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沈阳司法局长出逃历程

一、出逃

** 脱离中共

记者：您什么时候来到加拿大的？当时是以什么名义来加拿大的?

韩：我是2001年九月份来到加拿大的。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来到加拿大的。但实际上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就是我脱离中共。

** 怕家人受迫害保持沉默

记者：来到加拿大三年多时间是什么原因使您愿意现在站出来讲话？

韩：我来到加拿大三年多时间，我虽然一来到加拿大就向中共沈阳市委提出了辞去我在沈阳市担任的一切党内外职务，但是我并没有说其他的话，这是因为我担心它们迫害我在沈阳的家人，事实上我的妻子，也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比如说传讯，一直到现在的监控。后来我不得已在去年跟我妻子离婚，为了使她跟我没关系，但是她仍然是作为监控对象被监控着，她的护照仍然被扣留。

** 受澳洲陈用林郝凤军鼓舞

到现在呢，最近听到新闻媒体上，在澳洲有悉尼领事馆的政治领事陈用林勇敢的站出来脱离了中共，同时天津市610办公室的警察郝凤军也站出来，还有一位官员也站出来，那么这几位的行为我很钦佩，我也很受鼓舞，我也愿意站出来声援他们、支持他们，同时也揭露中共的一些丑恶的内幕，来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加拿大人民来更好的认识中共的真实面目。

** 对中共极度失望

另外就我个人而言，我正是由于对中共的极度的失望，以致于可以说是绝望才脱离中共的，才和中共告别的。我也愿意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也愿意在这里把我所知道的中共的一些丑行予以披露，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一个使命一种义务。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包括加拿大人民中国人民更好的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实现我的人生信念。

** 中共像从核腐烂的苹果

记者：您早期也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工作的领域显然也是得到赏识，所以提升的也很快，做到重大城市司局级干部，是什么原因使您产生要决裂中共，而且勇于站出来揭露它？

韩：我有20多年党龄，1980年3月5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在南开大学七七级学生里边，我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时是那么一种信念，就是跟着共产党为人民造福，也确确实实是想跟着共产党把社会改造的更光明，更温暖，就是这样一种信念。

所以毕业以后一些大的机关没有去，投身到沈阳市公安局，一点点做起，觉得可以去扶正祛邪，伸张正义，后来一点点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发现中共就像一个苹果从核开始，逐渐向外已经开始腐烂了。

** 从六四、法轮功到《九评共产党》

记者：有没有什么一些大的事件促使您有这种转变？

韩：我的开端就是六四事件，那时我深刻的认识到中共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假的，当人民和中共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会毫不客气的动用军队来残酷的血腥的镇压人民。从那开始我就对中共有认识，并且逐渐逐渐一直到法轮功事件，使我彻底的对中共绝望了，因此出来了。出来后向中共辞职，实际上就是表示决裂了，出来之后我看到了很多的现象，特别是最近的这些事情。

我也看到了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我详详细细的看了，我觉得写的非常深刻，我希望所有的中共官员都能看到，使自己对中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九评》深刻的揭示了中共的本质，虽然我年过半百，但是我愿意为改变中国统治现状尽我的微薄之力。

中共必须：第一，开放党禁，结束一党专制，第二，给予舆论自由，真正的舆论自由，第三，实行司法独立，这三条它做不到，迟早有一天会受到人民唾弃并走向灭亡。我也希望所有的中共的官员认清形式，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从人类进步的规律这个角度来认清自己的使命，认清自己应该做什么。

** 加法庭：中国公安、司法为反人类部门

记者：问您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这次决定站出来，有没有什么个人原因？

韩：个人原因也有，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个人原因就是，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我认为我应该能得到加拿大的保护，而且我咨询了卢森堡律师，他说你没有问题，应该得到保护。

