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等--党性乎？人性乎？

文章说的是，胡乔木在作为政治家的时候的严厉、苛刻与作为文人、长者时候的宽容、大度，前后判若两人。

作者80年代初的时候，因一篇中篇小说《蓠蓠原上草》，受到了来自“上面”的严厉批判，罪名是：以“人性论”代替“阶级性”。责令要在《人民日报》写出检查，并有逐步升级，上纲上线的架势。这对于任何一个刚刚从文革走离不远的知识分子来说，都会有一种如惊弓之鸟般的寒栗。而这个“上面”就是胡乔木。此时的胡乔木是个政治家。一年以后，胡乔木到长影厂视察，陪同的就有张笑天。胡突然关切地问张：“去年，因什么作品批了你一下呀？”，张毫无思想准备，仓皇间只好以苦笑作答。只见胡乔木轻挥右手，同时嘴里面发出不屑地一声“哧”，潜台词是：狗屁一回事，不必挂怀！
把个张笑天是看了个目瞪口呆。此时的胡乔木是个文人，更是个长者。

如果说胡的前后两种态度令人诧异的话，那么，还有更惊的在后头。又是在一年以后，张的另一部惹争议的电影作品《黄河之滨》几经周折，终获通过。胡乔木在调看样片后，召约了张笑天等人一次。在此我们原文摘录如下：“不知为什么胡乔木在谈话之先有个约定：随便谈谈，不要纪录，不必传达，更不能发表”“胡乔木是从称赞《黄河之滨》谈起的，他说：‘《黄河之滨》是好片子，很感人。但是，认真来说，也没有脱出政治的范畴，连你们电影节说好的那个《红衣少女》也没有脱离政治这个框子。真正感人的作品，真正能长久流传的作品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写作品、拍电影首先考虑政治。我脑子里，过去茹志娟写的《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写了人性......’”

胡在这里私下承认“人性”是文学作品永恒的题材，真正能够传世的作品必定是发自自然的对人性的讴歌。这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前一部作品正是犯了“人性论”而挨批的，他怎么可以公一套私一套呢?唯一可能而又顺理成章的解释就是：批《蓠蓠原上草》并非其本意，大概是无奈于“上面”的“上面”而为。但我们对照另一件事，似乎又不支持这种解释。

也是在80年代初，周扬的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问题的再认识》惹恼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批周前胡乔木特地去看望了一下周扬，临别时对着周深深地鞠了一躬，使人看了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灵震撼，因为这是典型的晚辈对长辈的谦恭，是那样地传统；那样地礼仪。第二天《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杂志便对周扬发动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并计划向纵深发展，要不是邓小平怕影响了好不容易才迎来的改革开放，一声喝厉：“你们想干什么！”，恐怕要再现一次文革初的景观。要知道此时的胡乔木可没有“上面”的“上面”迫其无奈，完全是其“左”的意识形态观使然。（搅笑的是，京都知识分子界戏称胡为“意识形态沙皇”）

纵观上述，我们便不难解释胡乔木在人前人后，公上私下表现出两幅不同面孔的原因了，这就是他的双重人格特征。当他把自己置身于政治家的位坛的时候，是那样地冷酷、严厉，此时更多的是“党性”在支配着他的思维；当他复归于文人、长者或晚辈的时候，又是那样地温厚、谦恭，此时是“人性”在左右着他的灵魂。

有趣的是，我们不能不顺便再谈一下周扬。我们知道周扬与胡风从30年代的“左联”时期开始，有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纠葛。此期间，周一直是“党”的化身、文艺界的太上皇，是“整人”的人，而胡风一直是被整的人。但私下他对胡风的评价是:“胡风对文艺思想的理解非常深刻，在当今中国的文艺界无人能超过他。”周曾对胡风的爱人说：“他这个人就是不懂政治”，言语之间透露出七分自信和三分对他人的怜悯。但捉弄人的是，在生命的暮年时刻，他却栽在了比他更懂政治的胡乔木手上，并由此抑郁而死。把卷沉思，不能不令人生发出许多感概。

