抓他。我跟安全部的说了，这边说，可以保证不抓。我就跟他说：“我给你保证不会抓，一定不会抓的。”

问：大陆国安部相信你的介绍吗?

赖：怎么不信?我跟他们讲过一些情况，这些都是叶炳南告诉我的。像台湾跟江苏当地合搞了一个洗车的，在哪个城市我不记得了，是那种自动洗车的，那是台湾特务点，专门在当地搞情报的，这个钱也是叶炳南他们投资的。还有在厦门的一间饼干厂，也是食品厂，也是台湾他们搞的特务点。我就先告诉国安这些，让他们重视这件事情。

叶炳南他为了让北京这边相信他真的知道一些很重要的情报，他是有价值的，他就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九六年三月份，中共中央军委开了一个会，很高级别的，在这个会上，与会的人不能作记录，不能录音。他让我去这边问问，有没有这样一个会?他就是要进一步让这边知道他是真的手里有重要的东西，他知道台湾住解放军高层里边有人，他知道是谁。这边一听，知道叶灿南说的是真的，就知道他不简单喽。然后我就把那张写了五样东西的纸条，拿给姓邓的看了，告诉那个姓邓的，叶炳南是什么意思。邓当时已经住在我红楼了么，我就给了他，他们在里面核实出来什么我就不明白了。

问：纸条上的五样东西都是什么?

赖：我就看到他写的一个头儿，其他我就记不清楚了。

问：大概都是些什么事情?

赖：大概是什么，我真的记不起来了。叶炳南就告诉我这个情况，说举个例子，叫我给他们，先给他们提供一个不具体的事情，让他们去核实，他们就知道了。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在九六年三月份开过一个会，是军委的会，不能记录，不能录音。看有没有这个会。大陆如果确实是有这个会，大陆就知道是有这种事，就会明白这个人确实是重要喽。当时那个事情是五十万美金，给了他五十万美金─就是叶炳南给了大陆这边那个向台湾提供这个情况的 人。 问：叶炳南给了谁?

赖：给大陆军方的这个人，就是被大陆枪毙了的这个人。

问：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刘连昆少将?

赖：九六年时，当时台湾正在举行大选，李登辉要上台，大陆这边不想让他选上嘛，就放飞弹过去，想把他们吓住。就是这个人，他就透露给台湾这个消息，说大陆放的导弹是没有弹头的，是吓他们的。所以台湾知道这个情况了：你放的导弹没有弹头，那不是放空炮吗?还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李登辉那时讲话的口气就很硬了，后来就选上了嘛。就是这样的。

问：那么叶炳南是怎么被抓的?

赖：我跟国安那边说好了之后，就约叶炳南来，他们来了八个人。四月五号他们住进厦门悦华酒店，我一直以为他们真的不会抓，还很放心。国安的人来了，跟他们谈了。但是，到了十号─好像是十号，他们就动手了，把人抓了。

问：都抓了吗? ；

赖：没有，只抓了叶炳南。《亚洲周刊》那个报导是错的，他们后来有更正。叶炳南给抓了起来两、三个月，那个人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问：刘连昆就被枪毙了?

赖：他就给抓出来枪毙了。就是因为叶炳南被他们抓了以后，把这些事全部都招供了出来。后来他们知道叶炳南在香港当了十年的情报站长，他搞了大陆很多情况过去，什么他都知道。他们就重视喽。但是，叶炳南要退了么，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然后他们就避开我了，把叶炳南抓起来，来硬的，要弄出东西来。

他们真的弄出很多东西。然后他们就给上面汇报说，是他们自己弄到的，根本没有说是我弄到的。

你知道吗?叶炳南供出来的东西都要全部报告给江贼民的，就是刘连昆着件事情气得僵泽 民拍了桌子，江泽民说：没想到我身边怎么会有这种人。没多久刘连昆就给枪毙了。

问：当时，刘连昆被枪毙时，好像不仅一个人被抓?