记者：您出来以后申请了加拿大的政治避难？

韩：对。

韩：您认为加拿大为什么应该给您保护呢？

韩：因为我是从那种专制体制中叛逃出来的，是反对专制和反人类的，但是我莫名其妙的遭到一位法官的拒绝，他认为我所工作过的部门和职务，我是反人类的。

记者：他拒绝您的理由是因为您在司法局呆过，而且当过主要领导？

韩：我在公安局司法局都呆过，他认为这样的部门是反人类的部门。

记者：是他认为还是加拿大有这么一条法律把中国在司法系统公安局司法局这些部门工作过的人员都犯有反人类罪的嫌疑同犯？

韩：可能加拿大移民法中有这么个规定，或者他们对于国际难民公约的一种具体的解释。但应该客观的说，中国的公安也好，司法也好，监狱也好，它有确确实实有作为中共统治工具在中共和人民发生冲突的时候，残酷的镇压人民这一面。

但是它有另一种全世界警察部门共有的职能，就是打击普通的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有这种职能。把中国的公安机关监狱啊这样一些国家机器建立的目的就是践踏人权的，是反人类的，我觉得这不公正。

第二个不公正，就是我虽然在这个部门工作，还有一个个人的态度，个人的表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积极的跟随中共来践踏人权迫害人民还是说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保护？这应该是有区别的。

记者：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中国的那种大环境下，加入到那个行列，有很多成分不是自己决定的。

** 站出来说话的后果

记者：您现在站出来说话，您考没考虑到您的后果？

韩：我当然考虑我的后果。

记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韩：我已经是被中共视为叛党叛国分子，在2002年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还有沈阳市的政法工作会议上，我都被点名通报并且被认为是叛逃，这个罪名已经是很大了，我无论什么时候落在中共手里，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我现在站出来，作为中共而言，我肯定是罪上加罪，但是我不怕，我认为为了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共的真实面目，为了促进中国人民更早的摆脱中共的黑暗统治，能够让加拿大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个人已经年过半百，死不足惜。

** 从高官厚禄到打工

记者：韩先生，您现在在多伦多做什么？

韩：为了生存，我做过许多事情，包括打工，开出租车，还做了一些小的生意。

记者：从您国内高官厚禄的那种条件转而现在在多伦多，靠自己的劳动甚至是很艰苦的劳动才能生存下来，这个反差是满大的，所以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动力使您放弃了那种高官厚禄而且是后半生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愿意选择现在这条路？

韩：我思想上起源于对六四事件的看法，最后下的决心是对镇压法轮功的看法，这期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思想上逐渐的变化，逐渐的认清中共这样一个过程。

** 不想为中共卖命了

也有人问为什么你没有早出来，也有很多机会嘛！

确实有很多机会，94年我第一次出国到美国，97年又去，97年那次我在美国呆了三个月，就不想回去了。但是那时因为是公务出国，我不回去，批准我出国的人会受到株连，我不想任何人为我的行为受到创伤，所以我想想就回去了。然后又等机会。98年又得到加拿大的签证，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但出去的念头越来越强了。

为什么？首先是我不想为中共卖命了，我不想再违心的带着面具，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或者说做昧着良心的事，这是我最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这样活着是一种耻辱，我一生中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记得我在登上泰山以后，写过一篇《登泰山记》，发表在南开大学的学报上，我记得我写的最后两句话是：愿天地更光明，愿人间更温暖。这是我的信念我的理想，可是我跟着中共不可能实现，而且是背道而驰，所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次我看到中共那种腐败，我个人要想在官场上，在那种体制内，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出来以后很多人议论纷纷，引起很大的轰动，也引起很多猜测，很多人不理解，你为什么放弃了高官厚禄？放弃了优越的生活？而且放弃了前途？为什么？首先就是我说的信念的问题，政治上的信念已经和共产党格格不入了，其次，看到那么多腐败，我也身在官场之中，在这个官场中我很难把握自己，如果我不随波逐流，我会被视为异己，说不定哪天我也沦为阶下囚。这也是很可能。我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我在辞职报告中说，我感到官场太黑暗太残酷，所以我要急流勇退。

