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反运动
*发动根源和起因
中国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先生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唯有农民造反政权，才有打土豪、分田地和镇压反革命的行径。而在世界近现代的形形色色革命中，却只有马克思为发动欧洲共产革命，提出了一整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共自建党起，就承袭了俄国共产专制与中国农民暴动的双重传统，中共的本性是发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内在动因。由于传统农民革命皆具有嗜杀的特征，再加上靠嗜杀成功的苏俄，又曾直接命令并派人指挥中共执行烧杀政策，因此中共有着嗜杀的本性。它既成为中共夺取政权而实行的主要手段，又成为它在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政权所采用的统治方式。此外，经济上的困难使人民生活困顿。中共为了转移视线，决定掀起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反中的血腥屠杀和后果
中共在建国前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镇压。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国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的约为二百万人，另有特务份子六十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六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以往的运动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但是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和7月，又下发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断言“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上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偏向，以致还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份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要求各地“当杀者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劳改者应逮捕监禁加以改造”。
上述“反革命”的总人数已被严重夸大，加之中共还要纠正右倾偏向，所以，在正式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前，就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冤杀和枉杀。这与历朝“封建、反动的开国帝王们”(中共语)因开国而大赦天下，并尽量任用前朝贤能相比，实有天地之别。
而中共镇压的“反革命” 大多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反之，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一个“政协委员”或什么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中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所有省主席、厅长、主任委员之类高高在上，在基层没有半点实力，留着他们无害。反之，基层力量控制在县长以下的区、乡、保、甲长手上，所以对这一阶层非杀不可。
在发动土改和城市工商改造不久，中共于1950年10月10日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掀起了镇反运动。1951年1月30日，毛泽东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停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外，又指示“其他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2月21日，中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的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有些军公教人员已经被中共判过刑，三年、五年劳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时不说任何理由，一律重审，即时枪杀。
配合中共中央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中共大肆掠夺，在政治和财政两个方面均达到了目地，从而使得人民从此再也不敢有非共之想和非共之为。
显然，中共在镇反中制造了旷古未有的冤假错案。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灭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军公教人员最少在五百万人以上。 1953年，公安部长罗瑞卿曾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压、刑设逼供、夸大和造假案”。而上述“错误”在中共的历次运动中都并不罕见。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毛坚持在对镇反运动的评价上“根本没有错”，并拒绝甄别平反。
八十年代，中共终于部分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一大批曾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的国民党官兵，被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惨遭杀害；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因起义、投诚而参加解放军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2.2万人。
据一位在新疆劳改部门工作的中共干部称，四川省被判处七年以上并送至新疆劳改的反革命犯就有7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到1979年8月上旬止，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类份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份子帽子的，就有329853人，占这类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五，其中官方承认错划纠正的仅有14846 人，占摘帽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五，也就是说，扩大了二十倍以上。其中许多地方富农和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因对朝鲜战争和国内形势发牢骚等而以反革命处死者，只能算罪有应得，根本不在平反之列。
上述数位和比例虽然已经能够证明，中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几达数百万以上，并且绝大部份是冤假错案，然而，由于上述数位还仅仅是由今日仍然在当权的中共所统计，特别是由于反革命案本身在历史和事实上的根本不能成立，所以，中共究竟在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冤杀、冤判和残害了多少人，那就只有等到中共档案彻底解密之日才能尽知了。
镇反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强了中共的极权统治，也使中国人在经历了土改和镇反运动后，开始对中共的统治噤若寒蝉。
“五反”下的工商改造：城市资产阶级的被消灭
中共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改造运动。
在此，我们首先说说“ 三反”运动。该运动主要是针对腐败的中共党人的。建国后，大批在农村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的中共党员，进入城市接触了花花世界，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受，“换爱人”，更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鸦片烟鬼。由于天津密连北京，很快被毛泽东知道。尽管毛本人个人生活也极度腐化，但为了稳定建国初的人心，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由此，毛下令展开“三反” 运动。1951年12月1日，中共发布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史称“三反”运动。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中共党员被判了罪。但此后不久，毛决定彻底改造和清除导致中共党员“变质” 的根源：城市资产阶级。但其根本目地却是为中共敛取资产，消灭资产阶级。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
在工商改造中，中共宣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杀人”与“诛心”并用。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物件。
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时任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哪一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这样在几年内，共产党就在中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
1953年中共颁布“统购统销政策”，强行毁灭历经晚清和民国近百年的奋斗才得以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强制架构专制权力型经济、即无计划的所谓中央计划经济。1954年，中共又发布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公私合营的决定”。中共亦在经济领域确立了专制统治。
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消灭信神民众
因为共产党是不信神的，那么为了达到中共的一党专制，就要在精神上消灭民众对神佛的信仰。由此，中共在农村发动土地改革和在城市中进行工商改造的同时，又发动了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
1950 年，中共向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文件中指出，封建会道门组织乃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工具。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帮派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定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于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次运动打击了广大信神向善、遵纪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不下三百万教徒、帮会成员被抓被杀。在广大的城镇乡村，几乎每户都遭到盘查，连农民供的灶王爷也被砸碎。在杀人的同时，更进一步确立了只有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从此以后，便有了所谓的“爱国”信徒。只有做了“爱国”信徒才能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如果不这么做，就成为打击、专政的物件。
据统计，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一万一千多名教徒被杀，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罚款。
至此，中共在中国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迫害了广大城乡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根基。而在上述一系列的全国大规模整人运动中，每次运动共产党都动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机制连同党委、总支、支部，凡三人则成一战斗堡垒，深入乡村街道。无处不在，无事不管。这种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网路式控制结构，在后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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