赖：对，还有一个叫邵正中，是个大校。这些也是我在安全部里的朋友告诉我的，不然 我怎么会知道。

叶炳南被抓后，人人都提了干，升了宫，还有一个是安全部给了八十万盖房子。可是， 如果不是我把叶炳南叫过来，那么大陆这边的很多事还不是会一直卖过去，怎么会这么快就 查出来了。我当时也很气，后来我就想，要想办法让罗干知道这件事。

关于刘连昆案，港台媒体自一九九九年下半年起，都有大量的报导。

报导大部份都确认，中国大陆破获了刘连昆、邵正中台湾特务案。刘连昆原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邵正中原是总后勤部军械局处长，大校。两人于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被以毒针处死。而当时，中共因此案共逮捕了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一名台湾居民姚嘉珍，姚嘉珍目前仍被关押在北京南苑看守所。另外有一个重要涉案人，据传是邵正中的女友，曾任解放军军医的沈昌丽，化名沈小丽，案发时人在西班牙，目前仍潜藏在西班牙。

报导称，刘连昆、邵正中于九十年代初就已经成为台湾的间谍。九六年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选之前，中国军方曾经召开高层将领的军事秘密会议，解放军强硬派在会上主张把台湾的西岸从南到北的四百公里范围内，以每三十公里为一个区域，用炮弹攻击，其中几个区域 再配以小型的核弹，把半个台湾炸翻。

在会议上，刘连昆出面阻止，刘发言反对说：我们发动这样的战争势必会引起国际间的 强烈反弹和制裁，而且，如果把台湾炸成了空城，解放军即使拿下了台湾又有什么意义呢? 刘连是的发言得到不少将领的支援。

随后，刘连昆向台湾方面提供了解放军的演习性质、次数、部队调动、飞弹试射次数以 及弹着点的相关位置等，特别是，刘连昆向台湾泄漏，解放军所发射的飞弹是空心的。

李登辉在竞选总统期间为了安抚台湾民众，公开表示，北京只是试射空心弹，是吓唬人 的。有人分析，是因为李登辉的炫耀，使得北京方面觉察到解放军内部被台湾渗透，于是开 始暗中审查。另外，九八年有台湾军情人员向大陆出卖情报，爆出了刘连昆、邵正中案。

现在，赖昌星的说法能否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呢?

通过歌星董文华递材料给罗干

问：你说，要想办法让罗干知道你做的这些事，那么你向罗干反映了这件事吗?

赖：我是通过董文华向他反映的。我先托大陆的一个记者帮我写了一份反映材料。这也 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算是大陆的一个大记者，叫李前，是部队的。写好材料以后，我就交 给董文华，通过董文华把这份材料送给罗干，董文华和罗干谈了十几分种。

问：为什么要通过董文华送材料给罗干呢?

赖：因为我送不到嘛。我跟董文华关系很好。

问：她能有这个办法?

赖：她跟罗干很熟，她跟中央领导都熟，没想到她如今也受了牵连。

问：好像这一次连春节联欢晚会都没让她出来?

赖：对。没想到牵扯到她。他们就是这样，凡是和我有关系的部下放过。

问：有人说，你曾经送一套房子给董文华，价值一千两亓万，装修费就花了六百万， 在北京亚运村。“远华案”被调查后，她已经主动退给国家了。

赖：没有，没有这种事。在亚运村?亚运村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问：你跟董文华很熟吗?

赖：是，很熟，熟悉很久了。我跟她说了这个事，她说，她愿意帮我这个事，就去跟罗 干去谈了，罗干这样才看到我那份材料。

问：材料上写了什么?

赖：我就把我所做的事情告诉他了。我写可关于叶炳南说的导弹的事情了，还有台湾培训的特务在大陆安排在哪里啦，多少人啦。还有台湾军方的那些情报啦，我想起来的就有写在上边。我想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我真的做了很多事，花了很多钱。我单 是在情报方面就为国家花了有一千多万，他们应该心里有数的。

问：你托董文华递信给罗干是什么时候?

赖：大概九九年五、六月份。

问：也就是“四二O”查你的时候?罗干给你什么回复了吗?

赖：罗干就批示说，让国安部把我做过的事全部都报上去。正好那时国安部的那个部长刚刚上任嘛，国安部的这个部长姓许，叫许永跃，他原来是陈云的秘书，后来在河北省当副书记。这个部长刚上任，正好他有事到福建来，我就一直催他去找中纪委和“四二O”，去 帮我谈这事。

问：董文华是不是也是安全部的人?

赖：不是。

问：那她为什么参与这件事?

赖：她是我的朋友啊。

问：什么时候认识的?

赖：我跟她认识好多年了，具体时间我想不起来，九四或九五年吧。董文华跟罗干谈过之后，国安部又问我了，说：你是不是通过什么人去找过罗干?我说：是找过。我就是送一份材料给他看看。国安部的告诉我，说已经把我所有的材料都写上去了，报告给上边说我提 供重要情报四次到五次。

台湾特务现在的行踪我仍然知道

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