** 辞职报告

记者：您这份辞职报告是在你出国之后？

韩：我是在北京写的这份报告，到这来第二天，2000年9月18号，就拜托我的一个朋友传真发给了国内。我辞去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因为我这些年深刻的感到官场的黑暗和残酷，我想到一个真正实行民主和法制的国家生活，我想换一个活法，主要内容就这些。

很多人说是不是有什么经济问题他逃了？我从容的离开。我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我唯一能惧怕的就是，如果中共抓我，在我同情和帮助法轮功这方面沈阳市委已经非常不满意了。它们能在这方面处罚我。

** 我不是贪官

经历方面，我不是贪官，我没有利用职权向任何人索要过任何钱物。这里也有可证明的东西。从我出来的时间来看，辽宁省所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慕马大案”那时已经结案，第十届党代会在2001年7月25号召开，在那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中共沈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574票我得567票，辽宁省司法厅厅长打电话给我说，祝贺你高票当选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事先要经过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的。

我在辞职报告中提到，我早就想走，但是由于这个案子没结束，我不能因为怕被怀疑有什么经济问题。这个案子结束了，党代会也开完了，我也当选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了，7月31号当选的，8月 1号公布的，8月12号我就去美国考察，9月6号回到中国，9月16号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背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 月亮圆了的时候

来到加拿大之后真的是落差很大，举目无亲孤独无助语言不通，一切都从头开始。在国内别人给我开车，在这我给别人开车，在国内我有四室一厅17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这我住在十几平方英尺的地下室里面。生活的艰苦孤独寂寞，种种的艰难，特别是月亮圆了的时候，我也很想念我的亲人，但是我不后悔，我的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有信念的人，都想履行自己的信仰，都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一点不后悔。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觉醒。

记者：像您说的，在中国那个环境里边，您有很多公检法的朋友在知道加拿大可能把这些人划分为犯有反人类罪的协同罪犯的时候，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韩：加拿大政府应该研讨如何理解国际难民公约如何执行，应该是有区别的。中国的政法部门的职能中也有平常的通用的职能，在这些部门中的人表现也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即使是在纳粹统治中，也有个别是例外，举世皆知的辛德勒就是纳粹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他利用他的作用保护了上千名犹太人。

加拿大政府不批准我的政治庇护，伤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心，而是一批人的心。会使人觉得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没有正义可言了，也会使更多的人不敢在投奔到西方的文明社会中来，会使更多的人不得不死心的为中共卖命，会感到绝望，会感到看不到光明看不到亮点，所以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检讨这个政策。我也相信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 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

记者：您想对您国内的同事们说些什么？

韩：我的同事们我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我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共事的情景，回忆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我相信他们在那恐怕也是活的很累。我希望他们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最起码选择恪守良知。对人民要善，对受害人要善。要想到黑暗毕竟是暂时的，中共的统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也将会是短暂的。对于人来讲，人活着，要正直，要善良，要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同事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言行，不要跟中共走的更远，更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

** 叛党不等于叛国

记者：多伦多大概有几十万华人，您刚才说您的出走事件，中共已经把您定为叛党叛国，势必会影响到这边的华人对您的看法和认识，您想对海外华人说些什么？

韩：我想熟悉我的人，从个人关系上讲是有很好的友谊的，但是从政治信念上不一定认同，特别是在我说了这么多话之后，可能会对我敬而远之，这里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说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我的行为就象中共所说的属于叛党叛国。

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中共目前是统治中国的一个政权，它并不能代表中国，它现在只不过是在统治中国，它的生命力是有限的，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永存的，我脱离背叛中国共产党，不等于我背叛中国，更不等于我背叛中华民族，我非常热爱我的祖国、我也非常热爱我的人民，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理解到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