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

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法。因为我刚从台湾过来,对一些在中国内地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会视若无睹。的确,内地学生的行为和欧美甚至港台学生的行为,大大的不相同。我们虽然不忍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研究,作为时代的见证。学生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伦,改变社会现状。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其时,全世界也正注视着这些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来面对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们当然理解,年轻人个人的问题,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定会适当解决。而该思考的是,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为。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混乱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的区域发达了,大量吸收内陆的人力,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劳而获的机会。只要占住了重要的位置,挡住别人前进,多少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我们可以在清华大门口的街上,看到有些对红灯视若无睹的清华学生,一对对牵着小手闯红灯,悠哉悠哉漫游过街,可以让百辆车子紧急刹车而不以为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训练的新中国一流大学生吗?2003年夏天我回台湾时,遇到了我的老师刘达中教授和作家陈映真。他们都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吗?”我的回答如下,城市里的中国人有钱了,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但是要他们为公众利益付出一丁点儿,他们就不愿意了。当这些人没一点共识,没有一点共同价值观时,我们如何称之为中产阶级呢?这种中产阶级如果兴起,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万万无法代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再回到被惯坏的清华学生身上,他们一样具有全世界中产阶级斤斤计较的特性,却又不肯好好学习。总以为考上了清华,就能当总书记了。只要稳扎稳打,不犯大错,总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要知识。大部份学生上课的时候,只留意老师放了什么资讯,可能要考什么。很少理会一堂课内所教的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非常容易证明,只要上课明白说出的一句话,好像会考,他们就会回答。如果需要综合两句话的推理思考,他们就不知所措。即使心里明白,也不敢把心里明白的事情写下,或者尽量写的模棱两可,多拿一点分数。如果不给公式,学生不会算,也不敢推导公式。这样子的态度,不正是明证。他们上课,不理会老师推导公式的思路,大都死记最后公式的结果。上学期我上完光学,考试第一题如下:“如果你的近视眼很严重,不戴眼镜能看清楚显微镜的影像吗?”这样的问题,一百个修课的学生内,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会答,还有四分之一答错。这个问题,起码清楚表现了两件事:一、课本里没有的他们不会;二、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的照相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会将上课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上。这些知识只是用来考试,让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之中,才有一些是愿意知道,喜欢知道的人。上个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概念。我思考这句话三十年,回到祖国后,突然发现中国的现状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非常类似。当年的美国,被欧洲人瞧不起,认为美国人没有文化。虽然教育水准低落,却有欣欣向荣的活力。杜威说生活即教育,让美国的教育和实际结合起来,也去除欧式教育中的矫揉造作。中国的现代教育,应该吸取这个宝贵的意见。事实上,杜威为胡适的老师,正是胡适当年在大陆宣扬杜威的教育观,延续到台湾。而我回祖国后,见到学生的问题,似乎又回到胡适在北京的时代,一百年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学生们不敢问问题。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现象。当然,我们在台湾对这个现象并不陌生。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听一些演讲,如果授课老师不在场,他们喜欢在同学面前大放厥词,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往往不知道,问的问题和演讲有任何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妆饰、和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模糊记忆。竟然有学生辅导员对新生说,你们尽量背,考完就忘记掉,不然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课程。清华大学怎么能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扮演大人的角色,在学生内部流传一些不入流也不正确的观念,培养了一群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清华的学生还有一个特色。正是因为当年高分考进清华,受到了很大的奖励,从此就对分数特别感兴趣。学生之间,以分数作为一切评价标准,有了高分就高人一等。拿不到高分就去修更多的学分,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拿不到高分。甚至有大学三年半修了一百八十多学分的例子,平均一个学期二十六个学分。这样的学生,往往对所修习过的课程一无所知。清华大学应该降低必修学分,严格把关控制品质。前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一位北大附中的老师说,现在四月正忙,过几个月学生进了大学就好了,只要交钱就能毕业。言下之意,大学教育不如高中教育辛苦。我想,这个看法在学生之间是普遍的,念高中比念大学辛苦。有的学生不但不认真念书,还敢来恐吓老师。我就碰到几个例子,找了教委来学校关说。清华大学严进宽出,已经是有名的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学校怕学生闹事,多少有点政治紧学业松。这件事再不倒过来做,抓紧学业放松政治,明显和经济崛起的中国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中国放松人民币汇率和管制,已经箭在弦上,是多久才能完善银行体系的问题,是能忍受多少关税报复才开放的问题。只开放人民的口袋,不开放人民的脑袋。成吗?中共应该有更大的自信,经济发达后,中产阶级检查自己口袋和堵车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就算是八国联军再来犯,不到廊坊已经堵在津京高速路上,进不了北京的。学生也是一样,花脑筋赚钱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学生已经没有政治的热情了,学校不必太担心,应该好好的抓学业。混文凭不该毕业的,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动手。不但千方百计逃避动手,还会去耻笑动手的同学。作为老师的我,千方百计的强迫他们动手,甚至不惜以退学要胁这些学生。我必须承认,即使这样,仍然所获不多,或者面临损坏设备的风险。我们发现,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动手。背后的原因往往很简单,除了考试,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动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而上观念,根深蒂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动手,由小学到大学一路因循下来。再者,现代的电脑普及,又有很多网路新贵产生。这种弄不坏、不必负责任的玩具,反而给了他们很大的动力。还有,动手的分数通常不好评价,老师会送分。学生花很大劲学习动手,不如一个计算所得数字的成本效益高。老师不重视动手评价,学生当然不会重视动手。系里和老师的研究室里,没有摆满手册和厂商零件目录,学生当然除了玩软的不能玩硬的。学生最常找的不动手理由,就是设备不够好或者没有设备。我们发现,最好的设备给他们,他们也不用,更何况让他们自己建造设备和修设备。最好的创新科研,绝对没有配套的设备。往往在设备不足的情况,才能激发想像力,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方向。国外学校经常有一些竞赛,鼓励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把所学知识运用来创造新的小发明。我们不也是该认真地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释放学生的想像力和能量。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当光照到物质上,多少时间之内光电子会被释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一起回答:一个纳秒。这件事让我吃惊万分,他们可以由一个老师或某本教科书上得到错的答案,完全不思考这个答案的荒谬性,和教学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上学期在期末考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方法,物理学和你所就读的学科方法,有何不同?竟然有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回答,物理有很多要背,生物也有很多要背,非常不容易同时记住。我宁可相信他在和我开玩笑,不然我如何自处,到底是怎么教的。中文的教科书有几个大弊病,略举两点如下:一,不与时俱进,不能不断再版,更正错误和更新知识;二,没有良好的索引和参考文献,学生学完之后,无法一辈子用来翻阅。学生宁可花钱买手机、电脑和配件,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太令人失望了。好的外文教科书,都有中文翻译本,但是这些翻译本的再版往往更不上时代。在中文教科书完善之前,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外文书籍,而且减少学生使用翻译本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不认为,上面列举的现象是我捏造的。不免要问,中国该何去何从?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虽然可以随时琅琅上口一些专有名词,似乎学习了很多。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他们就像文化大革命里的样板戏,架势十足好看,内容简单易懂,却不深刻。我必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而以,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我们不能再纵容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华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够创造更进步的文明社会,就不配走出清华大门。要让他们知道,再聪明的人,也需要严格的锻炼。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不只是海淀清华园,而是五大洋五大洲。◎

(作者:程曜,北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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