言规正传，其实这种双重人格的特征，在党史人物中并不鲜见。比如贺龙，曾被毛泽东誉为：对敌斗争狠。缘由是在30年代红军苏区时期，贺龙的一个叔父自认为彼此亲情不薄，于是前来做说客，他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被侄儿给杀了，真是冤鬼无常世事难料。究其原因，大概是此时的贺龙正受到来自共产党内部的诘诟（打AB团），他（叔父）的到来，更会使贺龙有口难辨，没办法，只有杀了地主叔父，以证明其阶级立场的坚定性。谁叫他撞错了时机呢！此事被国民党攻击为：共产党没有人伦！但要知道在革命
队伍内部他却是个爱兵如子、爱民若父的典范！

周恩来，是万民敬仰的道德家，党内的楷模。但究其历史也曾在“革命”的名义下做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说30年代初的上海，党内出现一宗顾顺章叛变事件。周恩来一声令下，亲自带人处决了顾的全家，大大小小连保姆在内共20来口人，就地掩埋于宅院内。此事被国民党报刊大肆渲染：共产党毫无人性,惨绝人寰！

如果说此举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于无奈，不如此不足以挽救党的机密；如果说此时的周恩来尚且年轻气盛，做事难免失于激越，那么，晚年的周恩来呢？是否就炉火纯青，道德圆满呢？这里有一份不久前刚刚解密的档案，大概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这份存于中央档案馆的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详细揭示了文革初朱德元帅遭受猛烈批判的冤情。事情起因是，毛泽东就发动文革作了5.16讲话，其中谈到：“党有分裂的可能”；“党内有野心家”；“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等等。本意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在当时，就连周等中央元老也莫名就里（周在文革中曾坦言：对文革我也理解不透，我们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想来想去也只有朱德才有功高震主之嫌，加之他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于是，便对老实憨厚的朱德进行了猛烈地开火。以至于毛泽东后来不得不出面澄清：“朱德是红司令”；“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

记录显示：周先是做了一通自我批评，然后话锋一转直指朱德，狠狠地说：“至于你的问题那就更多了”；“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你是常委里面的定时炸弹”等等。

这里面数陈毅的发言最长也最为猛烈：“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想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至于薄一波的发言就最为有趣了，因为它是有根有据的，这就是：历来政治上不得志者都喜欢摆弄兰花－－朱德养兰花－－所以朱德有野心。

林彪的发言非常狠毒，我们就不屑于提它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个鬼。

面对昔日战友、今日同僚们的诟病，朱德只能嗫嚅地争辩说:“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

提到薄一波，我们不能不再有趣一回：据薄一波回忆录透露，初粉碎“四人帮”时，薄一波觉得时机成熟了，想翻一翻自己的冤案，可是先从哪下手呢？想来想去想到陈永贵，因为陈也是山西人。文革前，薄官至副总理，炙手可热。陈永贵每次到京都要找薄办事，见面后照例要吹薄一翻：什么“薄副总理呀，你是我们山西的骄傲呀”之类的。薄自认为有人情在陈名下，于是就找到了陈永贵，谁知陈甩出一句话，不仅让他从头凉到脚，而且简直是羞愤难当：“叛徒还想翻案！” 薄一波回忆至此感概万千：看样子一个人的品德是天生注定的，纵使能伪装于一时，一定条件下总是要露出真面目的。 不知此时的薄一波是否也回忆起了他当时诟病朱德的往事？

又言归正传了，周等老帅何以会抛弃数十年的战友情谊，冷酷无情，甚至是罔顾事实，诟陷本早已淡出政治的老实忠厚的朱德元帅？那就是左倾盲从思维使然，为的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持高度的“党性”，以走了“火”的，变了“味”的所谓“党性”代替了人类普世价值的人性。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令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